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以改朝换代来应对忧患，乃“五德终始、三统交替”之旨趣。皆为权宜之计，像似长久之策！一切都是手段或过程，而非其终极目标。 无论是多么“现代性”或“西方性”，都是“历史的反面”；所有的“历史的反面”，都在“阴阳”之中；而“阴阳”则可涵摄于文化之中；一种能够涵摄“阴阳”的文化，可以包容“天下”；能包容“天下”的文化，必定在时间上“通古今”（长生久视）、在空间上“合内外”（民胞物与）。 近现代西方不外乎是在“天下”之中，模仿上帝“创世”（创造历史。其之拥抱世界得力于“四大发明”、它的俗世文明受惠于“中国启蒙”）；它自己或者基督教既不能开辟“新天下”（尽管“异想天开”），又不能统合“旧天下”（总是“重演战国”）。它们是“阴阳”的一环，而非与之相始终。一个能够驾驭“阴阳周期”的文明，亦能幸存于历史劫运；一个能够“唯变所适”的国度，亦能强生于忧患时代。 20世纪中国，“忧患”至极，此乃存亡绝续之秋。儒释道暂时隐退于历史舞台（传统式微），把“显学”让位于西学（西术——唯“器”无“道”，只是“形而下”，而非“形而上”）。然而，以西术对付西方，不免饮鸠止渴，文明换血，民族自杀（以西术维持民族生命，当以倚靠霸权为条件、以牺牲外部世界为代价；这悖逆于中国文化，且20世纪中国也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怎么办呢？所幸，中华乃极具生命力，其文化成熟老练、智圆行方（《易经》云：圆而神，方以智）。当此之际，它所固有的潜在力冥然生效：或是幕后操驭“怪力乱神”之群魔乱舞，或是欲擒故纵“洪水猛兽”之泛滥成灾；与此同时，须降伏“病魔”（浮士德人格＋霍布斯状态）：下猛药（暴力之最），以毒攻毒，多味调剂；用异术（西潮之极），以夷制夷，魔力互耗。凡此，皆是“阴性文化”之所为，强名曰：“玄学”——“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二）变化规律 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以前是“相对之静”；从秦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中，大抵为“相对之动”；近一百多年呈现出“剧烈之动”（近似于春秋战国，所不同的是范围更大了——西方所造之“世界战国”）。因此，中华文明的生命体不得不随时调整而灵活应变：往昔是平衡“知者动，仁者静”（自我调节，发而中节，动态平衡），而今须避免“不知常，妄作凶”（转化矛盾，驾驭能量，避免自毁）。机体应变之过猛，内部阵痛之剧烈，致使文明本身面目全非、脱胎换骨，乃至遍体鳞伤、九死一生。幸亏中国文化所基于的，不是“行尸走肉”，或云：感官意欲与原罪性恶（“器”/形而下，佛曰“五蕴六识”）；而是“通感心性”，或云：深层灵知与仁义礼智（“道”/形而上，佛曰“胜义藏识”）。否则，其文明死过一百次都不止了！自古迄今，中华民族承受着内忧外患、承受着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倘若没有这般超越“形体”的生命力，她就活不下来。此乃老子所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了这般“超形体”，她不仅不会死，老子又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易经》云：假亡以存，先否后喜。而且可以“七十二变”，再变不离中国文化（儒释道）的“手掌心”。正因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本于“道”——“道法自然”，所以生物圈不全坏，她就不会消亡；何况她还能反哺大地母亲、赞天地之化育呢！所以老子又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道，在形体之外、表象之内：道隐无名，深藏幽冥，密而不露，如影随形。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那么，中华文明怎样才能遵道而行，保持生机盎然，并且靖平世乱呢？这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规律，进行时代变通。 （三）生命法宝 一阴一阳谓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 中华民族不是“苟活”于历史，她是承受忧患而同化野蛮，创发和谐而清净寰宇。正因为如此，中国史是一个不断放大的“阴阳图”或“正反合”，越来越接近她的终极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她面对着内外矛盾的向心聚爆，以致她自己似乎成了“苦罪之身”（“苦”即佛云“苦谛”，“罪”即耶教“原罪”；中华文明受容而消解之，老子曰：承受天下的污垢，承受国家的不祥）。直到最后，她的其至善的本质，才能全然地表现出来。老子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窬，大方無隅，大器晚成……。”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毫无疑问，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自发的自我平衡，欧洲则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品格。……中国一直在自我调节，像一个生物缓慢地改变平衡，或像一个温度自动调节器。——的确，控制论概念很可能应用于一个具有经过……考验的稳定过程的文明国家。”