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大致始于五四运动前后。此前几十年间，在英、法、德、俄、日等不同程度现代化国家的强力冲击下，处于前现代的中国在器物、制度、观念诸层面逐步败落，从“天朝上国”迅速沦落到几乎亡国灭种的悲惨境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几代思想精英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因循苟且将不能应付世变之亟，他们先后发起自强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循着变器、变制、变道的进路，企图通过学习现代化的西方而探索救亡图存并实现国家富强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些探索，在表现为国际战争以及国内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古今中西复杂矛盾的对抗中，都不很甚至很不成功：自强运动的成果在甲午战争中几乎灰飞烟灭；变法维新短短百日便遭镇压；辛亥革命的结局则是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以西化和反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派知识分子以外的社会各阶层中不仅影响甚微，而且往往受到强烈排斥。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遵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代精神，在选择俄国道路的同时，开始接受并传播产生于现代西方而又批判现代西方、并且能够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变革提供理论和策略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社会思潮乃至社会运动。这批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亦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与策略，[1]因此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这种特征。按照列宁的阐释，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其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综合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捍卫了前者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而仇视迷信和伪善行为的思想，并吸收了后者作为一种关于发展的学说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它说明了所有社会意识和政治设施都以经济制度为基础，并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必将导致从一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根据这种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反对一切从精神上奴役被压迫阶级的传统宗教和道德学说，反对一切为现存体制进行辩护的理论，而肯定客观存在的有规律运动的物质是宇宙的根本；具体到社会历史领域，则必然肯定作为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而这一根本的实际载体就是作为生产力之主动要素的劳动者。正是基于这种阐释，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特别是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亦即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指出，其基石就是通过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建立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亦即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亦即资本家）的资本；资本积累导致生产扩大和生产率提高；生产扩大和生产率提高进一步打击一切个体小生产者，使之也沦落为雇佣劳动者，从而为雇主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循环增长的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无产阶级贫困化与资本家财富增长、个别企业生产有目的与整个社会竞争无秩序等矛盾日益加剧，其固有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质也日益突出，而具有推翻这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社会的伟大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随之被培育出来。十分明显，列宁所阐发的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直截了当地为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革命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列宁那里则被作为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其核心就是教育并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通过粉碎支撑不公正和不合理社会的统治阶级势力，从而创造新社会。[2] 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解决中国救亡图存以致富强这一迫切问题的可能性。他们相信，基于唯物主义信念而抛弃传统信仰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以发展的观点否定落后于社会主义的现存体制，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内部统一和对外独立，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国家富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首任领袖的陈独秀说：“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而成。……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又说：“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4]又说：“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5]这些论说集中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 但是，相信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中国救亡图存以致富强这一迫切问题的可能性是一回事，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则是另一回事。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性，关键在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亦即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在这一方面，陈独秀以其言行给出了否定性答案。他认定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采取中心城市暴动方式一举夺取政权的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经典模式，对照当时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广大农民又非常落后、唯有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集中雄厚的情况，断定当时中国革命只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其他革命阶级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而逐渐壮大、且农民随着农业资本化而形成农业无产阶级之后才能进行。[7]基于这种认识，他以领袖身份反复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8]“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9]应该说，陈独秀对于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并非完全不切实际，问题在于他以俄国十月革命模式来衡断当时中国形势，由此就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乃至破坏作用。实际上，在先发现代化国家已经构成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企图稳步发展十分艰难；中国的资本主义尚且难以发展，故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达而逐渐壮大的前景也就非常渺茫，因此，必待无产阶级壮大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使这一革命遥遥无期。而且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必不会容忍一个表现出夺权诉求的阶级及其政党发展，故无产阶级毫无防卫地参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必将断送无产阶级的力量。历史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没有给无产阶级提供发展机会，而是在无产阶级开始显示力量时立刻镇压了它，这就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当然，有资料表明，陈独秀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分析以及作出的决断，是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10]这或许可以部分减轻他个人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但却又表明他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是按照外国的某些原则来领导中国革命，他的错误归根结底就在于此。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给出否定性答案的另一个典型是王明。王明对当时中国形势并没有深切了解，所有的主要就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到的一些马列教条和俄国革命典范，以及共产国际高高在上的指示，以此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1930年，他推出《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小册子，[11]秉承共产国际旨意，猛烈攻击当时中共负责人李立三和瞿秋白，将前者表现为“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指为“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将后者对于前者的纠正指为“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以最早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为资本，并依靠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干部超迁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指定为中共负责人。