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一个战略标识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5年暨耶稣2014年2月9日 德国军事专家伯格教授说：“我读过一些中国现代军事著作，但觉得像《超限战》之类的作品都缺少军事战略思想格局的，太过拘泥于技术层面，显然受到了西方武器制胜论的影响。”本人在浏览当今中国的相关文字——特别是“鹰派”军事理论——之时，深有同感。故而，笔者从朝鲜战争切入，来谈谈现代中国的战略问题。 （一）朝鲜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里程碑 首先，回顾一下华夏历史的“军国机制”（战争机制），从“战国七雄”，中间经过两千年的高度文明的“天下太平”的管理模式，到20世纪中叶的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苏俄模式（国民党的半传统的精英机制→共产党的总体战的全民机制）；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否定之否定”，旨在使得中国能够克服有史以来的“最大忧患”。若非如此转型，现代中国就会被“开除球籍”。进而言之，这个以最大组织力和动员力为特征的现代中国的战争机制，草创于国民革命与苏区暴动，展开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被“验证合格”于朝鲜战争。后者才真正使那受害于列强的屈辱国史，划上句号。这话怎讲？晚晴以其传统的“治平模式”来应对“世界战国”，犹如羊入虎口；北洋政府有幸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又不免战后被宰割；虽然国民党北伐统一、抗战救国、废除辱约和参组联合国，但“雅尔塔密谋”则令中国更严重地重蹈《凡尔赛和约》之覆辙；不错，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不久她就被斯大林强加于“不平等条约之最”（根据它，中国就会丧疆大半，人口减亿，军政傀儡，经济殖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dgc7.html），而且被绑上战车，充当炮灰。此前之救亡图存，得十丧九，甚至得不偿失，愈坠深渊；直到朝鲜战争才扭转乾坤：鉴于新中国不失时机地为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排忧解难，苏联于1954年废除了这个最后的由外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二）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意义 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对于冷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迄今为止，论者都对此认识不清。 新中国之初，她仍是“弱国无外交”：身在江湖，大国棋子，被迫充当马前卒。但朝鲜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一战而定乾坤，从此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于霸主来说，中国可谓“以弱制强”，即它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霸权格局与“恐怖平衡”。新中国以军备劣势和巨大生命代价与压倒一切的强霸打成僵局或“平手”，其意义远在军事之上。朝鲜战争是拯救了中国、苏俄乃至整个世界，这些多为学者们所忽略。 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拯救中国”？第一、新中国把美国的军事威胁推到了她的“致命地缘”之外。自从冷战开始，美国对亚洲的战争冒险仅限于“边缘地区”而非大国本身；而自从朝鲜战争，中国一跃而为军事大国，而美国则不敢越雷池一步。第二、“不打不成交”。朝鲜战争证明了中国具有极大的战争潜力和已形成现代的“军国机制”（最大组织力与动员力。先秦战国就是如此。中间的两千多年，中国转入高度文明的“文治”）。从此以后，新中国能够较为平等和主动地利用机遇，而与超级大国结盟——“战国策、以夷制夷”：1950—60年代“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并促成工业化与“两弹一星”；1970—80年代“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遂开始现代化与“和平崛起”。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却鲜为人知，即：朝鲜战争使新中国挣脱了斯大林为她套上的随时可扼死中华民族的“绞索”。实际上，新中国之初乃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最危险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苏联。