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劫怎度？无关于玛雅预言 作者：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12月20日 五鬼不害道，含沙非杀身。 大和一巨毒，西方无人伦。 三圣不复作，谁亨万世屯。 宋诗今喻：五胡乱华自流沙掩至，虽患能融。倭寇更荼毒，西洋绝人伦；除非儒释道复兴，生灵将灭，遑论“为万世开太平”！ （一） 增进人类生存的发展亦会致其消亡 治人事天，莫若啬。……重积德则……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借喻：节约而限制物欲，永生须呵护地母。] ◇地球生物圈原本还能存在好几十亿年，人类能与之共存同寿吗？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诗云：“子孙亿载千万世，永与清洛流汤汤。” ◇清洛将竭，子孙安存？人之“有为”则是“不终天年”。原始人能生活几十万年，而农业文明则最多存在几万年；即使没有科技冲击生态，两者也是会造成人口压力与生态萎缩之恶性循环的。 ◇尽管如此，中国古人还是尽量争取“人类永生”的。古诗云：“吾师宝之寿中国，愿同劫石无终极”。为此中国古人坚持“天人合一”，旨在“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他们主张“卓立三才”，做到“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 ◇基督教的“文明”，既鄙夷现世，又轻视自然，所以其存尤短。神给世人的时间的确很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新约•马太福音》）——“上帝创世→挪亚洪水→最后审判→世界末日”全过程，总共只有几个千禧年。 ◇“上帝的选民”（浮士德式的西方人）以牺牲地球生物圈来建立“科学天堂”，缩短基督教的“创灭过程”。大科学家牛顿根据《圣经》推测世界末日是2060年，即从科学革命到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大约是300年。这大抵已被现代研究证明。 ◇总结近年来的环境报告和相关的科学预测大体是：A.拯救地球还剩下7年时间；B.到2030年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平衡世界工业化；C.人类只有50％的机率幸存于21世纪；E.本世纪末只有10亿人口能够幸存下来；F.人与其他物种将在100年内消亡。 为什么发展反而会使文明面对厄运？因为发展乃伤害生物圈。为什么发展会伤害生物圈？因为人们倚靠科技而缺乏更高智慧驾驭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只要看看19世纪中期的蒸气机是怎样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看看内燃机在20世纪里是如何发挥其功能，再看看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又是何等深刻地改造着我们的环境，你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为何要警告我们：人类现在正在面临着……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人类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的同时，却不能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全球通史》第7页） （二） “无所逃脱天地间”，进退维谷中求生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借喻：天下连成一体是最危险的，如果能够退回到“小国寡民”，那才安全呢！] 由于生态超限、生物圈不堪负荷，现代文明乃危机四伏，险象环生——面对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两种矛盾的日趋尖锐，人们不能齐心协力而共同应对：政治上无法实现“大同”，以结束民族国家之对抗；文化上无法实现“和合”，以消弭思想宗教之纷争；各国都在破坏环境，谁愿意为拯救地球而作出让步、达成妥协呢？污染升温将会引起海涨陆沉，吾人所居的地球村就像泰戈尔的诗句所言：“死象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 然而，人类究竟有没有幸存的出路？如果有的话，那么拯救之道为何？似乎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第一、近世以来的“维新老路”（进化进步）：向外用力、向外开拓、向外平衡，即继续依靠这神乎其神的现代科学去发现地球人的“新大陆”（向着上帝天堂去建立科学天堂）；即使是“世界末日”降临，“上帝的选民”也能得救（基督教《新约》）——不是吗？最近欧盟科学家已经决定建造“末日方舟”，以在月球上保存地球物种和文明基因！ 第二、传统时代的“中庸之道”（中庸中和）：向內用力、向内开拓、向内平衡，即重新运用那玄而又玄的东方智慧去找回现代人的“伊甸园”（守护精神家园并修复地球家园）；即使是“万类糜溃”发生，“积善之种民”也能幸免（道家《太平经》）——不是吗？如今泰国佛教界正在大力推行“善地阿索” 以在世俗间示范和谐模式与淡雅人生！ 中庸之道是“强人所难”——人口爆炸和人欲横流，国家利益与国际冲突，在此情势下谁敢放弃大竞争大发展而反求诸己、修身养性呢？那岂不是坐以待毙、不战而亡吗！老子曰：“善摄生者……以其无死地。”竞争的地球村是“死地”，但谁也离不开，唯有全体放弃竞争，活路可寻也。 维新老路是“异想天开”——天外有天但天外无地，星空遥远且星体不毛，在此条件下谁能适应极寒冷极酷热而殖民太空、建设天堂呢？那岂不是赴汤蹈火、葬身无极吗！庄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吾人能否搁置对大宇宙的探索，全力关注生命本体呢？看来我们既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却又进退两难、进退维谷矣！ （三） 坚信“生于斯长于斯”，修复唯一家园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借喻：不要向外探索生存空间，而应向内寻找心灵家园，那才是我们的得救之道呀！] 换个角度来思考“出路”。地球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暂且不考虑“太空殖民”的可行性），这意味着西方人或现代人的的生存方式（向外用力向外平衡）不再行得通了。