中华文明是自我稳定（西化学者杜撰“超稳定”，却不懂得这恰是文明史和人类学之奇迹），她是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即用文化力量来融和矛盾、化解危机；生命由己，长生久视，青春永驻。西方文明不能自我稳定，它是向外倾压、向外平衡，即冲击全世界和生物圈；其生命决定于有限的外部环境，所以是“物壮则老，不终天年”。今之中国也“成功地”选择了西方式的生存方式，即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大竞争大发展，这是国别暂且幸生、而全体趋于毁夷；但中国似乎不怕，她潜具“生命法宝”（道和玄学）。——管子曰：“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 我们借用“阴阳鱼”来说明现代中国，她的的西式体制与意识形态是“阳”，而阳中有一个阴点，则为西化的对立物。再看阴阳鱼的另一半，即阴面：若是全然为阴，就毫无生气，等于中国文化被破坏殆尽；然而，阴中有个阳点，它预示着事物会走向反面──中国文化将会复兴光大。《易经•明夷卦》阐述此理：此时中华文明虽是“明夷”（暗淡无光），但希望犹在；所以该卦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外柔顺”即：唯变所适，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计以制夷，此乃民族机体求生之本能；“内文明”即：为往圣继绝学，传承道统，此暂为文化幽灵，它被新儒遗士所承担（“人能弘道”）。《易经》又云：“内难而能正其志”；“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这并非牵强附会，或玩味虚妄。凡激变之历史，皆前后否定，互相抵销；反复折腾之余，相反相成之绪。 （四）五行相克 五行相克（箭头）：天下主义（土）← 民族主义（木）←自由主义（金）←共产主义（火）←小康主义（水）←天下主义（土）。解释如下： “土”代表历史之天下主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中国辖天下（含中土九州之外）。用德勿武，亦即《大学》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故《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然而中西遭遇，天下主义之物力不敌西方科技，故代之以民族主义。 “木”代表民族主义（国民党）。民族主义聚国力，抗列强。凡力量源于土地之生物能，首为植物能，故民族主义是“木”。然而它之应对剧增的内忧外患，力不从心——一鼓作气（北伐），再接再厉（抗战），事不过三（内战）。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被自由主义（金）所克。此须说明：自由主义比共产主义，更为威胁民族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之被引进与传播，首先得力于自由主义（五四）；后者还破坏了民族主义赖以存在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此最关键。本来，民族主义欲集万民而抗列强，进行民族战争；但是，在自由主义的作用下，终变成“反独裁”之内战（中国共产党顺此进步潮与价值观，而发动“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战争）。 “金”代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器”无“道”，惟重物质文明（科学），废弃道德人生（玄学）；只要西化进取，鄙夷东方和谐；故谓之“金”（重利轻义，拜金主义）。历史中国乃广土众民、生态脆弱、外患频仍、多灾多难（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内外矛盾乃至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向心聚爆），因此，她的文明是以德和民、以情聚人，其政治与经济皆基于道义。西方乃相反，故伸张权利。如果用西方体制强行于中土，必致混乱。中国之富国强兵或现代化，首须稳定内部。但自由主义则背道而驰，迎合西方，民主压倒民族，动摇政局，分裂国家。所以非将其铲除，中华不能幸存。民族主义力度不够，共产主义才是克星。 “火”代表共产主义。新中国之政治运动，既是五四新潮愈演愈烈之结果，亦是代为收场之阵痛。人性本恶之自由主义，在强势的西方是大利无害；而对被压迫民族，则大害无利。所以西方向外推行其价值观，实乃制造祸乱，旨在不战而胜。五四之废传统、弃历史，神州大地变成西化之温床，自由主义滋蔓难图，惟靠共产斗争之火，焚野燎原，使之葬身火海（火克金）；与此同时，那些引进和鼓吹斗争哲学的激进知识份子，则亦玩火自焚。中华文明虽是创巨痛深、体无完肤，却大难不死，否极泰来。民族主义再兴，并逐渐取代共产主义（水克火）。 “水”代表小康主义（复兴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面对海洋，东南倾势，走向世界；故谓之“水”。然而。中华拥抱海洋文明，只是暂时现像；因为她不仅需要“现代化”，还要以此为手段，来平天下。这势必被传统的天下主义所代（知者乐水、知者动→仁者乐山、仁者静）。 当然此非简单回归，而是综合壮大──从范围上讲，新的天下主义之“土”，不限于往昔之天下（海内），而是包括海洋（四海之外）；从内容上讲，除了其本身无比优越的“道的文明”，它还融摄了新与旧的“器的文明”，其包括两次民族主义的各项成就（木、水），以及西方物器（金）。