新中国被催生于形成“冷战”的国际阴谋之下——美苏英三强把战胜国/第四强（中国）推入“铁幕”。不久，毛泽东访苏，希望废除旧中国与之所订的条约和得到援助于“解放台湾”；斯大林不加理会，反而置毛于“冷宫”，数月后更强加新中国于“不平等条约之最”，并把其绑上金日成的战车。在此情况下，倘若新中国不能有所作为，那苏联恢复战争创伤之际，便是中华民族最惨厄运之始——它根据新辱约而鲸吞之、蚕食之。假如中国在朝鲜被打败，则美苏要么火拼而变中国为废墟，要么妥协而以中国为俎肉，自然是后者而非前者。坏事变好事。苏联见新中国战力可恃，能助一臂之力，恰值斯大林死；于是赫鲁晓夫于1954年访华，便废除这个大有可能造成“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拯救苏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创巨痛深，国力虚脱；而美国实力则急剧膨胀，压倒一切，争霸无敌。根据秘密外交而分赃战果，苏联囊括欧亚大半陆地，美国掌控西欧与世界海洋；这样，苏联不仅处于战略被动，而且面对着西方阵营的东西钳制、两面受敌。再是抢夺战利品：苏联劫掠德国与满洲的工矿设施，而美国则囊括西欧科技与纳粹人才（例如冯·布劳恩）；这就使美国的军事机器压倒苏联（何况原子弹已经相差了4年），后者遂换上“恐美症”，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不仅为苏联解除后顾之忧与腹背受敌，而且尤在军备竞赛方面拖住和耽误了美国，从而为苏联赢得时间，使之后来居上、反客为主（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换言之，战后初期，美国本可以凭借其无比先进的科技，进行军工升级，大力开发航空航天领域，而置它的战略对手于绝对的“落后挨打”之田地；果真如此，“苏联分崩离析、美国不战而胜”至少提前20年（苏联一旦不能显示其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大家庭就会首先从东欧开始解体，而波及苏联内部）。但作为冷战的第一个“热点”的朝鲜战争，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延续”，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的精力财力集中于“常规战争”上；而且朝鲜半岛的复杂山地也使当时的新兴科技“没有用武之地”，这也令西方良久忽略科技与军工之全面升级。 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拯救世界”？说来话长，玄机暗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形成和“恐怖平衡”的过程中，中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尽管有些是“被动而不知情”、有些是“主动而不自觉”；若非如此，那就不是冷战相持，而是“热战全毁”。战争末期，三强共谋，秘密外交，让中国拥抱西方的暴力之最——阶级斗争，以挽救西方文明。战后初期，西欧和希腊的共产主义高潮不亚于共产党在中国，而且前者对西方尤具致命性；于是，为了避免美苏火拼互毁，三强妥协而让苏联东扩，并牺牲国民党。在苏联装备中国共产党之时，美国对蒋军实行禁运和捆绑（假调停，救林彪：请读诸玄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13uf3.html）。在靖平西欧和希腊之际，美国害死100多万德国战俘，（http://www.rense.com/general46/germ.htm）旨在“慷慨兑现”先前斯大林的“无情要求”——处决纳粹军官，消除苏联隐患。 虽然两霸在西欧和东亚配合默契，但新中国是个“变数”：她既是苏联之“果实”，又是美国之“赠礼”——A.美国曾有“延安初恋”，而使莫斯科的代表被边缘化；B.苏联正在军援毛泽东，后者却心仪华盛顿（指1949年邀请滞留南京的美国大使）。斯大林担心毛总有一天会投怀美国（果然如他所料：1970—80年代“中美蜜月”）。新中国伊始，毛泽东访苏，被置于“冷宫”两个月，又被强加于“不平等条约之最”；这还不算，斯大林非要新中国与美国正面冲突（朝鲜战争），他才放心。从那以后，中国就越来越“能动地”在冷战中起着“恐怖平衡”的砝码作用：当一个超级大国取得压倒优势的时候，中国就转向相对较弱的一方，以免平衡破坏，而不可收拾；直到中国促成“冷战”变为“多级世界”，而她自己晋升为其中的“一级”。（请读诸玄识：《中国与冷战：最初的受害者，最后的真赢家》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580210&PostID=21674728） （三）美国对华战略依旧在朝鲜战争的阴影之下 很久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霸权方面如日中天的美国，不久之后就会像往昔的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那些衰落，在历史长河中只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而文明的重心和领导权则将回归于东亚，并且重新被中国文化纳入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轨道之中。