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他主义模式”研究 作者：康晓光 张杨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耶稣2016年1月24日 【摘要】 毛时代，被视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手段的“慈善”遭到官方的严厉批判，以“慈善”为名的行动也销声匿迹，因此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无慈善”的时代。然而，如果从“慈善”的本质——“利他”——出发考察那个时代，我们对它的看法将会发生根本改变。在毛时代，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指向、以个人之间的互助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为标志的利他行为广泛存在，并且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机制。 本文从“描述”和“解释”两个层面对毛时代的利他主义模式进行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理论为基础，按照从理念到行动的脉络，从利他主义理念、社会化方式、公众的利他主义实践三个方面，“描述”毛时代的利他主义模式。本文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构成了毛时代利他主义理念的核心要素；政治权威支持、领袖号召、利用一切正式组织特别是教育系统进行教育、运用一切媒体进行宣传、树立榜样等构成了社会化的主要策略；而政府主导、非组织化、忘我奉献构成了公众利他主义实践的基本特征。 本文运用“还原论”方法对毛时代利他主义模式进行“解释”，即将它视为其宏观环境的产物。本文的主要结论为，毛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因果网络塑造了它的利他主义模式。值得关注的是，上述结构性要素均来自苏联——中国之外，也就是说，外来力量塑造了毛时代利他主义模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一体系是在摧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兴建的。正因为如此，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动摇了毛时代的思想和制度的时候，毛时代利他主义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 一、导论 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沉寂已久的“慈善”，在中国大陆开始复活，而且日趋活跃，其影响与日俱增。这与刚刚逝去的毛泽东时代恰成对照。在那个时代，“慈善”遭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高明伎俩，而“慈善观念”则被视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实中，以“慈善”为名的行动销声匿迹，“慈善组织”亦不复存在。于是，今天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毛泽东时代不存在“慈善”。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对于慈善持否定态度。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告诫工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美好的空话”常常是资产阶级欺骗无产阶级，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武器。他们指出，“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都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以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1]同时有学者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与集体承担了全部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职责,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处于停顿状态。[2]基于此，很多学者刻意回避这一时期的慈善问题，还有人提出：“新中国成立伊始，慈善事业消亡。……毛泽东认为慈善事业是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至进行精神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正是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以及长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新中国成立之后，慈善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以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慈善事业在新中国的命运，是与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新的发展之前，慈善事业就很难再次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3] 但是，如果我们拨开概念的迷雾，从“慈善”的本质出发进行考查，那么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将发生根本改变。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4]在毛泽东时代，尽管“慈善”消失了，但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指向、以个人之间的互助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为标志的利他行为广泛存在，并且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化机制。 本文将毛泽东时代的利他主义理念、使该理念社会化的主体、主体所运用的社会化方式、作为受众的公众的利他主义实践合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利他主义模式”，简称“毛-利他主义模式”。 本文将对毛泽东时代的利他主义模式进行“描述”，并尝试做出“解释”。 二、描述：毛-利他主义模式 不同于“利己”行为，“利他”行为深受价值观的影响，没有高尚而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利他行为无法广泛、持久地施行于一个大社会。而要使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被公众广泛接受，并能够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有鉴于此，从价值观入手，按照从理念到行动的脉络，根据社会化理论，要完整地“描述”一个社会的利他主义的方方面面，就要描述它的利他主义理念、该理念的传播者、传播者所运用的社会化方式、受众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本文对毛-利他主义模式的“描述”涉及如下内容：（1）毛-利他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2）实施社会化的主体及其运用的社会化方式；（3）社会化对象在利他主义实践中的行动特征。我们的“描述”将力求全面，但更关注“重点”和“特点”，尤其要突出毛-利他主义模式的与众不同的“时代特征”。 2.1 价值观与行为规范 人为什么要“利他”？谁有资格被关心和爱护？被关心和爱护的对象包括什么？这是涉及利他主义的普遍性问题。下面探讨毛-利他主义模式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共产主义理想与共产主义道德 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结构本身明确地把社会意识、现实的价值观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在一起”。