这时，他在小册子中表达的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观点就成为中共的政纲。王明的根本观点就是，中共必须将列宁、斯大林的论断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必须将俄国革命道路作为唯一典范。由此，他按照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论断，断言“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他按照斯大林关于革命运动高潮时期党的策略的论断，提出在他所谓的“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形势下，应该进行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等等；他按照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他比照俄国革命道路，认定“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五到○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将建立农村根据地这种显然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形式纳入俄国革命模式，将其视为实现了首先胜利的地域，其任务就是“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毫无疑问，王明的观点完全违背当时中国形势，据此提出的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胜利的革命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但是，在1931－1934年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他的观点却被落实为中共的行动，由此造成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并使各农村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不得不先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1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毛泽东。1921年初，毛泽东先后在新民学会座谈会的发言以及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3]这表明那时他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者。但他从来没有将马列主义奉为教条，更没有亦步亦趋地遵循俄国革命模式，而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他基于中国存在着非常广大的农民阶级（特指贫农和中农）这一事实，非但不同于俄国革命那样排斥农民，反而恰恰以由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的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既保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又解决了因无产阶级过于弱小而致使革命力量不足的问题。与以农民阶级作为革命主力军相应，特别是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因统治阶级的镇压而转入低潮的时候，他将革命根据地转入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规划了一条通过工农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就既不是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至遥遥无期的未来，而是当下即予实施，但也不是幻想这一革命能够一蹴而就，而是充分认识其长期性，这条革命道路显然也是区别于以中心城市暴动方式一举夺取政权的俄国革命模式的。他根据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将革命任务确定为继续完成资产阶级尚未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但同时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将这一革命的性质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才能进行，这就使这一革命可能获得广大的同盟军，这种分阶段革命的策略当然也是不同于俄国无产阶级直接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别可贵的是，他突破五四人物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注重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结与继承，这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文化土壤，而且直接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策略智慧。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民族独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全民所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动员效率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体制对外得以有效抵御侵略、挑衅或威胁，对内得以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在当时形势和条件下，主要是工业、国防以及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建设。重工业体系基础的建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尖端成就的取得，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从而解决了中国在西方现代化国家强力冲击下步入近代以来一直艰难求索的国家强大问题。对于中华民族所有成员来说，在较短的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或思想倾向，可能会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解决国家强大问题的做法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但若从更长的时段着眼，并且超越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局限，则不能不承认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乃是对于中华民族复兴所作的伟大的阶段性贡献！ 二 但是，毛泽东虽然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国家强大问题，他却未能结合中国新的实际情况，超越某些已经不相适应的马列理论，以解决中国近代以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面临的国家富裕问题。完全否认毛泽东具有发展经济以致国家富裕的愿望，无疑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强调“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14]此后，他在许多指示、讲话、论著中又反复强调这一观点。[15]他甚至主张“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6]他的目标是“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17]这固然是企图解决国家强大问题，但无疑也是企图解决国家富裕问题。然而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除了有唯意志论的偏颇（如“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之外，特别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定，这就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沿续下来的阶级斗争观点。在1952年的一个批示中，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8]这就将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事业纳入到构成双方虽然改变、但矛盾形式基本上一仍其旧的阶级斗争框架之中。虽然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方针，[19]且不久以后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宣告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20]但是，一旦国内外、党内外出现风吹草动，他便往往以阶级分析观点予以看待，并以阶级斗争方式予以解决，由此就发生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63－1966年的“四清运动”、乃至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估计得日益严重，以致提出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最终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济建设相应地就日益退居次要的甚至是被否定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一切经济事业首先追问姓“社”姓“资”，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荒谬口号，乃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所有这些就必然耽误乃至破坏对于国家富裕问题的解决。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对解决国家富裕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邓小平。1977年7月，邓小平在生平第三次被打倒之后重新恢复工作。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此前后直至晚年，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反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1]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当时最为严重的实际情况就是经济贫穷、科技落后。他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22]从这一实际出发，根据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工作前夕，就将发展教育和科技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主要关切，[23]他的这一关切直接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自1979年开始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由此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折。