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理学家 作者：吴钩 来源：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六月十一日壬辰 耶稣2017年7月4日  让我们先来看几场发生在宋代的社会重建运动—— 宋朝立国之初，由于刚刚历经过五代战乱，原来维系秩序的士族门第已经瓦解，社会陷入失序当中，以致“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父在已析居异籍，亲未尽已如路人”。对于主要依靠宗法伦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会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 鉴于此，张载、程颐、朱熹等宋代儒家才发起一场旨在“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宗族重建运动。宋代及之后的宗族组织，基本上都是以朱熹的《家礼》为范本重新构造的。 北宋熙宁年间，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地建构出来的村社自治组织。按照吕大钧设计的制度，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入约的乡亲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 这套乡约制度经过朱熹的整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南宋末年，朱熹再传弟子阳枋的家乡遭受蒙古军队洗劫和屠杀，满目疮痍，乡治败坏，阳枋不但“悉所有以给困乏”，还和当地乡绅“发举蓝田吕氏乡约”，重建地方社会秩序，效果很不错：“一乡化焉”。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朱熹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这是宋朝士绅创设的农村低息小额扶贫贷款组织。 按照朱子的设计，社仓大体上是这么运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垫付一定数额的大米作为贷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社仓每年在青黄不接的五月份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成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此后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推行社仓之法。四五十年下来，朱子社仓已“落落布天下”。 北宋末、南宋初，官学溃坏。毕生致力于学术与教育的朱熹想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其害“不可胜言”，“莫之救也”，所以他“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换言之，就是干脆抛掉官学体系，另立炉灶，创办更有独立品格、更有学术品质的书院。在理学家的推动下，书院获得空前的繁荣。 宋代的书院是独立于官学的学术共同体，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书院欢迎的是“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同时，书院也是践履儒家经世理想的讲学机构，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要通过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  不管是宗族的复兴、乡约的创建，还是社仓的推广、书院的建设，无一项不是由理学家发起、组织、建立、主持。从张载、程颐、吕大钧，到朱熹、阳枋，均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 宋代的民间慈善，主导权也逐渐从宗教团体转移到理学家群体身上，如南宋理学家刘宰曾经三度“纠合同志”，开办“粥局”，为无家可归、无粮糊口的饥民施粥，并以寺院收留流浪饥民。第一次“粥局”从嘉定二年（1209年）十月持续至次年三月，日救饥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冬持续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达一万五千人；第三次“粥局”从绍定元年（1228年）二月持续至四月。活人无算。 今日的人们多以为理学是心性之学；说起理学家，也容易联想到“袖手空谈心性”的呆板形象。但实际上，从宋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重建运动，都有理学家热诚参与，或者由理学家倡导之，领导之。理学并不是单纯的“内圣”之学，理学的归宿点依然是“外王”，即“治国”、“平天下”，即建立优良的人间治理秩序。受理学影响的宋代士绅，相信重建人间秩序的道路并不是只有“治国”一途，投身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宋人称之为“仁里”——更加可行、可靠。 所以，北宋大儒张载计划在关中买一些田地来试验“井田制”，认为“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朱熹弟子度正提出，“仁之为道，用之一乡不为不足，用之一国不为有余，所施益博，则济益众，雇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则为仁政，在下而行之，则为仁里，里仁之所以为美者，非以其有无相赒，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故耶。”姚勉说，“士君子之生斯世也，达则仁天下之民，未达则仁其乡里，能仁其乡里，苟达即可推以仁天下之民。” 这些观念都指向地方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不用奇怪，为什么自宋至明，理学家成为了领导社会重建运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事功学派的态度，让我们来引用与朱熹论战的陈亮的一段自白：“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有分毫干涉。”可见陈亮对地方社会的自治事务毫无兴趣，也许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的政治大事与制度构造。 今日社会不但需要重新发现理学，更需要再造理学家。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