[5]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毛泽东时代一切价值观的终极源泉。毛泽东指出：“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6]《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新人”。“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呢？按照列宁的指示：‘巩固与完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底基础。’也就是说，凡是能够促使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的消灭和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成的一切行为，都是道德的。反之，凡是阻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成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书指出：‘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的斗争。我们所理解的有道德的人，是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精力贡献给为建成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人。’”[7] 刘少奇指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8]毛泽东把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确立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9]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 马克思主义视“个人主义”为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个人主义”即一切从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以追求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为行为的价值指针，把他人和集体作为达到个人欲望的手段。而 “集体主义”是与个人主义完全对立的价值观，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也是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旧道德的本质特征。它是无产阶级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它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个人的一切言行应以合乎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集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强调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最高准则就是他对人民、对社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贡献。 毛泽东时代倡导的集体主义要求，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时，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冲突时，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种价值评价准则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讲的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10]文革期间《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很好地诠释了“公”与“私”的含义。该社论指出：“为公还是为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为私，就是处处想到自己，只顾自己，争名，争利，争权，争出风头，忘了集体，忘了社会，忘了七亿人民，忘了三十亿世界人民。他们脑子里只有自己一口人。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一口观’。他们站在‘一口观’上看世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一切。为公，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11] 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批评有些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在毛泽东时代，人与人间的互助关系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阶级兄弟”、“革命同志”之间才能有无私的帮助，而对于敌人则只有无情的打击。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并不包含所有的中国公民。“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12]也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反动派等剥削者作为阶级敌人，并不包括在“人民”范畴之内。作为阶级敌人，他们不仅不能得到关爱，反而会受到严厉的打击。人道主义并不适用于阶级敌人！此所谓“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以后。……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13] 毛泽东时代的楷模雷锋在日记中写到：“我要牢牢记住这段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14]这段话准确地表达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真谛。 2.2 社会化主体及其社会化方式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只有经过成功的社会化，才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成功的社会化依赖有力的社会化主体运用恰当的社会化方式将社会化内容灌输给社会化对象。毛泽东时代，在毛-利他主义的社会化中，不但参与的社会化主体极富特色，而且建立了一整套极富特色的社会化方式。 政治权威作保障 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拥有无上权威。党和政府不但全力支持毛-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且全力支持它的社会化和社会实践。下文所述的领袖魅力的发挥、各类单位的参与、教育系统的投入、各种媒介的利用，均是政治权威支持毛-利他主义社会化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一切抵制行为，包括异己的声音，都会受到党和政府的严厉打击。 在毛泽东时代，毛-利他主义模式击败了其他竞争对手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证据表明，毛-利他主义模式仅仅凭借自己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获得了主导地位；但是，却可以肯定，来自政治权威的支持对它获得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 借助领袖超凡魅力 毛泽东直接参与制定了毛-利他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老三篇”），树立了一系列道德榜样（如雷锋）。他还以领袖的身份亲自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和践行毛-利他主义。在那个时代，毛泽东被人民像神一样的崇拜，毛泽东语录被人们奉为神谕。