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石元康教授〈黑格尔的中国观〉》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7月24日 【该文系笔者于1997年初发表于邓正来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香港）季刊》，转载于台湾《孔孟月刊》，由此我与儒家结下半生缘。邓先生最近逝世，我悲痛之余，重温旧文，饮水思源。摘录如下】 （一）前言 台湾周阳山、傅伟勋两先生主编《西方思想家论中国》一书的问世，为反思中国文化提供了新视角。读毕，我倍感中西论战之任重道远，它决定着世界文明的前途：A.仍是行走西洋的“维新老路”，即以自由与科学来导航，打破传统，戡天役物，令世界在愈益冲突中不断进步？B.还是另辟东方的“中庸之道”，即让自由与道德、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相会通，遂使文明在和谐中升华？ 该书所收之文，多为反中国文化之论；特别是其中《黑格尔的中国观》、《马克思眼中的中国》和《韦伯的中国研究》三篇，用夷“贬”夏而崇论闳议，脱“华”入欧而标新立异。然而笔者认为，中西自古悬殊，一是重器尤重德，一是肉与灵不合；两者难以同质可比，倒能异质互补。因此若用欧美价值，苛求华夏，则难免管中窥豹，挂一漏万。下文专对《黑格尔的中国观》一文，批驳西哲之不明不白于东方，和洋奴以讹传讹于国故。 （二）黑格尔对中国的误解与无知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石元康教授说：“只要对黑格尔哲学稍有涉猎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像是一个天罗地网。如果你不被它这个庞大又严密的系统所吓倒，而迷失在其中，则你就会发现它的深邃的洞见。”然而究竟是谁“迷失”呢？对于祁克果（S. Kierkegaard）说“黑格尔已经迷失在他自己的抽象体系中”，当如何理解？老子曰：“虽智大迷。”是不是石教授也迷失在其中？按照《易经》，黑格尔是“先迷失道”，石教授是“随获义凶”。 石教授又说：“他（黑格尔）从这个体系的基本原则来讨论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他把中国文化看得很低。……如果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必须指出他的了解究竟错在那里。只是情绪上的反应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增加，可能会使我们陷入更蒙蔽的境地里去。”石教授既对黑氏哲学推崇备至——你要么被它的“庞大又严密”所吓倒，要么被它的“深邃的洞见”所折服；那么，用这高不可攀的眼光来视中华如敝屣，岂容置疑！在石教授看来，不同意黑格尔德中国人，无非是“情绪上反应”。本文切慎于此，且须理性辩诬。 黑格尔认为，中国乃至东方的文化与宗教，恒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故而不曾达到“反思”的高度；其主题精神尚未分离于客观世界，仍是浸沉于自然之中。尽管石教授用中国文化“不是与自然对立”的话，来疏解原义，帮腔作势；但这只能说明他俩对于华夏，如坠烟海，目不见睫。 儒释道与自然界的关系乃辩证性的“万物一体”——既有分离超越的一面，又有复归和合的一面。黑格尔及石教授所谓“自然”，不外乎生物进化、相争相害，其正是中国文化所要分离超越的。如此自然即儒家之“人禽未辨”之界或老子之“化而欲作”之情，笔者暂称“野性自然”（斗争性）。中国文化所要复归和合的，乃儒释道之“德性自然”（和谐性）。 儒家讲人禽之辨，就是要超越斗争性（进化论），而升华到一个仁情博爱的境界。孟子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他有“四端”（仁义礼智），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乃人伦至理、人文至情、人道至义。超越禽兽性或斗争性，只是儒家自然观的初步；还须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即以尚善之胸怀、仁爱之通感，回馈大千之造化，反顾万物之共生。