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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纪性的儒林盛会 ——“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学术座谈会侧记 作者：崔茂新（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作者博客2012-10-30 来北京居住以后，和姚中秋先生在微博（秋风论道）上互粉好几个月了，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前几天，姚先生私信我说29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有个座谈会我可能会有兴趣，我当即答应一定去，具体什么人参加、会议的内容等我并不知道，只是想增加一下学习的机会，更主要的还是和中秋先生见一面。 2012年10月29日上午8:30，会议如期举行。到了会场才知道，这是一个规模不大（20余人参加）、但规格很高的学术座谈会，即“儒生重现的历史、文化意义——《儒生文丛》发行座谈会”。当今的儒林大家，如张祥龙、蒋庆、康晓光、梁治平、彭永捷、陈明、干春松、唐文明、陈壁生、林桂榛、高超群，到了大多数。会议主持人是中秋先生。首先请东道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李社长谈了《儒生文丛》的编辑出版经过，以及出版社的思想文化追求，随后请丛书主编之一、西安独立学者刘明先生介绍了有关情况。接着，学术发言正式开始。由于鄙人是旁听会议，更主要的是学疏才浅，所以整个会议是认真听，尽力记。这篇侧记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受教部分”，主要是根据现场记录对每个人发言要点的回忆（误解和偏差的文责鄙人来负）；第二部分是“言说部分”，主要是鄙人的感想以及以前对相似问题的思考，通过文字就教于各位出席或未出席会议的当代硕儒、方家时贤。 受教部分： 张祥龙：儒生重现要民族生存和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希望，这就是在文化上更好、更健康、更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让生命本性得以延续、生发的希望。儒生的生，是生命的生，活生生的生，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和弘扬的儒学之看家本领，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那种生生不已的精神。海德格尔和雷维纳斯不约而同的讲到“家”，人类生活首先是家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儒学恰恰特别重视由血缘和因缘关系组成的家的生活，看重亲子、家庭、家人之间的亲情关系，当代社会导致了精神之家和亲情之家的双重遗忘和丧失，重现的儒生的文化使命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家奥秘”，探索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持久性关系，弘扬传统的亲亲之生生的家园文化之内在真精神，在新的希望中让人类自由，让天地生辉。 梁治平：儒生重现是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自我反省，是文化自觉，这里牵涉到成为中国人有什么文化涵义的问题。以儒生重现为标志之一的儒学复兴或曰儒学振兴，人自身的再造，面临着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主要挑战有三：一是立场的挑战，就是体认、践行、承担要有开放性，从张之洞搞“中体西用”，到李泽厚说“西体中用”，只是中西关系的对比关系，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多了，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文化立场，以及多极化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向我们提出了阐述各种关系、融合不同立场的挑战。二是理论的挑战，儒学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以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普世主义价值理论等的挑战，借以确立其在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三是实践的挑战，涉及到如何拓展儒学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上行路线是如何影响国家的最高层，下行路线是如何让儒家教化深入到农村和城市社区，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去和国家垄断的教育领域。这样才能让儒家的价值观念在生活的土壤里生根。还有一个上行和下行怎么结合的问题。 彭永捷：社会对儒学的接受程度有一个提高的过程。弘扬儒家文化，要沿着康有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这种弘扬和复兴的三条道路是儒学的道路，儒教的道路和儒术的道路。儒生要有精神担当和行动，探索儒学与网络、教育与社区家庭的结合之路。儒生要有活生生的气象，天理即仁理，即生理。 康晓光：儒学的十年发展比预想乐观得多。04年政府开始公祭孔子，全世界的孔子学院，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孔子主题，天安门东侧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孔子塑像（虽然后来又搬走了）都是好的迹象。个人、社会、国家在精神上要有安身立命之处，有定于“一”的东西。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些政治梦想也越来越趋向于儒家文化。毛是共产主义的梦想，邓是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也就是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梦。按实际购买力说，中国3年GDP就可以超美。但中国最大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精神文化上没心没肺，没大脑，没灵魂，在精神文化上中国给世界带来什么？