借助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向人们灌输他所倡导的东西，有力地推动了毛-利他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指导毛-利他主义的实践活动。 通过“单位”开展教育 “单位”是毛泽东时代的基础性的制度单元。根据最高权威的要求，各类单位都要对其成员进行毛-利他主义教育。由于每个人都属于某个“单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城市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所以各类单位内部开展的毛-利他主义教育活动，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且由于单位直接掌握了其成员几乎全部的生活资源，它可以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通过正规教育系统实施教化 正式教育系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职业学校、党校等，它们都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毛泽东时代，各类学校都要对其学生进行毛-利他主义教育。而且在所有学校的所有课程中都要以适当的方式融入毛-利他主义内容。 毛泽东时代极为重视人的思想改造，把正式学校视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阵地。毛泽东一再强调“政治挂帅”，强调“又红又传”，而且“红”优先于“专”。195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包括阶级观点、群众观点、集体观点在内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教师和学生的必修课，“政治觉悟”是评价学生优劣的重要考核指标。 利用各种传媒进行宣传 毛泽东时代，报纸、刊物、广播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且它们悉数掌握在政府手中，报道内容和形式也由政府确定。政府通过它们向社会有效地传播自己选中的信息，同时滤除各种“噪音”，从而使其倡导的理念得以迅速扩展。党和政府还充分利用其他传播形式，如办墙报、黑板报，组织演讲、大辩论、文艺演出等等，宣传自己的主张与政策，使之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树立榜样 毛泽东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树立了许多榜样，并亲自号召人民向他们学习。毛泽东既强调榜样是人民效仿和学习的对象，也强调榜样必须是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这些榜样往往是来自基层的普通人，从事着平凡的工作，但是具有崇高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的言行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他们可以带给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生动、最具体、最亲切的道德教育。他们都是平凡的，他们的事迹任何人都可以仿效；他们又是伟大的，要做到他们那样必需通过持续地、艰苦地努力。这些榜样，能够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易于被群众接受的、具体的、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案例，因而能更好地引导、激励广大群众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 当然，榜样的选择、解说、宣扬，完全由领袖、党和政府垄断，人民群众无缘置喙。 2.3 实践特征 确立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社会化使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深入人心，都是为了让人们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不能落实在行动中的理念是无力的也是无用的东西。毛泽东时代，在实践中，毛-利他主义行动独具特色。 政府主导 本文研究的“毛-利他主义实践”是人们自发的、自愿的利他主义行动。 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是民间的、自发的、自愿的利他主义行为，仍然受到党和政府的全面而有力地干预。首先，民间利他行为必须遵循政府制定的原则，如对同志爱，对敌人恨。其次，民间利他行为必须响应政府号召，按政府要求去做。可以说，民间的自愿行为，也是政府号召的行为，违背政府意愿的事情谁也不敢做。第三，民间必须学习政府树立的榜样，向榜样那样思考和行动。 非组织化或个体化 新中国建立后，取缔了旧中国遗留的慈善组织，也不允许成立新的慈善组织或公益组织。 毛泽东时代，不存在正规的民间公益组织，不存在民间的、有组织的、利他主义活动，民间的、大规模的、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公益活动则完全绝迹。 毛泽东时代，民间的利他行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以个人为单位的人际互帮互助,以及个人维护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行动。 个体行动特征 毛泽东时代鼓励个人在精神层面帮助他人。在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一个人思想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因此，积极引导他人学习毛泽东著作，帮助他人共同进步，是毛泽东时代一种普遍的民间利他行为模式。 毛泽东时代也鼓励个人为他人提供有形的帮助。作为毛泽东亲自树立的道德楷模，雷锋的事迹很能说明问题。[15] 1960年春天，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蓬勃展开了。雷锋把自己两年来在工厂和部队积蓄下来的二百元钱，全部取出来，捐给了驻地人民公社，而且不留姓名。[16]有一次，他到安东去参加军区体育运动大会，从抚顺一上火车，就主动做了义务列车员，擦地板，擦玻璃，帮妇女抱孩子，给老人找坐位，冲茶倒水，忙个不停，稍一有空，又拿出报纸，给旅客读报。[17] 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利他行为的主要形式并不是直接给他人捐款捐物，而是为他人、集体和国家贡献时间和精力，但最具特色的还是要求个人为他人、集体、国家、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为了保护集体利益、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而英勇献身被认为“死得其所”。“为了……舍生忘死”是毛泽东时代常听到的对英雄人物的赞扬。 三、解释：毛-利他主义模式的兴起 以上分析表明，毛泽东时代确实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利他主义模式，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有自己的社会化方式，也有自己的行动特征。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慈善模式，亦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慈善模式。本文尝试运用“还原论方法”对这种独特的利他主义模式作出解释，即把毛-利他主义模式视为其宏观环境的产物，而宏观环境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它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复杂的因果网络。 3.1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它涵盖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许诺建成一个全新的尽善尽美的社会。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居于执政地位。中共追求大众的积极认同，要求所有社会成员信奉马克思主义，并跟随自己按照意识形态蓝图改天换地。