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代王朝尊孔尊儒,都带有很大的功利性,尊重是为了利用,为了更好地“维权”和“续权”。满清作为外来政权,比历代王朝来,其功利性特别强烈,对儒家的歪曲、污染、异化相当严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一违仁背义的邪说,估计就是满清时期出笼而冒充儒家思想的。 就是这样,再撇开满清政府历史局限性不说,它的开明“健康”程度仍然要比后来的马家政权高得多。满清晚期,病入膏肓,但朝野间仍然不乏健康力量,先有张之洞们的洋务派,后有康有为谭嗣同们的改良派,最高领导层还出了光绪帝----这与儒家文化、道德和智慧的内在影响与良性导向是分不开的。 尽管不幸失败了,但“百日维新”改良努力却是真诚的。即使是慈禧,文化修养、政治品质低劣不堪,但远远高于后来马家集团的领导人。 清末以来,随着尊儒程度的持续降低和反儒呼声的不断高扬,社会道德一代不如一代,政治人物也一蟹不如一蟹。例如,袁世凯不如光绪,各地军阀(整体而言)不如袁世凯,孙中山不如军阀,蒋介石不如孙中山。 这些人都是尊孔派,但同中有异,他们文化、道德、政治品质的高低与他们尊孔的程度与成正比。光绪与袁世凯,一为弱主学问有限,一为武夫文化不高,但无疑是以儒家为政治信仰和生命信仰的;孙中山蒋介石则入了基督教,虽仍尊孔,其尊重程度还不如当年的军阀。 至于m氏,从有限尊孔走向了彻底反孔,集古今中外假恶丑之大成,不仅远远不如蒋介石,甚至远远不如慈禧。五四以来,尊孔是正剧大剧,反被视为闹剧;反孔才是闹剧,却被当作正剧上演,最后由m氏把它推上了历史性的高潮。 在这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声势浩大的反孔闹剧中,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丑剧、悲剧、惨剧、恶剧也随之登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实属空前。对此,m氏和他的马家集团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五四以来广大反儒“拍马”人士也都难逃其责,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责任人,助纣为虐,咎由自取。 二 “杨墨,学仁义而失之者,则后之学者有不为仁义者,则其失岂特杨墨哉?”(《二程集》)。杨墨是“学仁义而失之者”,满清政府及袁世凯堪称“学儒家而利用之、偏离之者”,孙中山蒋介石离得更远,但终究没有违背,没有象m氏那样公开反对、诋毁、摧残、毁灭儒家。杨墨尚且受到孟子的严厉批判,m氏思想错误的严重和实践后果的恶劣,不是杨墨之学所能望尘的了,孟子天上有知,又当如何? 杨墨之学虽属异端,堪称良性,唯物主义则是恶性异端,是最了不起的洗脑剂,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深刻的思想中毒和精神污染。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马家政权的邪恶、马家制度的落后已经广为人知,能够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意识形态错误者,多乎哉不多也,更罕见有人对唯物主义进行质疑、反思和批判。 很多人反对列斯毛,却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说马克思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儒家也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许,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为荣。可见唯物主义的潜在影响何其深刻广泛。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当今中国,没有中过唯物主义之毒者几希。 其实,就像历代圣贤与孔孟一样,马克思与列宁斯大林m氏们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间唇齿相依,因果历然。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党主专制,没有唯物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列斯毛的一切歪理邪说就丧失了支柱。 韩非子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共产党就是m氏之所乘,马克思主义则是共产党的云雾,同时,唯物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只要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背景和理论基础不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无论怎么发展怎么改良,或者从中找出多少正确的东西,都改变不了其原则性的错误和根本性的邪恶。 (另复须知,不能用唯物主义错误来反证唯心主义正确。唯物唯心两种哲学都是错误的,都把现象错当成本质了。物质和意识都属于“道”的作用,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 三 有人自称是真诚的唯物主义者,说你可以嘲笑我的哲学,但不能嘲笑我的真诚。东海答:哲学有高低之差、优劣之异、正邪之分。信奉什么样的“主义”,往往兆示着一个人的文化、智慧、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高低优劣。对于马家的唯物主义和“性关系论”的信奉,越是真诚越有思想问题,越容易行差踏错甚至作恶犯罪。 唯物主义既没有儒佛道对本心本性的认证,又没有各种宗教对彼岸世界的“设想”,虽讲道德而无根,虽为哲学而不“哲”,名为信仰,实不足以为生命信仰---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还不如基督教。某些虔诚的教徒是真的相信有天堂和上帝的存在,虽然蒙昧,却有为善的动力和为恶的顾忌。 毛伪人有句名言很有道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确实如此。唯物主义中毒者不信因果,不怕报应,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这种人心灵物化肆无忌惮,为善无力为恶无畏,很容易流于特权主义物质主义,甚至产生“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 这样的人组成的组织和势力,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确实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坏起来没有底。古语云:贼是小人,智胜君子。国民党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它不够坏,或者说坏得有底线、有局限。 唯物主义主导的社会,大人绝迹君子罕见,吏恶官贪成为常态。而且他们往往恶就恶到底,贪就贪个够,一个个急流勇进不留余地,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不是忏悔自己的贪恶,而是感叹自己手段不高或运气不好。相反,儒家社会道德挂帅,清官良吏多,贪官恶吏少。即使贪恶,往往有底线有止境有“智慧”,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四 面临同样的外在压力或制度困境,儒家当道,改良起来比较容易。如果孔孟那样的圣人掌握了国家领导权,凭他们的道德智慧,什么好制度建设不起来,什么恶势力打压不下去? 小人斗不过恶人,一般正人君子也斗不过小人,圣人则不然,只是一般不屑与他们斗罢了。如果在其位,必须谋其政,为了民生民权,不得不挺身一斗,自有降妖伏魔的智慧和能力。且不说圣人,即使是文天祥谭嗣同那样的贤者在位,哪怕居于辅助地位,智慧或有不足,但也有希望促成政治转型。 马家则不一样,作恶容易改良难。马家政权是各种形式的专制政权中最为专制的,与罪恶的捆绑最紧。政治挂帅,必成权力挂帅;经济挂帅,又成利益至上,根本缺乏制度改良的道德动力和智慧眼光。同时,恶教育毁坏人性难出正人君子,纵有少数正人君子也很难在逆淘汰的体制内上升,纵然侥幸升上去,也难免堕落成肆无忌惮的小人或巧言令色的伪君子。(故只有自由的社会或儒化的政权,圣贤才有当政的机会。) 同样面临制度困境和外在压力,儒家会主动与时俱进,其它各门各派或无门无派的人物及势力有可能被动地还权于民,马家最可能的选择是:坚持专制到底,直到玉石俱焚。国民党能改,共产党难改,不仅有各种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内在、即文化道德的原因在。国民党虽非仁本主义、非儒家政党,毕竟不乏儒家修养,更不唯物主义。2011-4-18东海儒者余樟法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