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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复兴的精神动力与制度机理 作者：滕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 原载于 《中国发展观察》2017第1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十三日乙丑 耶稣2017年6月7日 精神动力问题，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命题，其核心点是：在西方，新教伦理提供了现代事功（资本主义）之精神动力；而传统中国，尽管拥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之条件：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货币等，但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三教，未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化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 然而，世易时移，韦伯命题提出近百年来，西方由如日中天、雄心万丈到危机渐露。为激活西方文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将目光投向古希腊，回归并阐释希腊原典。客观上，美国新罗马帝国之雏形，脱胎于二战，盛极于前苏联解体，顿挫于“9.11事件”，而重伤元气于本次金融危机。然而，其帝国政治哲学根基、深层文化结构、超强战争机器，迄今犹存。 中国恰与之相反。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内部保持总体稳定，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维持较快增长，执政精英能总体上把握战略机遇。虽然在调结构、惠民生、稳增长、求和谐诸方面遭遇挑战，但面对天安号事件、海洋国土如南海、黄岩岛、钓鱼岛等诸多挑衅，冷静应对，保持战略平静。总之，在内政和外交上，总体无举措失当。毫无疑问，中国正在顽强走向复兴。 一、国学犹存：华夏文明由是不绝若线 韦伯命题，对中国学界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识挑战。就决策层和学术思想界而言，尚有一些宏观问题有待思考、厘清和谋划： 其一，中华文明曾雄踞东方，冠绝一时，为何出现宋元之变和明清之变？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出现何种纰漏，以至于国家逐渐瓦解，而遭遇汉民族历史上灭顶之灾？ 其二，清末民初迄至新中国，中国国力渐衰，华夏文明依赖何种精神力量，逐渐化解诸如列强瓜分、日寇吞并、内部分裂等重大民族危机，最终完成国家整合？其中精神动力若何？ 其三，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百年以至千年之战略规划，应秉承何种精神动力根基，预设何种基本措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笔者不揣浅陋，谨就民族复兴精神动力问题，略呈管见。 《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逢国族危难，即有仁人志士，或躬身入局，或挺身而出，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若时势不济，则屏迹幽居，沉潜学问，以为后世存留文脉。自唐虞三代，春秋战国，汉唐宋明，晚清民国，代不乏人。 孔子居衰世，知先王之道不行，目睹诸侯僭国，陪臣执国命，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删《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传微言大义，以俟后世君子。北宋时，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发轫理学，传伊川二程，二程传杨时（程门立雪乃此子），杨时传胡安国。南宋时，胡安国父子为避战乱，入潭州建碧泉书院，传圣人之教，开启湖湘学派。至此，文脉已然南移。至张轼长岳麓书院，邀朱熹辩论学问，湖湘文脉之盛，冠绝当时。 明清之际，船山先生出。饮亡天下之恨，遂沉潜经史，辟宋儒之空疏，昌经世之实学，张先圣之道统，庶开风气之先。一时湖湘学子，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湖湘人才之盛，为天下侧目。船山之学，博大精深，经史兼治，既以阐释经典自任，亦有鸿篇巨制《读通鉴论》《宋论》存世，实乃国学之集大成者。“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其“躬行践履”“行先知后”“匡济时艰”“道在器中”“《春秋》大义，严君子小人、夷夏之大防，国之大宝，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夷人间之”之论，义承千秋，振聋发聩。故国难之际，湖湘人物，迭起救国，前赴后继，不可胜数。 周敦颐，曾任合洲通判（今重庆合川县），于此兴办州学，延北宋苏轼等人讲学，传圣贤学脉。至宋元之际，合川钓鱼城曾与元军血战弥久，坚韧不拔，致元军最高统帅战死城下，改写欧洲史。无独有偶，抗战时，衡阳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抵抗非常顽强。常德保卫战亦十分惨烈。是故，学脉留存之处，则有殊死奋斗和抵抗，与张学良之弃东北而走，判若云泥。故文脉所存，国运之所存。近代湘人行状，尤为世人侧目，无他，惟国学耳。读蔡松坡、谭嗣同、陈天华诸君文献，可知大概。 抗战时，新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雷宗海等于战火中，谋划中华民族复兴未来，倡言国学复兴。