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已是“残废军人” ——复活军国主义并不可怕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2月9日 ☆在军事上，现代日本是地缘与心理的双重残废。中日关系，就像台湾与大陆一样，决定于中美关系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今之日本是“进退维谷”——和则将无地自容（海洋空间丧失），战则必自取灭亡（动辄死无葬身）。日本不是不能发展核武器，而是不敢为之；因为发展核武器，它必毁无疑。反之，它若能在此方面“理性”，其尚有幸存的机率（这几乎成了今倭人之共识，所以该国反核、反军国主义的制约力量也很大）。如果曾是战争源和战败国的日本一旦发展核武器，它时刻都会被毁于“先发制人”（对于日本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中俄朝韩等都会有相应的核政策的）。越是军备竞赛，日本相对于他国越是脆弱，此乃由日本的地缘逆境所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特别是在冷兵器与热兵器之交替期，日本相对于其近邻则具“海洋地缘”的绝对优势）。安倍只不过是日本右翼“测验”中美对抗和保持“脱亚入欧”的最后一击。较之以往，日本在军事上的蜕变程度，远大于成吉思汗之后数百年的蒙古。日本右翼就怕如同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合围”、从而吞没欧亚大草原的残余骑射，中美两国将会在太平洋上“平分秋色”。 （一）追古溯今 历史上，日本列岛的人口增长与生态有限之矛盾，先是频发内战而残酷平衡，像中古欧洲的混战；再是不断侵略而向外宣泄（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深受其害），犹如哥伦布后的欧洲之“生态帝国主义”。东方和西方的如此人祸从内部转向外部——古代法家云“输毒于外”——的关键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和别的众多科技的传播（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祸害世界的近代国家可以在偌大空间中“平衡”其科技与经济的飞跃，而倚靠“季风生态”的传统华夏则不得不控制“双刃剑”，凡此即是列强“进化”和中国“落伍”的缘由。西方和东方的祸源的汇合几乎构成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所幸，列强火拼使得中国能够施展“战国策”（以夷制夷，合纵连横）——1941年日苏分割蒙满，中国则已与美英结盟；1945年美苏英共谋，中国则以三强认可的共产主义取代了国粹的国民党。新中国先“合纵”苏联而有后盾，再“连横”美国而又奥援，从而成为冷战的真正赢家。眼下，内忧外患乃至“球籍危机”正与“中国崛起”同步升级，美日勾结无疑是至大恶缘；但仔细研究则不难发现：“日出之国”已是日落西山了！——除了狐假虎威之外，其表面的技术优势掩盖其战略上的绝对逆境。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倚靠美国霸权而分享“全球性生态”，从而大繁荣与高消费已使人口问题不复存在；但这是极不合理的，因而也是很不稳定的。说其“极不合理”，是因为：如果各国都是如此滥用地球生态（例如南极捕鲸、亚马逊纸浆），那必是战争无限与生物圈毁灭；说其“很不稳定”，是因为：如果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一旦改变逆境，那日本又会陷于生存危机。 （二） 脆弱的寄生性 不管中国崛起与否，国际竞争均会加剧：共赢的机会少，冲突的趋势大。这是因为今人类所居住之地球村，已是生态超限与市场饱和，发展的余地用尽；而且地球村所赖以存在的生物圈，正在萎缩，将要解体。在此情况下，中国既要克服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又要应对全球危机（包括环境恶化）的愈益深重；因此，虽说是“中国崛起”，但仍是“救亡图存”。西方自身的忧患尤其大：既要防堵“中华天下”，又得面临“西方没落”。相比之下，日本的前景最为暗淡：它倚靠美国、牺牲中国所获得的“生存空间”，将会丧失。本文并不直白“日本末日论”，而是阐述支持日本成功的两大精神支柱——武士道与大和魂——是怎样随着日本的地缘优势的逆变，业已倒塌或摇摇欲坠的。 就中日关系的历史而言，由于往昔在“海洋地缘”上具有绝佳条件，日本在文化和生态两个方面，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寄生于中国。在明治维新以前，如此寄生性以文化为主，以生态为次。在文化上，日本乃“师从圣贤”，像似“择善而从”，实则“断章取义，为倭所用”，并在其本土琢磨器理而精益求精。在生态上，日本乃“打渔杀家”，绝少“回馈反哺”，倒是“输毒于外，宣泄矛盾”，遂在其本土助长杀气而整军经武。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文化上“脱亚入欧”——鄙夷守护天下和谐的文明母亲；在生态上“盗憎主人”——攫取暂时身陷逆境的万古神州。“盗憎主人”分为两期：1945年之前乃直接攫取：日本凭借其“近水楼台”来劫掠中国，先是以列强为伍，再是以独吞为主；1945年后乃间接攫取：美国利用其“地缘价值”来遏制中国，日本遂从中取利，成为经济暴发户。然而今天，中国崛起而海洋立国乃势在必行，势不可挡；日本的一切既成优势必将发生根本逆转：其利用价值和生态空间均被堵死。