进言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意之一是：站在人伦人道人文的高度，来把握自然之德性，从而确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其二是：把人类之善推广于自然，亦即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亲人到博爱，对于草木山川，都触景生情，极至于乐观品类之生生不已，故而赞天地之化育；于是，人乃立三才而运五行，秀万物而灵两仪。 儒道两家的自然观，皆是涵融且超越，但殊途而同归。儒家强调人的能动性，所谓“自强不息”、“日新又新”；道家彰明道的复返性，所谓“德交归焉”、“归根复命”。先秦道家论自然，其意尤广，天地万物、人与社会。其“野性自然”乃人兽作凶、出生入死之域（佛之六道轮回），老子曰“天下无道”；其“德性自然”乃挫锐解纷、不争无尤之境（佛之三界之外），庄子曰“至德之世”。再者，儒释道讲“天人合一、依正不二、四大三生”，岂是沉眠于自然，恰恰相反，它们是高度超越，反思又反思，否定之否定，以致扬弃了西方式的神或人的中心主义。 以上所论，从“野性自然”到“德性自然”之飞跃升华，从分离超越到复归和合之对立统一，如此儒释道自然观的展开，足可证明中国文化之反思反省。黑格尔及石教授否认中国文化之超越性，尤把其所倡之人与自然之和谐，看作“未反思的意识”，可见他们的“中国观”乃糊里糊涂。 （三）黑格尔自然观的狭隘性 儒释道既分离超越于相争相害之“野性自然”（生物进化），又复归和合于感通感应之“德性自然”（因缘众生）；而且两者乃一体表里：相争相害是表象或末端，感通感应是本质或常性。唐君毅说：“若阴杀为宇宙之本，则物与物间，外固相杀，而一物之各部分，亦可互视为相外，而当互争生存以相杀，便成内外之相杀。果内外之相杀为宇宙之道，则将无一物存在之可能，而宇宙早已消灭。故由宇宙之不灭，万物之存在，即证天道之必以生道为本，仁道为本，而自然界非不表现德性与价值，亦明矣。” 再看黑格尔自然观之狭隘。首先是自然本身：第一、黑氏生硬地搬运科学于其辩证法，把自然分为机械（量）、物理（质）和生命体（质量），从而构建其自然哲学。此乃像胡塞尔所评“流于‘自然思维’的弊端”。第二、黑氏以矛盾斗争充斥自然，合污于进化论，视“野性自然”为常态，佐证帝国主义与斗争哲学。正如邬昆如教授指出，黑格尔哲学“以自然现象当作正反合的必然斗争，而胜利的一方叫做合，由此引起了理论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黑格尔及西方文化坚持主体自由与客观征服之对立统一，而无儒家“人禽之辨”之超越反哺与“天人合一”之通体关照。虽然在黑格尔自然观之中，精神是与自然相分离的，但这是否具有上述的超越性呢？他用“自足的存在”来说明“精神的自由”，似乎很对路；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精神、自由、欲望三者之密切相关，此乃模棱两可——精神自由究竟为何？是超越欲望的自由，还是满足欲望的自由？黑氏混乱，石教授干脆以后者（欲性自由）来诠释之，这实际上就否定其超越性。石教授援引马克思类似的话来支持黑氏的庸俗性，同时诬蔑中国文化乃“原始性”；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活动是一体的，它就等于它的活动。但人却不一样，人以他自己作为他的意志及意识的对象，也就是由于这个理由，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这段话只能说明，人比动物更能随心所欲，而不受自然的限制。如此自由，实为欲性（野性）伸张之自由，处于儒家之“人禽未辨”之低层次，这叫什么文化、什么哲学？ （四）黑格尔辩证法与中国文化 说中国只有伦理学、而无思辨哲学，是黑格尔的另一偏见。实际上，中国伦理学恰能引人入胜于思辨哲学；道家的“道、德”和儒家的“仁、中庸”诸范畴以及《孙子兵法》，无不是思辨哲学炉火纯青之产物。相比之下，黑格尔及西方辩证法乃残缺不全和劣质扩张而已（全然矛盾，不能和合；就军事而言，仅是以暴易暴，永无和平）！ 黑格尔颇多祖述老子，偏用激论而已。他虽注疏老子，却回避两者渊源。现论黑格尔与老子之相异：第一、体系之规模。诚然，黑氏体系极庞大，石教授称“天罗地网”。但老子的“道”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不同的是，老子哲学“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而黑氏哲学则像祁可果所批评的那样，“以为一切问题只要整然地纳入他的体系中，便能迎刃而解。”