汤因比认为，这是人与生物圈幸存于科学时代的必由之路，但他很担心在此之前就会发生“世界终劫”。（请读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展望二十一世纪》）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每况愈下而亢奋犹斗的情状，似乎验证了汤因比的预言。美国决心要抗拒“西方文明的死亡律”，其办法不是反求诸己、康复机体，而是转嫁危机、树敌祸世。西方文明以向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理性”，即它以祸害其余世界和生态环境来保持自体亢奋，这样是不会长久的。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一直都不敢与中国进行正面的军事对抗；在其接二连三所从事的“边缘战争”中，它也不敢把战火燃烧到中国地理的“边缘”。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缘政治，从“陆海倾斜”到世界屋脊之“仰为观止”，这也令美国望而生畏。美国只好重操旧业于西方的“老本行”——英国鸦片战争式的“炮舰政策”，即从航母干预军演到“海空一体战”。但这很快就被中国的加紧“海洋立国”所抵消（眼下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海疆防御能力）。而且，越是军备竞赛和双方的科技与军工的升级，美国的“岛链”和“盟邦”以及其他的机会主义的中国恶邻，均越是变得脆弱；相比之下，海陆皆广、纵深极大、地形复杂和气候多样的中国，则越来越具有这方面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把它与前苏联“星球大战”的方案故伎重演，来对付中国。那就是：利用卫星定位和向导，来配合反导系统，令中国在遭受首次核打击之际丧失反击能力。在其造成中国的军事与经济瘫痪（国际封锁所致）的时候，美国仅在正面摧夷我沿海，而不被“诱敌深入”；尽量通过“里应外合”来使中国分裂耗丧：驱使四邻蚕食中土，煽动四疆独立混战，乘机减灭亿兆生灵。显然，最近中国成功试验十倍音速的DF-41洲际导弹，使美国的这一阴谋受挫。 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扼杀其“竞争对手”，确保它的世界霸权；并且，还一劳永逸地消除生物圈中的“垃圾人口”，在地球上建立清一色的“选民王国”（亚洲人——包括以前的“盟邦”——都将被淘汰），而消灭中国则是这个基督教—共济会的恶毒计划的关键！ （四）最后略谈一下战略问题 最高的战略是关于战争的有机总体的谋划，此关乎一个国家或民族乃至整个文明的存亡续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不同于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战术，后一种情况甚至可以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最高的军事战略是军事与超军事之“三七开”：超军事远大于军事本身；两者有机一体，互相转换。如果仅是倚靠暴力升级，那就是止于《战争论》之“以暴易暴”——赢则一时，输则永世；若能通晓用兵为下，那就近于《孙子兵法》之“全争全胜”，难免暂时罹患，必能反败为胜。“超军事之战略”分为硬件与软件：后者指韬略谋划（伐谋发交/资源配置）与国民精神（民族认同/牺牲精神），前者有三：地缘政治、组织动员和物质实力。这里仅说明“硬件”如下： 1.地缘政治。自古以来，高原优于低地，草原优于农耕，海洋优于大陆；时至今日，由于科技与军工的升级，纵深崎岖的海陆大国则开始独占鳌头。早先，欧亚大陆两端的海岛（英国和日本）都具有绝对优势，而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逆转；特别是相对于中国，岛链与恶邻均越来越脆弱。美国从两大洋钳制世界也显得力不从心，它自己则很容易被愈益联通的东半球所边缘化，其本身地理之平坦单调尤不堪被核报复。 2. 组织动员。相对于传统东方，西方的“契约社会”是与生俱来的军国社会和战斗团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是其左右两个极端，适合于相对弱势的“挑战者”。它们的通病是：赢得战争，输掉和平，故而一败则亡。中华文明乃兼具“和平模式”与“战争机制”，而能变通转型；所以她才会赢得历史，且必将赢得未来。就怕“民胜政”（商鞅语）会破坏组织力与动员力，这也是近百年中国救亡之“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 3.物质实力。虽然军事科技乃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但它仅是现代大国之“正合奇胜”中的前一步，而非决胜要素；否则的话，一毁俱毁，毫无意义。“正和”是正面对峙，军备竞赛；保持“恐怖平衡”，以免“落后挨打”。“奇胜”有三：A.迂回乘虚：通丝路，广结缘，夺后院；B.因势利导：扩经贸，共存亡，化凶暴；C.远交近攻：绝其援，杀儆百，植芳邻。并且，让穷兵黩武的强霸在别处耗丧，令其自体亏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