于是,马克思主义指定的理想蓝图——共产主义——成为全社会的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是一种涵盖全人类的全部生活的理想蓝图，实现共产主义是一项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全人类”是最大的人类集体，所以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项集体性理想。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的相辅相成，但更加强调个人价值以集体价值为前提，个人价值蕴含于集体之中，并通过集体价值体现出来。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18]最为关键的是，它认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个人应该为了维护全人类的价值——实现共产主义——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同时,至少在无产阶级内部,马克思主义承认“人人平等原则”和“功利主义原则”,所以它主张多数人的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利益，其结果就是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显然，马克思主义宣扬的这种集体主义不同于一般的集体主义，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埋葬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誓死捍卫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无产阶级必须消灭资产阶级，才能埋葬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场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19]在这场伟大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将严重损害革命队伍的团结，进而严重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阶级兄弟之间必须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这就要求在无产阶级内部实行人道主义。反之，对敌人实行人道主义不利于对敌斗争，将会破坏乃至葬送革命事业。所以，实行人道主义是有条件的，对革命同志的爱必需伴随着对阶级敌人的恨。这种服务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据阶级区别对待的人道主义，即为“革命的人道主义”。 3.2 社会化主体及其社会化方式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与生俱来的、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人出生时就像一张白纸，这张白纸上画什么东西，不取决于人本身，而取决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也就是说，人性无所谓恶，也无所谓善，通过改变社会可以改变人的道德状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存在决定意识”，而毛泽东高度重视意识对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他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对思想领域的重塑来有效地改变社会。上述思想从理论上论证了利他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社会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一党制”，中共是宪法规定的唯一的执政党，整个国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利他主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权威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党和政府既是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监督者，还是最重要的行动者。 中共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组织结构属于严格的等级制，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拥有神一般的权威，受到全民的疯狂崇拜。同时，毛泽东身兼“领袖”和“导师”，其个人思想对全体党员、干部、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直接的、梦幻般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因此，由毛泽东确立价值观，树立典范，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无疑是最有效的社会化方式。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党掌控了一切组织，包括政府、人大、政协、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等。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党自然而然地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并利用它们对外部社会成员进行宣传和教育。 党和政府对新闻、出版进行全面的、严厉的控制。党和政府掌控了所有的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出版物以及单位内部的黑板报、街头宣传栏等等。党和政府自然要利用它们对社会成员实施毛-利他主义教化。 “榜样”所拥有的强大的教化作用是公认的，“树立榜样”是最有效的社会化方式之一。毛泽东时代的独特之处，不在于通过树立榜样进行社会化，而在于榜样是由党和政府确定的、定义的、树立的，其它社会主体无缘置喙。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榜样是毛泽东本人直接指定的。对于党领导一切，而领袖拥有无上权威的国家，这一切也不足为怪。 3.3 实践特征的形成 政治权威至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均处于党和政府的掌控之中，利他主义的实践自然也要由政府主导。 毛泽东时代，政府禁止一切民间自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由于政府禁止一切民间自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所以民间有组织的利他主义行为无法出现，只能以个体化的方式出现。 毛泽东时代，个人可支配收入极为有限，一般家庭的收入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几乎没有剩余，所以志愿服务自然成为主流的利他行为，而捐款、捐物方式则退居其次。所以，与西方慈善和中国传统中更加注重财物救济不同，毛泽东时代民间利他行为较少存在直接捐款捐物方式，主要是贡献时间、精力与技能。 以一个至高理想为归宿的集体主义，本身就具有否定个人价值的倾向。它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革命利益，要求个人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此，在毛-利他主义教义中表现出“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轻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讨论：来自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上述解释中，我们把毛泽东时代的利他主义模式视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的产物。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是学习苏联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苏联是“外部”。既然这种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均来自“中国之外”，而又是它们塑造了毛-利他主义模式，那么可以合理地把毛-利他主义模式视为“外部影响”的结果。 