[24]此后，邓小平将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为经济建设，[25]将这项工作提到党的政治路线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的高度，[26]反复叮咛“一心一意搞建设”，[27]“发展才是硬道理”，[28]“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29]“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建设”。[30]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邓小平提出并坚定推行被概括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事实上打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和实践禁区，促使生产力快速发展。与此同时，面对干扰经济建设的各种社会现象，诸如“西单墙”、“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乃至“六四风波”，邓小平一面基于四项基本原则，强调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对之加以坚决遏制，一面严防将这类斗争转变为过去那种耽误经济建设的阶级斗争或政治运动。正是由于始终不渝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达到、而且大大超过了邓小平提出的在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31]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经济建设的道路还很长，实现在21世纪前30－50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以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目标还需艰苦奋斗，因而国家富裕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但是，当今中国毕竟已不再是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国，也不再是改革开放以前强大但却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国，而成为一个迅速成长的经济巨人。这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32]的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对于民族复兴作出的又一伟大的阶段性贡献！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毛泽东、邓小平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救亡图存以致富强的迫切问题，因此，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一道，将彪炳史册，不可抹煞！ 时移势异。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在此应该指出，国家富强问题依然存在。如上所述，中国的经济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还需相当长时期的艰苦奋斗；而中国的强大也是一个随着国际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国内局势稳定与否而可能多向变化的问题。因此，赋有组织生产、保持稳定、抗御威胁等职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当然也必须适当改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推进，当然也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此所谓当今中国社会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相当多数国民的文明与道德水准甚为低下以及社会各层对于道德重振的企盼；一般民众精神方向的迷茫及其对于安身立命的归宿或终极托付的常道的寻求；弥漫于社会的在温饱甚至是富足条件下仍然无法排遣的匮乏感以及有识之士对于抑制贪欲的关切；不少人对环境资源肆无忌惮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建生态伦理的呼吁；权力腐败在党纪政令国法的强大压力下仍不可遏止地蔓延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建立权力监督制度的同时增强官员慎独自律意识的设思；宗教活动日益兴盛以及信教者对于具有神圣感和敬畏感的社会氛围的期望；在台海两岸关系日趋良性互动的形势下，如何为两岸认同一个中国提供彼此接受的共同点；在三千多万海外华人日益向往以大陆为主体的祖国的情况下，如何为他们营造一个具有最大包容性的精神家园；在中华民族迅速崛起的时代，如何向世界展现一个不同于近代以来不断变换的、而是具有深刻一贯性的中国形象；在全球竞争的大格局中，如何增强支撑经济实力的软实力；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企图通过全球化而全面同化中国的策略，如何既参与全球化以把握机遇，又保持中华民族的根源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当然不能说与政治、经济完全无关，但主要属于意识问题，特别是道德意识、超越意识和传统意识的问题。或许将这些问题一概称为“新问题”并不十分准确，其中有些问题早就存在，只是在政治、经济层面关乎生存的问题更为迫切的时候被暂时掩盖了而已，一旦生存问题解决或基本解决之后，这些意识层面的问题便特别凸显出来。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对于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全面复兴，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可能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解决这些问题呢？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一座内容丰富的思想宝库，如果加以全面梳理、深入发掘、重新诠释，并且进一步与中国本有传统文化相融，是可能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问题提供重要指导的。不过，具体到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某些论断来说，则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一定距离。例如，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主义宇宙观而排斥超越意识；其唯物史观以线性进步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历史，因而基本上否定传统意识；在道德问题上，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并不一概否定道德，并且还提倡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但它却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之外的与私有观念相联系的道德斥为伪善，更不承认有普遍的道德，这样，它所提倡的道德意识，尽管非常崇高，但在现实中却往往难以落实。那么，自1980年代以后在国内学术界逐渐趋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33]对于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无助益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构成十分复杂的思想流派，其中诸多代表人物的观点倾向颇为歧异，但其比较一致的致思取向则是对于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或批判，揭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状态，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给定条件下由人构成而又包裹着人的日常生活的荒诞，企图以此启发大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抉发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中国或许不无警醒作用，但从现实意义来看，其问题性与当今中国社会甚为膈膜。 相对于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社会实际的距离或膈膜，现代以来被批判、抛弃的中国传统，特别是作为其主流的儒家传统，却显然贴近得多，因而对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问题更加有效。孔子继承上古圣王之道而创立的儒家学说，根本上是一种天人道德学说。[34]儒家学说的这一根本主旨为子思、孟子进一步展开，[35]又被宋明诸儒发挥至极，由此形成为贯穿中国历史社会的德性传统。在这一传统中，人的存在首先被规定为一种道德存在，所谓“仁者人也”。[36]人之为人就在于具有起码的然而也可能无限扩充的道德意识，即“四端之心”；[37]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因此孟子才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38]人作为道德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外在规范的约束，而是由于与生俱来地秉承着德性之天所赋予的天命之性，[39]因而人的道德行为基本上不是受到他律强制的被动行为，而是发自固有道德心性的自律行为，不必说在大庭广众之中，即使在最为隐微的环境中，由于深信超越的德性之天即内在于自我心性，因而人也一定会自觉坚守道德底线，此即《中庸》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40]也正是由于深信超越的德性之天内在于自我心性，人的道德意识便不仅只是一种世俗意识，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人将神圣地对待一切社会关系，也将神圣地对待一切自然事物，通过纯亦不已的工夫而尽己合天，臻于德性之极至，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1]毫无疑问，在对儒家传统进行现代转化的前提下，大力弘扬这一德性传统，便可能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精神迷茫、生存焦虑、生态破毁、行险徼幸、无法无天等种种问题，也可能增强整个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根源性；而将一种五千年续续不断的德性传统呈现于世界，当然最能够表明中华民族的特性；这种体现儒家先圣先贤洞见而区别于希腊－希伯来、印度、伊斯兰诸文明体系的独特传统，也正是中国文化强大的软实力所在。[42]由此就提出了复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时代要求。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尽快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救亡图存以致富强问题，抛弃中国传统、特别是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德性传统的羁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据以进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确实收到了比较直截了当的功效，使中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成为政治和经济上能够与其他现代化国家并立的东方大国，这是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作出的伟大贡献。