儒家文化或曰儒教文明的重建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们要当今的市民社会中争取更多的认同和接纳。 高超群：需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国人的文明观和政治观是什么？儒学言说与传统政治如何剥离的？如何树立新的儒士人格规范？ 陈壁生：海外新儒家把个人成德之学变成一种理论体系，曾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思想资源。重现的大陆儒生面临着礼乐中国建设、改制立法的新任务，借以建立起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中国的生活方式是残缺的，不健康的，如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普遍的教化，国家的教化，对一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儒家的经学资源很重要，象蒋庆先生就可以撰著解经方面的书。另外，我们这样一群人的称谓问题，儒生比其他称谓更有亲和力。 唐文明：儒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几次民族文化问题的转换，晚清提出的是中西问题，五四则古今问题压倒中西问题，中国文化的再造，要靠儒生重现，重新提出中西问题是重现儒生的任务。儒学如何走向实践，对中国社会发挥更大影响力，主要有三点：一是注重理论，要主动设定问题，而不能停留在被动回应其他思想思潮的挑战之上；二是加强与政府和民间的联系；三是开展角度多元化的活动，深入社会的细胞。 林桂榛：我的感想有两点。一是崇敬。《儒生文丛》具有重大的品牌价值，打出了儒生这一品牌。二是共鸣。香港回归的时候，撒切尔说过一句话：“中国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新思想。”所以，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中国的哲学家。当然不是哲学史家，也不是住在中国从事非中国性问题思考的哲学家，而是实实在在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家。从哲学的角度看，儒学和自由主义并不矛盾。政治儒学要走荀子的路，礼、乐、刑、政是儒家最根本的东西。中国需要重建礼乐制度。礼乐可以满足很多宗教。宋儒离开礼乐讲心性有把儒学禅宗化的趋势。 任锋：重现儒生当前的努力方向有三点：一是德行之学，这是根基。二是公共性，形成国家开放的公共机制，发挥凝聚、整合、铸造功能。三是实践性，要特别强调做事。 干春松：我的问题是组织建设问题。成立新的儒家组织，或者说使重现儒生的活动具有组织化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说的不是学术团体，因为象国际儒联、孔子基金会等类型的学术团体不能真正参与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去。组织建设或活动组织化，前者而言，是自建组织，可以是NGO，是宗教。后者而言，是给现有组织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如影响政治高层，深入到学校教育、基础社会建设和工商企业界，借以实现大陆重现儒生的实践性主题的重建。 姚中秋：儒生不仅要关心如何处理与其他人群的关系问题，关心自身的称谓问题，更要关心重建新的社会秩序问题。这种秩序必定是儒家式的新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是农村群落，现在是城市化趋势，我们的立足点必须在城市，在城市社会如何建立儒教的社会秩序，儒教如何进入城市的基层社区，都是需要我们用行动回答的问题。儒生内部要分层次。比如，象蒋庆先生这样的大儒，是提供思想的，但社会治理现场的践行者、门徒信也很重要，相当于绅士，他们对民众，对社会组织直接产生影响力。 陈明：儒生重现标志着儒学的被“激活”。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对儒学或儒家的新的基本定位问题。核心问题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还是文化问题。还有就是对经典的重新定位问题，如四书是宋儒的经典定位，五经是汉儒的经典定位，我们如何对儒家经典重新定位？另外，我赞同晓光兄的乐观，现在的儒学发展势头，已经大大不可与我们倡导“中国归来”“阵地战”的时候同日而语了。 蒋庆：《儒生文丛》的出版有重大意义，它是一百多年了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儒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我想到两件事。一个是康有为推行孔教，困难重重，主流社会不接受，但他活着时，始终不懈地努力，当他去世时，他的追随者希望似乎彻底破灭了。康的一个22岁弟子，在康去世不久，就抱着孔子的牌位跳东海自杀了，我一想到这儿，就非常……非常……难受（数度唏嘘，泣不成声），他是为殉道而死，为殉教而死，是真正的烈士。如果我们重建儒教，应该给他配享孔子的地位。另一件事就是徐复观晚年，弟子问他怎么看待自己从事儒学研究这几十年所做的事 ，他说，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孔子守灵。我去办阳明书院，就是有位学者曾对我私下说：“儒家在大陆已经死了。”我不服气，就去办阳明书院，以证明儒家没有死。建立组织或曰团体很重要，一直以来，儒生的活动都是弥散性的，组织化才能展现整体的存在性力量。 会议的一个重大遗憾是，《儒生文丛》的主编任重先生没有到场，发言中，儒林大家们数次提到他的卓越贡献和精深学识，感谢、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笔者在这里传递一下会议的呼声，向任重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以上文字，由于是根据现场只言片语的记录所做的回忆性整理，年龄原因，以及会议后半段的疲劳、怠惰，导致重大遗漏、误读误解、张冠李戴都有可能发生，或者实际上已经发生。所以只能作为笔者自己的文字由个人负责，而文字当中所蕴涵的独到思想和学术创见，则是以上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各位先生的。茂新只是一个受教者。在会上所得到的，不仅是感动，是启发，是震撼，还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言说部分： 茂新对《论语》的最早接触是从小听到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灵光乍现的警句格言。