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说到司法赔偿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十七日乙未 耶稣2018年1月3日  提起历史上最出名的冤案，大概要算发生在清末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吧。同治十二年（1873），余杭县一个叫做葛品连的豆腐作坊伙计暴毙于家中，他的妻子毕秀姑（即小白菜）被控与杨乃武合谋毒杀了亲夫。随后，杨乃武与小白菜被打入大牢，问成死罪。但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不屈不挠，一次次为弟弟喊冤，最后经三司会审，证实葛品连死于暴病，而非中毒，杨乃武与毕秀姑并没有合谋杀人，无罪释放。铸成冤案的一众官员被追究责任。 今天许多人讲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都将它当成冤案平反的范例。但我想提醒注意本案的一个细节：尽管两名刑事被告人最终被证明无辜，并且获释，但是，在释放之前，法官认为，毕秀姑“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指葛品连与毕秀姑曾租住杨乃武房屋，杨乃武教毕秀姑识字读书），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私奸实据，究属不守妇道，不应重律，拟杖八十”；杨乃武虽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一对含冤入狱的可怜人，受尽了酷刑——据杨乃武女儿杨浚口述史，审讯时，杨乃武被“跪钉板、跪火砖、上夹棍”；毕秀姑“十指拶脱”，“还用铜丝穿入乳头”。审到最后，法官大人说，你们并未杀人，回去吧。既没有对含冤者受过的苦表示道歉，更没有作出任何经济补偿。不但如此，还将毕秀姑打了八十大板，革了杨乃武功名以抵刑罚。  我们批判清政府没有给予冤案受害者经济补偿，是一种不顾时代局限性的苛求吗？毕竟，现代文明社会才有司法赔偿制度。可是，我这些年留心宋朝历史，分明发现，在宋代，一起冤案得到平反时，宋政府通常都会给予受冤者经济补偿。 让我举两个例子吧。宋仁宗时，陇州陇安县的平民马文千等五人，被人检举为杀人越货的劫盗，并且证据确凿（实则是仿证），结果被法院判了死刑。后来，邻近的秦州捕到真盗，朝廷才发现马文千等人原来是冤死的。仁宗大怒，将制造冤案的法官流放岭南，同时下诏给冤死者的家庭“赐钱粟”，免三年差役。这里的“赐钱粟”，便是经济补偿。 宋徽宗时，虔州也发现了一宗情节差不多的错案：两名“凶手”被判了死刑，真凶意外被抓获，官府这才知道前面冤杀了二人。徽宗皇帝下诏，所有涉案的法官“并先勒停，不以赦原”，一概先勒令停职，即使国家有大赦，也不予赦免。同时，“误断之家，优加存恤”。所谓“优加存恤”，意为给予优厚的经济补偿。 目前我已检索到相当多的冤案在平反昭雪之时，受冤者家庭都能够获得宋政府的存恤。这类经济补偿，在“冤死案”的平反过程中最为常见，如果冤死者的亲属已流落他方，不知所终，政府也会“访亲属，官给钱米以存抚之”。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冤杀人的错案，宋朝政府又有没有给予经济补偿呢？我也找到了几个案例，可以正面回应这一疑问。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府市民王元吉的继母刘氏因为与他人通奸，“恐事露，忧悸成疾，复惧其子陈告”，便恶人先告状，诬告继子王元吉在她饮食中下毒，意欲谋害继母。为置王元吉于死地，刘氏还指使人向开封府的法官行贿。王元吉被屈打成招，又临刑喊冤；他的妻子张氏也到登闻鼓院申诉。 经复审三次，案情终得大白。对冤案负责的一批法官，被停职的停职，降职的降职，收受贿赂的曹司则被“杖脊，配沙门岛”。王元吉无罪释放，宋太宗“又赐元吉妻张氏帛十匹”。这十匹绢帛，我们可以看作是宋政府为弥补王元吉入狱所受之苦的经济补偿。 雍熙年间，宦官何绍贞“护送宫人诣永昌陵，还至中牟（县），天未明，见数人持兵行道旁，绍贞疑其盗，捕而笞掠之，人不胜其苦，皆自诬服，缚送致京师”。宋太宗得悉，先是“甚惊”，继而想道：这些人虽然手持武器，却未闻有抢劫的行为，如果真为劫盗，怎么可能束手就缚？因此，“令送开封府鞫之”，查个水落石出。 开封府最后查清楚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中牟县的县民，因为要到嵩岳拜神祈祷，连夜赶路，所以带了武器，作为防身之用。宋太宗接到开封府的结案报告，说：“几陷平民于法！”下诏将无事生非的何绍贞“决杖，配北班”；几名受了冤枉的县民则“各赐茶卉、束帛而遣之”。这里的“茶卉、束帛”，也是类似于经济补偿。 当然，我们不能说宋代已建成了司法赔偿制度。我们搜集到的案例表明，宋王朝给予冤错案受害者的经济补偿只是一种惯例，并未形成正式制度，补偿也未标准化，而且通常都是以“赐”、“存恤”的名义发给，以表示这是政府的“恩惠”。然而，当冤案平反后，官府能够给受害者家庭作出经济补偿，毫无疑问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显然比清政府不但不给小白菜补偿，还打了她八十大板更合乎现代司法文明。  如果宋朝的冤案补偿惯例在宋后得以延续下去，假以时日，未必就不能演化出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司法赔偿制度。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一再为宋朝文明发生断裂而深感惋惜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