日本还能做什么呢？它依靠“地缘政治”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与军事之优势，早已时过境迁。 （三）武士道之破灭 从忽必烈两次征倭皆遇“神风”而失败，到后来明朝之应对倭寇，处处设防而防不胜防，凡此显示了日本的地缘优势——它可以随时随地侵略大陆，而岛国则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报复（英国也大抵如此：从百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一客观条件也就奠基了它的武士道精神（大和魂）——个人越是勇敢牺牲，国家越是战无不胜。如此地缘优势与好战精神，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三显灵而变本加厉。但是物极必反：1945年两颗原子弹使之灰飞烟灭，以致今之倭民“谈虎色变”：一想到中国的核打击力量，他们就胆战心惊；一想到中国乃广土众民、纵深多山，生怕灭种的岛民的“核勇气”就变得沮丧。追根溯源，原始返终，让我们来看支持武士道精神的三要素是如何失效的： 1.强者意志？古时日本武士所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首先能够在心理上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老子《道德经》也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佛陀亦云：战胜他人一千次，不如战胜自己一次。圣人乃向内修己，感化人心；而武士道则是从恶杀人——以强化意志力来克敌制胜。盗亦有道：日本武士之“道”乃是强人一等、征服一切的道德律。《叶隐》一书乃极残酷的“武士论语”。然而，心理强者所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恒是胜者”——个人虽会牺牲，但其效忠对象则永存。拿日本国来说，好像就是不可征服的。不是吗？海洋及其风浪，其对于岛国外侵自是交通捷便，机动灵活；而对于保卫自身则是天然屏障，艰难险阻。然而好景不长：科技改变了一切，岛国变得易受攻击，岛民几乎无处藏身！好战必死无疑。精神全垮了！投降反而活得更好（日本人曾奉麦克阿瑟为慈父，至今尤感激山姆大叔的恩惠）。所以日本的民族性变了：从“杀身成仁”到贪生怕死！ 2.残忍决胜？据历史记载，有一个名叫山本吉左卫门的日本人，是如何被培养成赫赫有名的武士的呢？他遵照其父的指示，5岁时就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14－15岁开始实习斩首。武士从小带刀，嗜杀成性。例如佐贺锅岛藩主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老子曰：“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但日本社会则截然相反。从世界历史来看，残杀之习，乃古代游牧部落之风气，而西方殖民者则更胜一筹（灭绝土著）。如果与苏俄的阶级斗争比较起来，日本武士道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山外有山，学恶谁不会，只不过人家收敛而他放肆而已！把一向仁静文雅的国度硬是逼成富有战斗精神的“恶邻”（中、韩、朝），这不是日本造孽而又咎由自取吗？ 3.牺牲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家族共享，播及后代。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勇于“杀身成仁”。当他们被敌人团团围住的时候，仍然奋不顾身，拼命杀敌。若以武士道的标准看，这并非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是捐躯效忠，灵魂不灭。然而，如此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古代的东西方的殉道者和近现代欧美的爱国主义，比比皆是；而共产主义则发挥至极，更具有普遍性与感染力。日本军队曾凭着武士道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沙皇俄国（1904－05年），但在遭受苏联红军的几场打击之后（首先是1939年5－6月间的诺门罕战役），才有遭遇“天敌”之感。若论战争机制，假如中国民族主义（国民党）不是在国际结盟的方面占有优势的话，日本军国主义战而胜之，不在话下；但是无论如何，苏联或中国的共产主义在精神力、组织力和动员力三方面均是超过日本军国主义的，此乃倭民永丧“战魂”之另一原因。 在现代性的战争机制尚未完备和普及之际，日本武士道之“初发难”乃十分见效，但很快就会失灵。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1年预测日美太平洋战争之时，指出：“日本政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终不能免。……海军大将左藤说：美国人缺乏武士道精神，再加上他们孜孜求利，无法忍受长期征战的痛苦，故必败无疑。这种胡说八道真是浪漫之极。在现代战争中，武士道精神毫无用处，而且美国人的勇敢坚毅不亚于日本人。如果两国交战，哪怕历时10年，最终必然是日本败北。”经过了无比惨痛、险些灭种的历史教训，日本人才反过来又觉得老子《道德经》中的话“千真万确”，即：“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以往的胆大包天而逞性妄为，变成了现在的委身强霸而苟且偷生。 （四）优越性之真相 今之日本人认为他们虽败犹荣，其武士道精神战后犹存，只不过从军事转向实业而已，并且还带来了“日本奇迹”——武士道虽是隐而不明，但“日本优越性”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来揭穿“日本优越性”。按照佛教的讲法，凡事均是因缘相聚而生，因缘离散而亡。近代日本之“太阳升起”和它将来的“日落西天”，皆是如此。“因”指内在因子（精神），“缘”指外在条件（地缘）。而这两个方面，日本都是依靠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成功的“因缘”。先讲“因”，再讲“缘”。 1.日本成功之“因”。日本的思想文化之大体来源于中国，就连武士道最早也是战国秦汉的侠士之风。假如不是中国文化之输入，今天的“日本文明”，单凭西方之影响，最多也和菲律宾一样；但若任其自我进化，而无外来因素，则是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不相上下（如果不是历史上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与文化输入，今之日本岛民则等于或近似于19世纪的虾夷人或阿伊努人）。 2.日本成功之“缘”。这主要是地缘：两国隔海想望，距离“恰好适中”——既能够吸取“文明养料”，又能够“特立独行”（倘若距离太近，或像台湾自然并于大陆，或如朝韩久被纳入藩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日本能够劫掠中国，而不会遭到报复（在传统科技的条件下，东亚的“地缘战略”有利于日本）。这样，东亚大陆及朝鲜半岛也就成了日本宣泄矛盾、从而保持自身稳定的场所，也就成了它之竞争与发展的“剩余生态”或“安全阀”。这里顺便说一下，今之学者好拿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作比较，来妄自菲薄、自惭形秽。殊不知论变法维新，中国不知道要比日本难多少倍！——其一、中国仍是“王天下”（九州华夏＋蒙藏滿疆＋朝贡百藩），一乱全否：不仅分崩离析，而且祸爆中原，列强趁火打劫，如何化解？日本像西洋一样作为世界和谐的破坏者，因利乘便，不负责任，当然轻松。其二、日本社会转向竞争性，其内部的失衡与矛盾，可以凭借其岛国的“海洋地缘”来向外宣泄，祸害大陆；但中华走向“历史的反面”，如何平衡？到哪里去侵略扩张？其三、中国面临四夷交侵，承受着列强的致命重压，而英美等国不仅“释放”日本，而且还扶植它，让其入伙分赃。 3．日本应变“善缘”。继续讲日本人在地理环境的方面是如何利用“中国缘”的。如前所述，日本之对中国，在历史上，以“师从圣贤”（学习）为主，以“打渔杀家（劫掠）为次；从19世纪后期到1945年，变为全然“盗憎主人”——先是入伙或蚕食，再是单干或鲸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直接劫掠改为间接劫掠——成为美国“以亚制亚、以华制华”政策的最大受惠者。如果不是在地缘政治的方面，美国能够利用日本来遏制和包围中国（再加上防范苏俄）；那么，美国就不会扶植日本而让其分享“西方价值”的（韩国、台湾亦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曾决定把战后的日本变为农业国，不允许它发展工业和科技；然而就在国民党政府派人到战败国来拆运机器的时候，美国却改变了主意。 这就是说，迄今为止，日本之所以取得成功，从而享有“优越性”；主要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于中国，具有“地缘政治”之价值，再加上日本人善于利用这个“价值”（也就是从中国学来的“随机应变”——《易经》云：与时偕行、唯变所适）。在其掌握地缘优势（海国的战略优势）的时期，日本人自己利用它；在其损失地缘优势（岛屿受致命打击）的时期，日本人就把这个“地缘价值”转让给霸主，而从中牟取暴利。但是，不久将来，有那么一天，中国已充分强大，从而进入深蓝色海洋，并与美国平分太平洋水域；那么，美国再怎样利用日本的“地缘政治”、而日本又如何继续享受山姆大叔的优惠呢？届时，日本的“生存场”都在中国的怀抱之中，就连去南极偷捕鲸鱼的船队，都要事先贿赂“满大人”，那日本人还怎么活呀？他们或许就会“弃父认母”，回归伟大的母体文明，甚至成为恢复朝贡制度的鼓吹者和示范者，一切都难说呀！（请读谢选骏：《日本作为中国的属国并不遥远》） 4．恶者必有天敌。争强好胜，是“日本优越性”的另一个方面，现在也成了梦幻泡影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欺软怕硬。日本人原以为在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除了凶悍的游牧部落之外，那些过着仁静和睦的农耕民族全都软弱可欺，都是很容易沦为日本人的猎物的。拿中国来说吧，战国算有武风血性，秦汉堪称英雄时代，以后则变得文弱，唐代称霸一世，宋朝不堪一击。而忽必烈征倭则为关键：以前倭人尚能仰慕华夏，谦虚好学，且宾服有礼；而后他们公然轻视中土，傲慢不臣，并伺机来犯。日本人认为《孙子兵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仅是“纸上谈兵”，而对于他们自己来则为“制胜指南”。他们从不接受这样两条“儒家说教”：第一、在中国，武力乃无穷，但备而不用；发明乃最多，但利而不害（慎用科技，以免人类战争之无限升级）。