制宪君子张君劢，东奔西走，融汇中西，作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演讲，启迪后学；冯友兰于困厄之中，做《贞元六书》，穷尽哲思，弘扬理学；战乱中，熊十力开坛讲学，上接宋明儒，阐幽发微，汇通儒佛，弟子遍海内，为儒学复兴先声，下引后学。诸如此类，不绝如缕。国学复兴，诸子重光，礼失而求诸野，华夏文明，不绝若线。 是故，经典在，则国故存；国故存，则文脉不绝；文脉不绝，则道统存；道统存，则国家不灭，天下不亡。荀子言“文以明道”，刘勰言“文以载道”，韩愈言“文以贯道”，先贤之深意，在兹念兹，今人当深切体悟之。 二、察变观风：重振人心、朝向经典刻不容缓 观当今世风，唯利是图弥漫，物质主义凸显；道德人心，政教风俗、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多方强力挑战。名流以变更国籍为荣，礼仪廉耻之心日鲜；而先富者则去父母之邦，家国天下观念日稀。凡此种种，殊可堪忧。 笔者愚见，察当今之社会沙漠化生态，精神依皈之枝零破碎，安身立命之穷途困顿，维权意识之恶性膨胀，则知重拾道统、重振人心和朝向经典之刻不容缓。落叶知秋，窥斑见豹。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论，以为生死决战之前夜，恐不为过。此必待主流意识形态之重塑，以之内聚人心、恢复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并在哲学心理学层面，抗衡假“非意识形态”之名之步步进逼，构筑强大心理防线。 人心正固，则社稷宁。重塑主流核心价值观，重整华夏文明之精神内核，重塑华夏民族之文化自尊心，已刻不容缓。当代中国的政治论述，从华夏文明源头吸取精神资源，恢复传统国学，正视文化传统，决绝历史虚无，正本清源，势所必然。概言之，接续道统、传承文明、融汇西学、以中化西。所谓新轴心时代，本质在此。若此，或可言正人心、敦风俗、克人欲、大一统和民族复兴。 文明复兴，必仰赖强大持久之精神动力。察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为拯救西学，寻找精神资源，重归古希腊原典，反观中国思想，焉有不回归国学原典，重启文明源头，秉文明复兴之命，承强大精神动力之理？中国古代先秦典籍，乃人类“轴心时期”之智慧结晶，值此混沌不明之时，应能持续激发文明火焰，烛照人类未来前行之路。 泰戈尔曾言：古希腊之火已然熄灭，罗马亦被埋帝国废墟之下，“但人文精神和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当此“全球化”所向披靡之际，铭记开国领袖之教诲，回溯先秦之古典智慧，以当代国人对西学之强大学习、消化和掌控能力，赖国学博大渊深之“通变”内功，回归国学经典，接续道统，薪火相传，庶几可融汇贯通，而别开生面。若论中华文脉危在旦夕，不绝若线，而有一息尚存之忧叹，然以《易》观之，则可察一阳来复之际，危机转换之时，否极泰来之机。 三、一脉相承：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 文明复兴，其路径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内在逻辑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也是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源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挑战。一方面，满清行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华夏文明晦而不彰，日落明夷。明末，先贤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伸张公天下之义，顾炎武著《日知录》，呕心沥血，启佑后学，以俟后世圣王复起，接续华夏道统。清末，章炳麟持“革命论”，驳康有为曲学阿世，値末世而扶持夷主，悖离《春秋》夷夏大义。一方面，满清窃据华夏，其统治危机自鸦片战争起，遭遇西方强力挑战，治理危机日显，然洋务运动，实缘于甲午战争之败。梁启超曾论断，满清实亡于甲午。为此，民族复兴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困境，历经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恢复中华。满清封建王朝行部族专制、民族压迫和文化宰制，华夏诸民族必先破解“恢复中华、驱除鞑虏”之命题，完成其恢复华夏的神圣使命，以实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先贤揭示的“不私一家一姓”“天下为公”“圣王复起”“不以天下奉一人”等华夏道统，也即推翻满清封建压迫和民族专制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这一过程由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步完成。 二是国家建构。放低天下理想，实现国家整合。面临列强瓜分和半殖民地危局，实现“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和军事强悍，以强大的动员力应对新战国时代的列国竞争危局，争取球籍，这一过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现代“军事-工业化”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成，华夏尚武精神被激发，被动挨打百年颓局彻底扭转，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超迈前代。事实证明，这一机制足以应对新战国时代任何国族危机，是对天下理想的调整。 三是经济崛起。前30年，借助全能主义高度动员能力体制，初步实现工业化积累，为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人口基础和制度基础；后30年，启动改革开放，循着国家独立、军事强悍、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的路径，在国家鼎立、人民站立、军事强悍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后三十年，为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 综上，逻辑上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有三层含义： 一是恢复华夏。