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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失“道”的天下——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

http://www.newdu.com 2018-01-20 儒家网 诸玄识 参加讨论
诸玄识

    作者简介:诸玄识,皖籍,原名朱恩平,1956年8月26日生,少随父游宦于三湘四泽与江淮之间,于变动中成长;学无常师,问有遗贤;启蒙于徽派之立言,闻道于桐城之立德,笃志于合肥诸相之立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留校执教,合著书《第三次选择》。1990年定居英国,先在阿伯丁大学深造,肄业而去台湾拜师学儒。回到英国做了多年律师,置产无忧后辞职而治学。早年听说在国共易帜之际,新儒大师乘桴浮海,继绝兴亡于一隅,去港台拜访新儒大师钱穆已故,未能登堂入室;受陈立夫鼓励,立志于薪尽火传。
    
 
        失“道”的天下——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 
    诸玄识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西历2012年8月10日
    
    大体而言,现代世界表面上是近代欧美的文化展开,实乃中国文化之“阴阳变异”。中国技术奠基科学革命和开通全球地理,中国文化“启蒙”神权化的欧洲;若非如此,泰西之宗教与世俗必多方混战至毁(例如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而绝难嫁祸于外、征服异域(最多像十字军)。但无论如何,今日这个极盛的科技文明或物质文明必将“物极必反”——两种之一:A.很大的可能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中走向消亡,B.微弱的希望是被重新纳入“轴心文化”的和谐轨道,后者即实现中国文化的“正→反→合”。
        (一)进步通向毁灭,检讨中国的幸存之术     
    往昔,中国文化含弘光大,广被四海;圣贤谨守和谐之道,而控制科技及火药;唯恐“普罗米修斯之火”纵焚同类,遗殃我辈。——老子曰:“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科技之光必须昭示文明之晶源,赞化万物,让众生长享太平,这就是“轴心时代”!然而,日改月化,夜长梦多,唐诗云:
    起来琼户寂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孟昶:《避暑摩诃池上作》)
    正当中国人在其“平天下”的间歇、享受那尽善尽美的“礼乐人生”的时候,最糟糕的事发生了!中国科技竟被四海之外的“夷狄”改制成了爆炸世界的“炸弹”(宙斯、上帝和海盗三者共谋——原先它们分庭抗礼且同室操戈,但在中国文化为之打开广阔天地之后,它们则同流合污而伤天害理),以致粉碎“万国咸宁”,殃毒文明母亲,并使全人类与生物圈面对“终劫”。为了“保国保种”,中国不得不收敛传统,而“向西方学恶”(指竞争性的西学、体制和生存方式。罗素语)。法国学者瓦莱里说:“这些希腊辩证法、罗马智慧和新教教义的继承者,将人类唯一的……习惯于高雅的士大夫文人政府统治的民族,从睡眠中唤醒了。……很难预料她会怎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全面动荡,人类将处于什么样的新平衡状态中?”(《中国印象》第88页)第一、中华民族从未昏睡,始终都在“平天下”,并升华其文明(免于消耗自然和使用权力,安享和乐,陶冶艺术);她无时无刻不在进步,却能够保持“知者动”与“仁者静”的平衡。第二、中国人原本毫不喜欢像西方人那般的“妄动”。——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但现在,全人类都被卷入了妄动之中,中华民族若非如此,她就会“身先死”。那么,世界之倾荡究竟如何平衡呢?20世纪主要是“人祸平衡”(热战冷战和阶级斗争),而今核大国的“恐怖平衡”则是依靠摧夷生物圈来维持的!但世界已濒于生态毁灭和战争毁灭。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不幸中的万幸则是西方内讧(世界大战与冷战),它使中国乘机施展“战国策”来“以夷制夷”(结盟对抗);她终于在这个欧美所主宰的“全球战国”中崛起。不过,煊赫当世之霸主,仍在围堵中国;只因其树敌众、战线长而力不从心,暂且相峙,但也在调整战略,重心东移。与此同时,它还加强文攻,以亚制亚,以华制华;分解华夏,阴毒谋划(眼下,中国首当其冲于霸主的新的世界大战之冒险)。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富国强兵,暂且顾不上环境上的“山川破碎、江河废流”(发展第一、生态第二,轴心时代相反);不仅如此,她还得赶紧开发其自身的“软实力”,即复兴文化。上个世纪之中国,演义“合纵连横”(战国策、以夷制夷)——先合纵于苏联而有后盾,后连横于美国而有奥援,中间联合第三世界,因而她有恃无恐。今却独当一面,傲然孤存于“文明冲突”之中;若是没有足够的“软实力”,中华民族将有可能被思潮泛滥和宗教狂热所淹没。泰戈尔诗云:“死象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明岛”,她无时无刻不被世界性忧患所冲击。我辈尤其是要借鉴往昔华夏“中天下而立”、融和异族异教的历史经验。
        
