从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成就想到的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己丑 耶稣2015年7月12日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纪念日中，我们重温抗战历史，不仅是要让子孙后代更好地牢记历史、珍爱和平，还应该记住那些在危难中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卓绝贡献的中华儿女，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优秀品质。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曾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不仅以自己的学识、才能、文化特长服务于抗日宣传，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还用生命保护着中国的文化命脉，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为实现中国民主富强的梦想奉献自己的才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不久，中国许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为保护中国的文化、科学、教育和人才，将大批学校迁往内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高校西迁运动。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几省，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武汉大学迁往四川；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还有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一部分大学由城市迁往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抗战时期内迁的大学，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师生们的生活也异常艰难，但无论环境怎样艰难，他们依然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学生发奋读书，教授认真教书、积极科研，在危难时期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才，科学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迁往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抗战前后这艰苦的十年（1936-1946），反而是它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由一所后起的地方性大学发展为有一定影响的全国性名牌大学。湄潭的浙大师生，以破庙为校舍，在桐油青灯下读书，粗茶淡饭聊以果腹，却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物理学领域，王淦昌教授关于探测中微子的研究，在当时直至今天对国际学术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著名函数专家陈建功教授与微分几何专家苏步青教授主持的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在数学研究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国际上形成了“浙大学派”（也称“陈苏学派），与当时的美国、意大利两大学派三足鼎立；著名实验生物学家贝时璋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在国际生物学界引起强烈反应；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在微量元素、生长素和植物早期生长的关系方面的研究，遗传学家谈家桢对”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的研究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外，农业化学系的朱祖祥、周后复、土木工程研究领域的钱令希、化工系主任李寿恒等教授都取得让世界瞩目的成就。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到贵州，看到这贫穷的山区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非常惊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他到湄潭参加1944年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后，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有近50名浙大师生抗战期间曾在遵义、湄潭工作和生活过。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就是在湄潭浙大读完一年级后转西南联大的。 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1939年，新校舍落成时，只有36栋学生宿舍，都是茅草屋顶、泥土坯墙；办公室、教室、实验室56栋，也都是泥土墙、铁皮盖顶；食堂2栋、图书馆1栋，系砖木结构。因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 l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联大教授们的生活常常陷入困境，据说闻一多先生每天上午在联大上课，下午到中学兼课，晚上还要刻图章卖钱，以贴补家用；吴晗先生抗战结束时打报告向学校借钱，写道：“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五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抗战期间，教育部因教授们的生活拮据，决定挤出有限的经费给一些兼有行政工作的教授发放特别办公费，令人感动的是，冯友兰等25位名教授（包括系主任、教务长、总务长等）联名致函校领导，拒接接受教育部的补助。他们在信中写到：“……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予教深之外肩负一部分行政职责，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且今受之者无以对同事……。”字里行间透视出教授们高尚的道德操守与责任担当。在教学工作中，教授们不仅一丝不苟，勤勤恳恳，还各有个性，各展风采。就是这所抗战期间临时组建的大学，在短短的八年，培养了超过北大、清华、南开30年里培养的人才，取得了可与当时的牛津、哈佛、耶鲁媲美的辉煌成就。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经过八年的抗战，前后差不多有二十多年的战争，但期间中国的科学进步恰恰和世界的距离是在拉近的。我们去看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真正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最重要的进步，那就是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做出的；这一批学生实际上是1949年之后中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骨干力量。”说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一点也不为过。八年的战争是中国人的不幸，但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锤炼出如此伟大的教育奇迹，是中国人的骄傲。 在为先辈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高校师生应该感到惭愧。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使得我们的教育先辈创造出这样的教育奇迹。我在想，办学的硬件固然重要，但支撑起一所好大学的，并非林立崭新的高楼大厦，也非优雅美丽的校园环境，而是一种教育信仰和国家民族的担当精神，并在此之下展开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具体的教育实施。抗战内迁大学在教育的实施中，首先是重视教育人才。竺可桢校长这样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施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内迁高校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做出这样的成绩，与有一批优秀的教授分不开，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怀抱着民族担当精神，在后方努力工作，他们虽然不以亲身上前线的方式报效祖国，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追求知识，保存文化命脉，为战后中国的重建储备实力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内迁高校的成就也得益于当时教授治校、学术立校、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方针；得益于艰苦奋斗，科学求真的学术精神。浙大在湄潭的发展，与竺可桢先生这样著名的教授兼教育家担任校长分不开。他重视人才，给予他们充分的学术自由；他懂得办校的规律，千方百计保护并建设图书资料和实验仪器设备；他提倡以“求是”为宗旨的办学思想，引导科学研究；他有着教育家的信仰和民族担当，告诫学生“万勿存心只要懂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成为拯救中华，作社会的砥柱。” 抗战时期，中国有这样爱护文化、珍惜教育和人才的政府，有像竺可桢这样一批有担当精神的教授兼教育家，是国家民族的幸运。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战时的中国科学》，重庆开明书店，1944年版。 2， 马勇：《抗战中的知识分子》，载《贵州文史丛刊》2015年第2季刊。 3，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6年5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