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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与二程的学术交往 作者：方光华（西北大学原校长、教授，陕西省西安市副市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十九日丁酉 耶稣2018年1月5日 关学和洛学是理学创立时期的两大重要学派。作为关学和洛学创始人的张载与二程，在各自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有过四次重要的学术交流。 讨论《易》学 第一次交流发生在宋仁宗嘉祐初年（1056年末1057年初）。当时正值大考，张载与二程都来到京师。二程拜访在相国寺讲《周易》的张载，一起讨论易学。《宋史·张载传》称“（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与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程氏外书》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张载与二程都认为《周易》很重要，但张载早年释易没有完全抛弃象数，而二程却主张义理解《易》。程颐曾说：“《易》有百余家，难为偏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而且二程提出释《易》要依据《论语》《孟子》：“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甚至认为懂得了《论语》《孟子》中的“义理”，“六经”也就通了。 由于没有具体讨论内容的直接记载，只能通过张载早期作品《横渠易说》去推测此次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围绕解释《周易》而展开的。 张载年龄比二程要大一些，这次讨论时二程思想却显得比张载纯粹。张载在这次讨论中受到了巨大的触动，更加坚定了他由经求道的信念，扬弃了对象数学的兴趣，并确立了解《易》的参照。张载学生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叙说其师的思想发展，有与二程论《易》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张载思想所受的触动。但并不能说明二程对《周易》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过了张载。程颐并不认可吕大临的说法，他说：“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程氏外书》卷十一）并要求吕大临将《横渠先生行状》中“尽弃其学而学焉”之类的话删去。 探讨儒学境界 第二次交流发生在嘉祐三年。嘉祐二年张载中进士第后，被任命为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后调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任县令。嘉祐三年程颢请调京兆府鄠县（今长安户县）主簿。张载与程颢书信往来讨论“定性”问题。张载的信已不可考，程颢的信参见《程氏文集》卷二。从程颢的回信来看，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儒学境界是什么。张载与二程都认为儒家自有其境界，但对这个境界会是怎样，程颢的看法与张载不同。张载认为这个境界应该主要表现在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尺度，找到处理事物矛盾最恰当的方式。程颢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为心中自有主宰，即心能定；但定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即与外物保持接触但又不被外物所累。 因为对儒家境界的认识有别，两人对《周易》的一些解释就出现了差异。如关于《周易》艮卦的理解，张载认为《易》以艮为止，“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其道光明；形则著，著则明，必能止则有光明’”。而程颢认为“《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艮是说心中有主，无内外之分。此外，两者对“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解释也有差异。张载认为这是因为没有正道处之，有失中之忧，如果“撰次豫备乃择义之精，若是则何患乎物至事来！”程颢认为这是“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张载的观点对二程可能有一定的影响，程颐之后将定与止的关系作了如下区别：“释氏多言定，圣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须道是好；物之恶，须道是恶。物自好恶，关我这里甚事？若说道我只是定，更无所为，然物好恶，亦自在里。故圣人只言止。所谓止，如人君止于仁，人臣止于敬之类。” 虚空即气 第三次交流发生王安石变法期间。熙宁二年（1069），在吕公著的举荐下，张载被召入朝，有机会与程颢在京师再次会面并论学。据程颐所言“况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异日当请闻之”。十八叔指张戬，大哥指程颢，可知张载、张戬、程颢都在京师，并且三人对道学中的一些问题有所讨论，但却有“议而未合”之处。程颐当时不在京师，随父在汉州（今四川广汉），于是张载写信给程颐继续论学。程颐作了《答书》，因意犹未尽，又作了《再答》。 从《答书》和《再答》来看，这次讨论的主要话题是虚空即气。“虚无即气则虚无”是张载提出的一个命题。张载用“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来形容“太虚（虚空）即气”，批评“有有无之分”的诸子之说，有很强的针对性。但程颐说：“此语未能无过。”原因是二程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这就是说，张载将“一阴一阳”理解为道，而道就是气的运动变化；程颐将“一阴一阳”理解为气，支配“一阴一阳”的才是道。 修养功夫 第四次交流发生在熙宁十年。张载由吕大防举荐再次入京，不久“引疾而归”，路过洛阳时与二程讨论哲学与时政。这次谈话由张载弟子记录为《洛阳议论》。这次讨论的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易传·说卦》中一个重要命题。“二程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谓失于太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于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学者须是穷理为先，如此则方有学。今言知命与至于命，尽有远近，岂可以知便谓之至也。”张载通过注解《论语》的“三十而立”章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有所分疏。他说：“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曰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张载强调为学工夫的阶段性，既注重外在的穷理又重视内在的尽性。 而二程对“三十而立”章的解释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彻矣。圣人不言诚之一节者，言不惑则自诚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顺，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顺，则是不思而得也，然犹滞于迹焉。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蹄矩，则圣人之道终矣。此教之序也。”二程的阐释是从四十开始，认为四十的时候彻底明了善的根源，五十的时候通过自思反省而知道天命，六十的时候达到不思而得的境界，七十的时候一切可以随顺自然。也就是说，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了解。 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从张载与二程的四次学术交往来看：第一次讨论的主题是应该怎样解释《周易》。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儒学境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张载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在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尺度，找到处理事物矛盾最恰当的方式，从而实现心灵的自由；而程颢认为这个境界主要表现为心中自有主宰，即心能定，与外物保持接触但又不被外物所累。第三次讨论的主要话题是虚空即气。张载通过长期的《易》学研究提炼出虚无即气的命题，主要是为了彻底批评佛教的世界观，从根本上确立儒学的理论依据，而程颐并未理解张载的良苦用心。第四次讨论的主题是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解。张载强调为学工夫的阶段性，既注重外在的穷理，又重视内在的尽性，二程则认为不需要那么多的曲折。 对关学和洛学二者的关系最早进行评说的是二程弟子，他们主张“关学出于洛学”。朱熹虽肯定“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仍认为“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历史学家侯外庐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出，关学是洛学的分支这种说法和历史实际不尽符合。后来又在其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进一步称，很难看出张载对二程的因袭之处，相反，“二程从张载那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张载提出的一些命题，经二程的扩充、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