    (二)文化蕴聚潜能,推开儒学的众妙之门
    
    中国古人是最善用“软实力”的,所谓“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等等。往昔中国不恃“硬实力”、不用霸道,而施王道、靠文化来营造泛世界的天下太平。这就像孙中山所说:
    中国……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强盛的国家,所以常自称为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以为中国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国家做中国,自称大一统,……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中国……已渐由民族主义,而进于世界主义……。中国几千年以来总是实行平天下的主义,把亚洲的各小国完全征服了;但是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专用野蛮手段去压迫人,而多是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
    鉴于全球化之国争教斗、洲洋入战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从中国文化中,看到了化解之道;他断言:中华民族禀赋多种美德(软实力),从而使她不仅在历史上统治着“天下万物”(世界中心),而且将来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的“中国”(中央王国)。如此美德诸如:A.天下观:超国族之和而不同,B.历史观:大一统的和平经验,C.性善观:情万类的儒家仁道,D.自然观:儒释道的天人合一,E.无为观:通感性之长而不宰。(《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87-293页)汤因比还说:
    ……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94页)
    近忧远虑:所谓“进步”或“发展”,无非都是打破生态平衡——摧残人的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人类自始便倾向于“自我否定”;而今世界之一体化,则趋于人类自毁。这需要有识之士困心衡虑,发掘真知,来指示迷途,引导前程。西方文化乃与之背道而驰,而利益取向之民主政治,则更为“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障碍。故西方为逞其私,耽误全人类之幸存,其罪大矣!英国学者亚当斯·贝克指出:“有一天,人类将迫不及待地渴望着从那个‘民主’的沼泽中逃脱出来。”他进而说:
    斯宾诺莎、布莱克、尼采以及许多许多别的哲学家,都没有想过……应该在“民主”的鬼火把人类的命运引入泥坑时,引导整个地球摆脱困。……对于哲学、科学以及社会进步……关涉到人的日常生活的事物而言,只存在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础,那就是东方人所教导的人类自身的神性,亦即人类所具有的、从未被充分地彻底地遵循的神性(“神性”即佛教所云“佛性”,儒经曰“性至善”——引者)。(Beck, L. Adams: THE STORY OF ORIENTAL PHILOSOPHY,PP429,N.Y.: Farrar & Rinehart, 1928)
        (三)文明面对终劫,探索世界的拯救之道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已是“文明中心易位”——从往昔的“中华王天下”(朝贡体系、万国咸宁)变成了“西方霸诸侯”(全球战国、恐怖平衡)。一定会有人问,既然如此,从今往后的“天下大势”将是怎样?略谈五点如下:
    第一、“水合众流同赴海,山分一岭独朝天。”西方的海洋文明究竟能“进步”多远、“智动”多久?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我们还是从“文明中心易位”谈起。如果分别用典型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来观察,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其一、西方文化:它是朝着地球海陆的一次最大冲刺(物质文明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其趋势不是“接近天堂”(科学神力),便是“上帝洪水”(生态崩溃)。其二、中国文化:如果地球家园尚存的话,此次“文明中心易位”仅仅是像往常一样的周期起伏、阴阳交替,只不过是走到了“历史的反面”而已(唐诗云:“人心悬反覆,天道暂虚盈”),但这回却是最大最后的一次!
    第二、“但教清浅源流在,天路朝宗会有期。”中国文化还能对这个世界有所作为吗?将庄子的微言大义——“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把握阴阳交替,应对无穷势变),拿来推演一番,颇能享受一番“历史的浪漫主义”,即:历史虽然表现为中华的“万古江河”灌注“西方支流”,从而形成了现代海洋文明;但实质上则是“百川归海”,即如老子云:“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因此洋面汹涌与深凕幽静,乃一阴一阳。汤因比认为,世界再将发生阴阳转替,并且还说:“人们无法预测中国……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题’。”其公式是:正(阴)→反(阳)→合(阴阳合)(《历史研究》第287页和第394页)
    第三、鉴于作为“子文明”的西方在向文明母亲学习的时候,只是“为我所用”,而非“择善而从”,尤其是它摈弃了最宝贵的“和谐之道”——使人类安存古今的“轴心文化”(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所以,致力于主宰世界与自然的欧美,对于它自己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这一痼疾,是根本无法医治的。从而汤因比说:“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稳定和统一。……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刘北成、郭小凌 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393-394页)
    第四、这对于中国来说确是极为难办的:如果她在科学和物质文明的方面不能“迎头赶上”,勿庸置疑,她会被“开除球籍”;但若中国功成事遂,那对于已被西方致残的、奄奄一息的大地母亲来说,或许就是“最后一击”!(罗素说:中国跻于世界先进之列更是凶多吉少!它们正在以无情的、有效率的竞争性与工业化,折磨这个不幸的星球!(the Problem of China, PP13-14))更何况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道的部分)已被摧夷几尽,难以复兴。眼下,世界资本主义正在以嚼噬地球生物圈,来保持自身的平衡与亢奋;但已是临近极限,岌岌可危了,其结果无疑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难道中国文化还能扭转乾坤吗?
    第五、今之“地球村”,大抵是在传统中国“平天下”的基础上,西方人挪用其科技、并使之裂变爆炸的结果;因此,它既源于中国文化的理想面,又根于西方文化的危险性。A.地球村的危险性,即上文的推论、也是汤因比所言:在愈益萎缩的生态圈中展开着越来越大的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前者幸亏核武“恐怖平衡”,西方慎于再打世界大战;后者由于人们“利令智昏”,各国勤于折腾地球生态。B.地球村的理想面,即汤因比所说:人类为了避免自我毁灭,既然已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实现了“大同”,那就应该在政治和文化也迈向此目标。但这非中国文化而莫能为!基督教惧于天下连通(巴比塔故事),而其和平统一的努力更是失败(中世纪);至于西方的世俗理性如康德所倡的“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在实践中则完全相反(世界大战)。质言之,“文明冲突”,即中美两国的较量、或战或和,将决定着地球村的走向:要么达于理想面,要么毁于危险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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