那么，中国的历史文化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是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 4.1 内因论质疑 已有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将毛-利他主义的核心要素（如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要素关联起来，并以此“暗示”乃至“证明”中国本土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外因论”与“内因论”的争论由来已久。近来影响最大的是柯文以“中国中心论”批判主流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20] 大同思想—共产主义 与毛-利他主义模式的核心要素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大同”、“无我论”、“仁爱”。大同与共产主义、无我论与集体主义、仁爱与人道主义常被关联在一起，而且这种“关联”自然而然地被用来暗示或证明传统文化对毛-利他主义模式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深入人心。“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有所契合。《礼记·礼运》对儒家的这一社会理想作了完整、生动的描述。[21]后世研究者认为《礼运》为汉儒附会孔子迎合汉初崇尚黄老风气的伪书。尽管如此，人们仍肯定“大同”符合孔子仁学的宗旨。总的说来，大同是儒家的“未来理想”，而仁政是儒家的“现实理想”。 青年毛泽东确曾为康有为的“太平世”（大同社会）所吸引，但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毛泽东将上述思想斥之为“空想”与“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建基于其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上，是一种宏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三次使用“大同”比喻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传统要素被引用只是为了便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对应要素，并不是被接受，也不意味着两者处于同等地位。 无我论—集体主义 所谓“无我论”是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成全“集体”的思想。毛泽东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属于典型的“无我论”。有人认为，先秦儒家的“无我”思想，经由梁启超、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22]其实，受到影响的是“青年毛泽东”，成熟之后的毛泽东明确地抛弃并批判了这些思想。 儒家讲求的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超越“小我”，造福“大我”，不是舍弃“小我”，而是成就“小我”的必由之路。儒家承认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当利益，但是要求君子不能满足于自身的完善和小家庭的幸福，还要为更多的人乃至天下所有人谋幸福。儒家经典《大学》要求君子，在“修身”、“齐家”之后，还要致力于“治国”、“平天下”。完善“小我”，继而完善“大我”，并因为能够完善“大我”而使“小我”更加完善，这才是儒家的逻辑。显然，它不同于毛-利他主义所宣扬的牺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以换取他人和社会的幸福。 仁爱—革命人道主义 孔子讲“仁者爱人”，但是“仁爱”不等于“博爱”，仁爱强调爱有差等、由近及远，显然不同于毛-利他主义宣扬的无产阶级内部的“一视同仁”的“阶级兄弟之爱”。再者，儒家亦不讲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不以阶级差别作为是否施爱的依据，这与“革命的人道主义”大相径庭。 4.2 结论及其解释 由此可见，毛-利他主义模式与传统文化中的对应要素的差异性远远大于两者的一致性。差异是本质的、深刻的；一致是表面的、肤浅的。 与传统存在相似之处，哪怕是表面的、肤浅的相似，无疑有利于毛-利他主义的传播。但是，即使不存在这种相似性，不存在由此而来的传播上的便利，毛-利他主义仍然可以通行无阻。例如，革命的人道主义以阶级斗争为前提，对一部分人的爱与对另一部分人的恨相辅相成，这与仁爱存在深刻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未阻止革命人道主义成为主流思想，并对社会实践发生有力地影响。这足以证明无需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利他主义仍可以大行其道。这是因为，（1）毛-利他主义是一套自成体系的学说，不需要来自外部（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和支持。它是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2）马克思主义宣称，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制度与既存的一切思想和制度截然不同，而且这种新的思想和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革命、最完全、最进步、最合理的。因而，否定一切历史因素的价值，拒绝与一切现存的、异己的秩序妥协，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3）在毛泽东时代，观念、理论、主义的命运，不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思想市场上自由竞争的能力，政治权威的偏好才是最终的、最有力的影响因素。在一元化体制中，执政党既完全掌控政府，又通过中央计划掌控全部经济资源，还彻底掌控了教育和媒体，同时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实行全面控制，可以说，党和政府几乎控制了社会化的所有手段。所以，政治权威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暴力、财富、宣传机器有力地干预思想的竞争，并决定了它们的命运。（4）与“强大的政府”相对的是“脆弱的个人”。人们既无法获得境外的真实信息，也无法了解本国的真实历史。政府成功地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本国传统文化“妖魔化”。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高度依赖政府，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上学就业、贵贱荣辱全操于政府手中。同时，公众处于一般散沙状态，没有任何合法的集体行动手段，也没有任何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利。这样以来，他们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知识，也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行动，即接受政府主导的社会化。 综上所述，与其说本土的传统文化支持了毛-利他主义模式，或传统文化孕育了毛-利他主义模式，不如说毛-利他主义模式是在摧毁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不是本土的传统文化，而是外来的思想和制度，建构了毛-利他主义模式。也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被动摇、被改变、乃至被摧毁的时候，毛-利他主义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而这也正是邓小平时代发生的故事。 2014年11月 【参考文献】 [1] 楼慧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在慈善研究中的集体失语及其分析[J]. 人文杂志，2009，(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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