第二、为了维护九州之内及四海之外的太平与和谐，以防止全人类之自我毁灭，天朝让“郁郁乎文哉”的士君子来安排河山，管理天下（包括朝贡制度），旨在推行《易经》所定下的“世界安全”之原则——“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勿用物质力量乱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确保众生赖以存在之和谐）。“大和”之名源于《易经》，而日本则背道而驰，破坏天下和谐与人类安全！往昔之倭人绝不相信利玛窦等人这样的见解：中国最爱好和平，却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军事潜力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其他民族逼迫他们去为自由而战斗，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美德而去品尝帝国的滋味”。罗素还一再警告西方列强及日本（他曾亲自到日本阐述其说）：“不要把中国逼到到历史的反面，而变成一个极其危险的军事强国！”但日本人对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照样穷凶极恶，甚嚣尘上。结果，现在日本的身边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天敌”——不仅是个具有高度组织力与战斗性的共产国家，而且正在变成一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今之日本人虽然在表面上装着很不在乎，并且常说：“我们战败于美国，而非中国”；但心里一想到这事，就惊恐不安：“中国再变强大，我们怎么活？”很多日本游客在参观那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巨大军事潜力的西安兵马俑之后，都会有畏惧之感，久久不能平静。 （五）大和魂之落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的地缘优势发生丕变：从单纯的海洋国家转移到了具有地理纵深的海陆大国。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自东向西而逆水仰攻，越陷越深，首次感受到大陆地缘的艰难。战时日本本土饱尝狂轰滥炸乃至两颗原子弹，这意味着日本的海洋地缘已发生优劣转变——日本的战无不胜的根基已不复存在。自那以后，日本的军魂士气业已丧失殆尽，却根本无缘恢复。再从中日对抗的角度强调三点： 第一、日本的地缘已是绝对劣势。就今之军事而论，日本已变成了“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地缘残废；发展军备也无济于事，而且越是发展军备（哪怕握有核武器），日本则越脆弱，其亡国灭种的机率也就越大——弹丸之地，动辄灭顶之灾，而他国则有地理大纵深可迂回。 第二、中国的地缘已是绝对优势（清朝打造的“地缘政治”，就怕分裂）。从世界屋脊顺势而下，龙蟠虎视，俯冲太平洋，能攻能守，其力弱时亦能阻挡外寇，后者最多像日本之侵华，逆水仰攻而越陷越深；其强大时尤可倾压霸主，后者想要长期遏制中国，而欲使这个面向大海的国度“虽是近水楼台，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指深蓝色海洋)”，真是越来越难呀！ 第三、两国道义士气之悬殊。由于在历史上，日本多行不义而结怨于近邻远邦，而对方则讲信修睦，王道积德于天下；所以，如果日本与他国发生战争，他国必是同仇敌忾而满腔热血，化悲痛为力量；但日本则不然：不仅是难上加难，即使“出师有名”也是无名，而且是凶多吉少，甚至是自取灭亡。目前的日本，虽然其民情世风实际上是畏战厌战，但其朝野上下则一致倾向于利用西方霸权来狐假虎威，仗势压人（包括扩军备战，加强美日军事同盟）。 （六）结尾的推论 在1945年前的数百年中，由于其人满为患、海洋优势和中国科技三种因素，日本成为地区性的战争源。自从明治维新而加紧殃害近邻，跻身列强而争夺霸权。但物极必反，大祸临头；险些灭顶遭核爆，谈虎色变今何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战略而言，日本则变成了“残废军人”——心理残废和地缘残废（石原慎太郎哀鸣：日本“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 推论1：日本——还有韩国，以及中国的港台——是“吃大陆饭”：因为在地缘政治上，它们可被彼岸霸主利用，所以它们暂且享受“西方优越性”加上“中国优惠”的双重好处。日本和四小龙在“民主与科学”相对于中国乃“捷足先登”，正因为如此。 推论2：时过境迁，今之日本远非中国对手；中日关系与日本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皆决定于中美关系及其在亚太区域的力量对比。随着世界性和地区性的科技进步，日本的战略地位会变得愈益脆弱。军备竞赛——中美及其所致的东亚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沦为最先的牺牲品，在劫难逃。 推论3：美国是脆弱的：如果失去台湾，则会失去其亚太霸权格局的支点，也就失去亚太本身；如果失去亚太，则会失去其世界霸权的鼎足，也就失去它的霸权；如果失去霸权，它就会因各种矛盾聚爆于內，而在分裂内战中走向毁灭。但目前的趋势是，亚太的地缘政治随着军备竞赛和科技升级，而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