——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五）阴阳作用 阴阳作用：对于中华文明来说，西方文明为破坏性，且暂居上（西风压倒东风）；故西方是阳凶，而中国乃阴吉。 天下主义本身分阴阳：阳是天下太平（中华天下），阴是夷祸惨烈（世界大战）。阴盛阳衰，四夷交侵，故代之以民族主义。天下主义与民族主义阴阳交替，阴长阳消。 民族主义本身分阴阳：阳是顺应时潮，阴是传承儒道。故《周易》曰：“内文明而柔顺，以蒙大难”（明夷，指黑暗时代，西方阳凶，中华特质须藏贞于内）。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的失败，是因为他犯了“阴阳倒置”的错误──把传承道统放在明处，逆水行舟，被时潮所弃（例如《中国之命运》一书，开罪于西方盟国和中国文人）。然而蒋介石也是进退两难：若非弘扬儒道，则不可恢复民族精神，中华何以凝合？但是如此做，他又成了众矢之的──西化华人指其是倒行逆施，西方霸主视之为文明挑战。仅就国内而言，蒋所陷之“维谷”，是自由主义打造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阴阳交替，阴长阳消。 自由主义本身分阴阳：阳是破坏传统，阴是重视物器。众所周知，西方的建设性对内，破坏性对外，其破坏性已压垮东方。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用西方的建设性来扶亡定倾（滋阴补阳）；但是，自由主义却助桀为虐，破中华之残“阳”，欲绝其命脉。民族主义安内攘外，表面上很有阳刚之气；实际上，其根系全被“金”（自由主义）斩断，而成了无本之“木”（西方的民主价值，压倒了中华之民族认同）。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阴阳交替，阴长阳消。 共产主义本身分阴阳：阳是阶级斗争，阴是造就理想。因其乘西风而来，故全是破坏，不可建树。好在以毒攻毒，内灭自由主义，外抗超级大国。后者视中国共产主义为西方文明之附庸，故争相结盟。但西方不知其阳中含阴，更不知它所含的阴，藏有中华基因（这是美国幕僚文人费正清茫然于此。但他自欺欺人，硬以中国革命来代表中国传统，旨在欺骗中国人民，要他们接受共产主义之破坏性。费正清以为这样就，就会使华夏道统中绝）。诸多凶阳，互相抵销（释放斗争能量），中华遂由阴转阳。共产主义与小康主义阴阳交替，阴长阳消。 小康主义（拥抱海洋文明的民族主义）本身分阴阳：阳是搞现代化，阴是回归中华道统（故等到阴阳换位，则为天下主义）。先前，西方倾压，凶阳极盛，故中国为乱世；而今，中国之阳长而阴消，故从乱世而进达小康。因此，共产主义被小康主义所代，似为劫后余生，实乃返本开新。将来再从小康到大同（水被土克，小康主义被天下主义所代）。——孙中山说，中国一旦跻身列强，就用王道文化推进世界和平，进而迈向大同。 （六）五行相生 五行相生：中国文化非绝对排他，扬弃含继承，相克必相生。世界现代史乃西潮激荡，全球争斗；所以相克当是显性，而相生则为隐性，隐性乃阴，显性乃阳。进言之，上述五种主义，虽多舶来，但中土本有其因，今乃缘合而已。现来简述五种主义之相生关系（箭头表示）： 天下主义（土）→自由主义（金）。昔王天下，朝廷无为，百姓自治，无比自由。所以孙中山倡民族主义时，欲加以限制人民自由，克服“一盘散沙”。这就是说，中国本是自由乐土，故西方之自由易于在此泛滥；但西方自由基于人性本恶，因而乐土变成了人祸之域。当中华天下裂变为国族争衡（世界战国）之际，西方压倒东方；所以自由主义好处不显，坏处成灾。故曰：木克土，生金，凶： 自由主义（金）→小康主义（水）。现阶段的中国民族主义（小康主义），当务之急是现代化，拥抱海洋，包容西方的物质文明。因此，在重视西方之“器”的方面，小康主义与自由主义取得一致，前者承扬后者的善面。1949年以前，民族主义亦在引进科技的方面，与自由主义有着共同点；但它被后者的恶面所害。自由主义就怕共产主义，恶去善来。故曰：火克金，生水，吉。 小康主义（水）→民族主义（木）。较之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小康主义更是中华本位，这自然会产生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华夏民族之凝成，以“大禹治水”为首功。中华龙生于江河水，然后才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今中国虽拥抱海洋，“或跃在渊”；但不久将来，现代化使国人恢复自信，中华的内涵则始由“器的文明”转向“道的文明”。这样，近于儒道的民族主义就会再起，以准备向世界大同过渡（孙中山预言）。而从地理上讲，中华文明的重心，则从海洋回归九州。故曰：土克水，生木，吉。 民族主义（木）→共产主义（火）。两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走向壮大。民族主义欲集合万民，但不够有力；共产主义则运动群众，青出于蓝。民族主义之所以不敌共产主义，是因为自由主义破坏了民族认同；从而民族主义之木（“草木皆兵”对外）变成了共产主义之火（“燎原之火”烧内）。故曰：金克木，生火，凶。 共产主义（火）→天下主义（土）。天下主义的旨趣，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这与共产主义的理想面一致。如果民心不善，制度越先进，人祸越烈；苏俄共产主义正是如此。倘若从善如流，即便没有制度，也能达到理想；此乃传统中国之常态，只不过有其实而无其名而已。西式共产主义，若不加调剂而中和，一味使用，则破坏性极大；焚毁文明，哪有理想可言！所以，水克火，生土，吉。 本文附图：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