第二、精神与自然。在老子，道与自然的关系是这样对立统一的，即对立于“化而欲作”（野性），统一于“利而不害”（德性）。但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简单地进出自然，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则与之对立不和；这暗含着人类破坏生物圈的合理性，乃欧美文化之通病。第四、矛盾之存消。在黑格尔，精神在其进出自然、离合上帝的过程中，对于万有世界不加责任，任之残争恶斗、矛盾冲突，美其名曰“理性的狡猾”，犹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但黑氏恒以矛盾斗争为万物常理，而老子则以遵道贵德为大千本性。第四、结果之悬殊。中西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是：西方文化乃向外用力，矛盾通过斗争来解决，环环相报；中国文化乃向内用力，对立依靠感通来中和，心心相印。宋儒张载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五）石教授荒谬发挥黑格尔 石教授在阐述黑格尔中国观时，说道：“自觉意识尚未出现，所表示的是人的意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意识所指向的是自己以外的世界，而意识对象也是自己以外的世界。在这个阶段的意识世界里，人们缺乏自我意识。由于缺乏这种反观式的自我意识，因此，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尚未发生。主体事实上还是被埋没在自然及客体之中。支配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很重要的一些看法，例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合一’就是这种主体精神没有冒出来的表现。”其中例举庄子格言（原句应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尤能反映石教授桀犬吠尧，大放厥词。 但凡涉猎先秦诸子者皆知，庄子思想正是超越了感官触及之世界，摆脱了形体感受之自然；而上述格言则闪烁于此境界，它表现了无限自由之主体精神，它挣脱了经验世界之一切连累。劳思光教授在解释《庄子·德充符》时，指出：“主客之辨既明，自我即不陷于对象界之事象系列中；如此，乃可‘游心于德之和’，即作为主宰之自我恢复其主体自由也。”由此可见，石教授明明不懂庄子，却硬要妄下雌黄；而他用庄子格言来诟责中国文化尚未“冒出”主体精神，则对己有作茧自缚之愚，予人以入室操戈之便。因为庄子思想，特别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警句，不仅超越了黑格尔及石教授所鄙视的人与自然之未分离，而且超越来他们所看重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观之相对立，遂达到对立与和合乃升华浑一。这两次超越所达到之高度，虽像是黑氏哲学的“正反合”之合，但黑氏哲学没有涵盖如此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黑格尔还说：“因为我若依附他物而存在，那我就与非我的外物相连，并且不能离开这个外物而独立存在。反之，假如我是依凭己力而存在的，那我就是自由。”如果吾人据此而认为，黑格尔像庄子那样超越了欲性野性、超越了物化异化，那就很可笑了！启蒙时代的西方就是靠与自然对立、与世界对立而起家的（“正→反→合”之“反”）。如此对立旨在征服和掠夺，这与其说是超越外物，不如说是陷溺于物质文明。但无论如何，此种启蒙与理性、自由和对立，在主体能耐与客观机遇两方面均得力于华夏。是她治平天下之致命失误！ 远方的高古文明啊，其人在涵融天下忧患之际，游情于高雅的礼乐人生；他们并未注意到风云异变和凶兆微显（由平天下或天下观的“失误”所致隐患）！诗云：“桂轮秋半出东方，巢鹊惊飞夜未央。海上风云摇皓影，空中露气湿流光。”她会就此沉沦，赍志而没？还是曲通大同，先否后喜？这在不久将来必见分晓！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