他们选定的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历史地看，是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只是立足当今时代予以反思，应该说对于传统的否弃存在着偏颇，不仅间接或直接导致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意识问题，而且使作为人类文明重要一支的源远流长且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处于几乎中绝的境况。不过，正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传唱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上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主动承担起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使命，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国家政治、经济复兴的任务之后，必将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盛赞“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号召全党全国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预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些都透露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传统文化复兴的信息。这既是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要求。 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救亡图存以致富强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因而在中国社会和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同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取向。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由于融纳了马克思主义，也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时代性格，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当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解决了中国富强问题之后又最终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才完全走出近代的坎坷而实现全面复兴。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载《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2] 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均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28页。 [4] 《〈共产党〉月刊短言》，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50页。 [5]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302页。 [6] 以笔者管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理论上的中国化，意指经典著作的翻译、介绍、解说，以及运用中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格义或阐发；其二是思想上的中国化，意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三是实践上的中国化，意指参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四是文化上的中国化，意指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四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联系渗透的，因此这种划分也只是相对的。本文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两个方面的意义展开论述。 [7] 参见《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 [8]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230页。 [9] 《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一），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312页。 [10] 参见《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二），载《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 [11] 这本小册子于1931年在上海首次出版；次年在莫斯科出第二版，从此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在延安出第三版。本文引述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依据延安解放社1940年版。 [12] 王明于1931年10月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任职，至1937年11月才回延安，此间并未直接领导中共的工作。但他在赴莫斯科之前，指定由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思想倾向十分接近的博古总负责。博古在总负责期间忠实执行了王明路线，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被终止。 [1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14]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5] 例见《省以上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等。前三篇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后一篇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6]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17]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18] 《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载《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31页。 [1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14页。 [20]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1]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 [2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0页。 [23] 参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4] 参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5] 参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6] 参见《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27] 《一心一意搞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8]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29]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0页。 [30]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31] 198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60元，2000年为7078元。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2] 《振兴中华民族》，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 [33]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被毛泽东确定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相径庭，毋宁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是曾经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流派和思潮。当今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鉴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不适合中国现实，转而寻求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现实，作为学术研究或理论探讨，这当然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些人却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纳入马克思主义招牌之下，使之也俨然成为当今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便不免有鱼目混珠之嫌。由于本文论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因此本文本来可以不涉及与这种历史实践无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为了在更宽泛的视域中考察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够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故而对之稍加论析。 [34] 参见拙作《帛书〈易传〉天人道德观发覆——对孔子天人道德思想及其承传影响之检讨》，载台湾《世界中国哲学学报》第2期， 2001年1月。 [35] 参见拙作《〈中庸〉新诠》，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 [36]《礼记正义•中庸》，载《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9页。 [37]《孟子注疏•公孙丑上》，载《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91页。 [38]《孟子注疏•离娄下》，载《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27页。 [39]“天命之谓性”，见《礼记正义•中庸》，载《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5页。 [40]《礼记正义•中庸》，载《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5页。 [41]《礼记正义•中庸》，载《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32页。 [42] 参见拙作《儒学价值与当今世界》，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 【作者授权儒家中国网站首发】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