但是，传统的生存方式倒是适合于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的，尤其是中华民族在不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的情况下生存了好几千年，这样宝贵的历史经验难道不值得今人借鉴吗？管子曰：“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 古中国与地球村有着某种同构性，都是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之中——儒家主张“平天下”、争取世界大同，但却根本反对向外宣泄矛盾、扩大生存空间。古今之治理各有难易：A.地球村面临着人欲爆炸（原罪爆炸）和国际冲突（世界战国），而儒家在这方面则处理得很好。B.古中国既有“紧张内压”，又有外部压力——欧亚大草原的胡患和后来的海患（倭寇等），而地球村则没有受到“异域”（外星人）的威胁。进言之，历史中国不仅承受内忧外患，承受遍天下的祸因乱源，不仅要安顿内部，而且还要向外推广其“天下太平”的文化模式（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如此任务是何等艰巨！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天下”，往古尤难。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同构性”，让我详述历史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她的地缘，一面临大海，三面环内陆。内陆地缘大体是，从文明中心越向外，地势越高，生物量及水越少，气候也越寒冷。所以，在人口流动上是易进难出，中土乃四裔所向，因而生态紧张；在军事行动上是难攻难守，华夏乃战略被动，因而外患频仍。其海洋地缘，同样是易进难出、难攻难守，祸患的因素压倒民生之作为。在传统技术的条件下，广土众民不能通过太平洋来实现外向发展，因为利用太平洋所需的技术量比之西方海洋要大得多。因此，历史中国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大陆地缘，还是海洋地缘——不可能让向外宣泄矛盾，反倒是遍天下的祸因乱源聚爆于文明中心。在这般绝境之中，竟然能够创发出一个伟大的文明，并且延续终古而越趋壮大；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再大难题不能解决呢！能治好中国，就能治好天下；能治好天下，就能治好全世界（何况古圣贤就是把“治国平天下”一并来解决的，“天下”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概念）。今之地球村的要害也和历史中国一样，都是“紧张内压”而不能向外疏解；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必须从华夏祖先那里学到“向內用力向内平衡”的本领。这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的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我们的）导致破坏的效率则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 还需要就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影响中华民族之心理这一情况，略作解释。仅仅是在恶的方面，传统中国是“自我封闭”的。其地理与生态决定了矛盾运动：不能宣泄于外，而是聚爆于内；其文化也不允许中国向外扩张，去祸乱世界。但是在善的方面，中国则是最为开放的。中华民族具有最宽容的天下观和最高远的天人观，她吸取异域文明，迎接外来文化；她不仅是怀抱世界之善，而且还包容世界之恶。她承受周边与化外的祸因乱源、承受四海之外的忧患，并将其消融于内。（老子曰：唯有承受天下的污垢与不祥的民族，才能王天下）。 （四） 超越“知识就是力量”，发现永生模式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借喻：我们所居的的人造景观、现代都市既是华而不实，更是如履薄冰；还不赶紧重视厚生之道，加固人类的生存基础啊！] 西方文明之治理其实是很简单的：矛盾宣泄于外，内部便会出现佳境——妥协、和解、有序，在此情况下，即使原先是“相争相害、万人战争”（霍布斯邦），也会变成“公民社会、民主共和”（社会契约论）；即便是采取“最大竞争、物竞天择”（近代西学），反而带来“最大收益、普遍幸福”（古典经济学）。但它又有什么生命价值呢？本是生生灭灭，只是等待外来机会，幸运者也是暴兴暴亡！古希腊、罗马和近代欧洲分别借助于东方母体文明而起步，它们每到机会用完就陷于绝境，而走向毁灭。中华文明则不然：她总能于绝境中创造机会（“危机”：危乃转机，否极泰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西方社会是矛盾向外，其治也易，事半功倍；而历史中国则相反：矛盾向内，加上外患，而且还得针对遍天下的祸因乱源，推广她的和谐模式；真可谓难上加难呀！ 如果历史中国采用西方文化及其生存方式，那是不堪设想的！人性解放、自我中心，加上生存竞争之最大化，好像是能够带来资本主义、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但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即宣泄矛盾、外向平衡的。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则必是矛盾聚爆于内而文明万劫不复，即中华消亡于古。倘若能够条件具备，那便是科技爆炸世界而战火遍烧全球，即人类消亡于古。实际上，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太平洋风浪大、陆距远），中国科技虽臻于世界历史，但也无助于广土众民之外倾发展；却是它在海洋地缘较佳的欧洲，被派上了用场。正因为历史中国不具备宣泄矛盾、外向平衡之客观条件，所以她若是采用西方文化及其生存方式，那就等于选择民族自杀和文明自毁。然而无论如何，儒家要为世界和平与人类永生负责，要为人与生物圈进行“文化保险”——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保合大和，各正性命！ 矛盾向外的西方，竞争越大则发展越快，其他一切问题均能迎刃而解。但历史中国却是另一番情形：竞争稍大则矛盾激化，以致天灾人祸，这是因为她不能外向平衡；相反，竞争小则物力乏，故不能应对人口压力与内忧外患——生存与发展是悖论，西方没有这个问题。