1984年到曲阜工作至今，1986年读研究生时，一天突然发现《论语》当中有两处严重的误读，写成一篇短文（后丢失）。1998年重写稿《试说<论语>的两处误读》发表。89年至91年失去自由一年有半（共585天），期间数度静心读《论语》，虽没有能有说得出来的重大发现，但颇有感觉，并有了重获自由以后开办“《论语》与当代生活”系列讲座的念头。自1986年起，时常会翻翻《论语》，但从来没有系统、深入、集中地读过。2002年评了教授之后，我开始考虑学术上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考虑退休之后可以继续下去、且能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学问是什么的问题，我所从事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研究显然不具备这两个功能。我想到了《论语》，想到了孔子，也想到了失去自由时那个开办“《论语》与当代生活”之系列讲座的设想。2004年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美学会议，写了一篇很肤浅的《论孔子的人格美学思想》的论文，之后开始集中精力、系统深入地读《论语》，我的读法是，重个人感悟，重对自身生活的启发，重个人的行动体验，参照古今中外自己所接触到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心灵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名著来读，期间，为曲阜师范大学连续五年开设全校公选课《导读》，由好友郭沂先生引荐数度参加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因地利之便数度参加“世界儒学大会”，但我很享受读书思考的过程，有些想法就临时记在所读的书上，或者写成一篇有头无尾、很不成形的无法发表和进行交流的烂尾楼式的草稿，一直很少写或曰几乎不写规范、完整的文章，所以于孔子于《论语》，一直是一个读者，学习者，而不是什么研究者或专家。读久了，零星的想法和见解积多了，我就想集中一下，搞个什么名堂把自己拾的这些贝壳放进去，才写了《我们的“新孔学文化行动”》一文，2011年“世界儒学大会”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赋“新孔学”以信仰功能的问题，这种信仰既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政治信仰，而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文化信仰，是为“新孔学人文信仰”。退休前的最后一年，我决定不再给学生上课，而是把精力投放到访学和在民间传播《论语》，希望自己能够去做推广《论语》方面的“企业文化顾问”“政府文化顾问”“学校文化顾问”“社区文化顾问”甚至“家庭文化顾问”。目前在北京的活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学者自发组织的“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参与他们的读《论语》活动，十多次担任导读，另一个是本人在宋庄开办一个定期公益性的“新孔学《论语》讲堂”（每月两次）已经讲过7次。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以上，是个人读《论语》经历的大致介绍。 下面谈谈我对儒林大家所提到问题或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行动设想。 为了使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推广既有一个开放式的格局、又有全民范围内的共同行动，我的提法是“新孔学文化行动”。其核心是全民族性地推广和倡导“终生不离《论语》，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的生活方式。使读《论语》变成中国个人、社会及国家生活再造过程的伴随性活动。 个人、社会及国家需要安身立命之所，也需要中国文化更有凝聚力，但政党的方式关注点在政治而不在文化，宗教具有奴役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而孔子原本就更重视与弟子共学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教主和信徒的关系，如果要建立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协会比较好。这样，逐步可以把新孔学演变成国学。把孔子生命学习的精神贯注到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把读书与做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逐步使“读同一部《论语》，修同一种汉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标志。 为了激励、引导和推动这种重新解释的“国学”的开展。学者或者公知需要发挥真正读书人的文化作用，那就是使自己先成为一个“新孔学文化行动”中人，把读《论语》当成自己的终生使命，让自己活在与孔子的心灵对话之中。这与硕儒大家有了自己的学术创见和思想体系之后的“解经”，与阐发个人哲学思考的个人研究专著，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就正着手做《新孔学<论语>读本》（提供给大众的读本）和《新孔学<论语>释读》（分享自己读解发现的释义）两本书。也就是说，在各位儒林大家们拿出自己的《张氏<论语>》《蒋氏<论语>《姚氏<论语>》之后，鄙人也不妨奉上一本《崔氏<论语>》。 关于落地生根问题，画家袁文彬先生《麦当劳叔叔》一组作品，让我对美国文化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儿童的心灵文化入侵和毒害感到巨大的震惊，除建立NGO之外，我们不妨通过“中国茶饮”这一 商业运作模式，让以共读《论语》为核心的“新孔学文化行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推展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城镇。 由于不是会议发言，就留给了自己较多的文字空间。还有很多话要说，又由于累了，就写到这里结束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