既要回应西方文明冲击，又要驱除鞑虏、摆脱满清部族专制压迫统治、恢复华夏正统，遵循远古先贤“不私一家一姓”“天下为公”伟大理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和国族鼎立，这一过程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历史使命，以“军事-工业化”为基础，现代动员能力和尚武精神被激发，以适应新战国时代的挑战和危局。 二是汇通中西。既要全方位、大范围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主要是西方文明成果，又要对中国固有价值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坚守。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张扬法治精神、弘扬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健全法制体系，但同时，不忽视“以德治国”，“为政在人”的古老智慧。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在制度层面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全方位展开。 三是文艺复兴。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实力强大、经济发展、军事强悍和文明复兴的前提下，为人类文明找寻一条新的出路，以超越近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体系。此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文化和文明含义。其标志是文艺复兴。中国现代化，是文艺复兴之预演，华夏复兴之途径，其内涵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涵融中西智慧、中西汇通，对中华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上，为人类文明困境探索新路，昭彰大义，以王道大同消解霸道秩序，化成天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在文艺复兴。中国经济崛起，以新的殖民体系，代替旧的殖民体系，以新帝国取代旧帝国，绝非人类之福；同理，历史终结，不再永续发展，绝非人类之福。生生不息，化成天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为大同。 四、国学复兴：事关国家百年、千年气运 为此，复兴国学，势在必行。中国者，因有国学，是谓中国。国学者，一国道统学术之统称也。 明刘伯温《〈苏平仲文集〉序》云：“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又云：“继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较之汉、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减汉、唐者，抑亦天运之使然欤？”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 窃以为，国学（诸子百家儒为主）复兴，事关国家今后百年、千年气运。简言之，国家是否分裂，道通是否传承，是否出现五代十国、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之巨变，又能否挺过近百年（明始，即有传教士大量游于中土）之西学紧逼，实关乎国学文脉是否存续。然文不在兹，游谈无根日久，加之斑驳陆离之西方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学说日渐弥漫，此诚危急存亡转换之秋也。读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即知，文化领域的战争早已硝烟弥漫。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察古观今，凡善治国者，首在谨庠序之教，风教以化民，化民以成俗，以为国家培植元气，次之，辅以经济民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固本培元，人才辈出。养成人才，由来以渐。较之民国初年，大中学生整体文字能力，尤其古汉语水准，下降明显。文字粗鄙，文风轻浮，人心浮躁，时风渐变，日趋浮滑，由文以见之。文明古国，衣冠文物，礼乐诗书，风吹云散，民风民气，渐趋颓废。有识君子，岂可不察。 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须彻底修改中小学语文课本，大力扩展国学典籍内容，传承国学文脉，未雨绸缪，利在长远。于政策层面，要在复兴古典学术传统，在教育、教材、学制和考试制度层面着力，延续国学文脉，以求先秦经典研习之传承。一如放开生育二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宜速不宜迟，急不宜缓；近期，逐渐增加教育、教材、考试、选拔、公招时国学经典的含量，于正人心、醇风俗、强化执政党之公信力和执政力，将尚公、民本、爱国和均富的道统上下贯通，不可或缺。长期看，应恢复翰林院，涵养大儒，并执掌礼部。 文脉渊深，失之久远，非长期涵养，恐难奏功。是故，改革中小学课本，增加国学经典分量，使学子亲近国学，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激发自信，自立立人，正心诚意，要莫大焉。自兹更化，历二十年，方收其功。久之，则民风自化，民气可恃，元气充沛，国之大幸。元气淋漓，虽历经劫难，颠而不坠，史迹可鉴。是故，继昌黎之事，会横渠之意，弘船山之学，承复兴之命，振衰救弊，此其时也。缘此，民族复兴之精神动力，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