历史中国既需向外突破的竞争智慧，又要限制竞争的中庸智慧；西方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此其一。历史中国屡因人口、生态、竞争和外患诸因素的严重失衡，而致“天下大乱”，它需要动态平衡的阴阳智慧来恢复平衡，而延续文明；此非西方文化所能为，此其二。无论是大治而向外展开（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平治天下），还是大乱而向内收敛（同化野蛮、融解祸因、拨乱反正），两者都需要融摄无间的大同智慧，兹乃中华所独有，此其三。最后，又因为矛盾向内而生态紧张，它须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来中和“三才”；而彼西方因“自动的”向外平衡，故无需此种思考之必要。辜鸿铭说，正是凭借这般高超智慧“使得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敢断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未能取得像中国人这样辉煌的成绩，他们不仅把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持了它的和平。” 总而言之，在处理人类生存之难题的时候，传统中国运用了有机多元的“大圆融智”，而西方文化则仅为人类智慧系统之中的一个方面（西方割裂性和竞争性的智慧，而无和合与平衡的智慧）；所以，西方是获得机会而消耗生命，到死方休，中国却自创生机，绝处逢生，终古延年。 （五） 揭穿“上帝阴谋”，实现人类自救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老子，借喻：在西方，中古宗教乃“神伤人”，放弃现实人生，只求灵魂得救；近代理性乃“鬼害人”，放纵人性本恶，只求物质进取（此即浮士德听信魔鬼，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这里再涉猎一下西方宗教的“救世”。今日地球村之情状可谓临近“世界末日”，对此基督教是负有很大的罪责的。基督教鄙夷自然界，要自然万物为人服务、为之牺牲；神造万物，否定自然，激励“上帝的选民”以征服自然来“创造历史”——“选民”一直在模仿上帝创世——以破坏生物圈来建立“科学天堂”，并且还摧残“异端”（近代的殖民主义和今之文明冲突论）。罗素说：“从科学那里……我们（西方人）汲取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也和神一样，可以成为不科学民族杀死的主宰者。” 西方的世俗理性与宗教神学表面上对立冲突，但在破坏天人和谐的方面，两者则是相反相成的。老子曰：“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基督教是弃人（现实人生）、弃物（自然万物），西方理性是不救人（放纵人性恶）、不救物（破坏生物圈）。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西方文化正在引领现代人实施基督教的“毁灭世界的计划”（“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美国神学家赫舍尔（Abraham J. Heschel）说：“圣经把一种关于人的新观点交给了世界。……人是谁？人是在痛苦中拥有上帝的梦想和计划的存在者。”这就是说，人肯定是在实践“上帝的计划”。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纪》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西方）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第一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在我们这一代人，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将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 汤因比认为，如果人类还有得救的希望的话，那在这方面能够有所作为的，不是西方文化及基督教，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的五种思想：A.天下观与世界主义,B.仁爱观与和平主义，C.和谐观与合理主义,D.敬畏心与天人合一,E.无为心与长而不宰。这看起来既是向內用力向内平衡（例如仁爱观、和谐观），又是向外用力向外平衡（例如天下观、无为心）；但实际上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与展开而已，两者之融通，从静态讲是中庸中和，从动态讲是阴阳交替。一个民族或文明仅为向內用力向内平衡，那也是不堪人满之患与外患的；反之，只是向外用力向外平衡，则难免是自生自灭或暴兴暴亡。唯有能够做到立足于第一种、而涵融第二种，并且实现动态平衡的民族或文明，才算是掌握了永生之秘诀。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举世仅见的终古长存的文明民族，正因为她既是基于人性本善与和谐性，又能包容与化解其反面（竞争性及祸因乱源），并且吞吐天下、阴阳放大。 （六） 结论 因为西方文明是把矛盾宣泄于外，牺牲外部世界和地球生态，故其治理也简单，其成长也亢奋，其存在也短促。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自始便承受内忧外患，涵融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并且她还向外推广其“天下太平”的文化模式，消解野蛮或争端，恢复世界的失衡；所以，中华文明不仅做到其自身可大可久，而且也为全人类开辟永生之路。但时下的问题是，中国“走向历史的反面”也太过头了，以致也像西方那样无比强烈地冲击地球生物圈。难道在人类终劫到来之前，中国不仅能以实力压倒西方之霸道，从而解除她自己的最大外患；且还能以文化扭转世界之阴阳，从而拯救全人类的灭顶之灾吗？鉴于历史上中华天下的阴阳失衡之恢复，一半是靠无情之自然力（战争），一半是靠阴柔之文化力（复兴）；再鉴于现代西祸之炽烈而使中国文化遭受极大破坏；那么，今后世界的阴阳失衡之恢复，则难免一大半是靠自然力（天灾人祸死人好几十亿），若是中国文化还能发挥一点作用，则人类或能忧患余生。但愿如此“阴阳平衡”发生在“世界末日”之前！——“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沒有这样的灾难”（《新约•马太福音》）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