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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或“圣”，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它的义蕴和用场大体有二。其一，作为人品的最高褒称，施于道德修养至高无上，品操完美无缺的人。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人伦之至”，“百世之师”，《荀子》则概括为“备道全美”。其二，施于专精某项才艺学业，在该领域登峰造极的人，即《抱朴子》所说的“人事之极号”。这样，历史上就有两类圣人，一类是道德之圣，一类是事功之圣。 《孔子家语》按人品高低把人分为五等，从低到高依次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但俗话说“大人难做天难当”，做圣人比做“大人”更难，做道德之圣尤难，难怪见于记载的圣人寥若晨星。《汉书》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上上”等的“圣人”到“下下”等的“愚人”，把古人分作九等，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大概就起源于此。表中所列“圣人”，从上古到春秋时期仅14人，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和孔子。 这一列人物多出于传说，无多少可靠事迹可言，却在古人心目中功德巍巍。其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数孔子。自汉代始，历代崇儒，孔子的地位被越捧越高，先后被谥封为“至圣”、“大圣”、“文圣”、“玄圣”，还有“先师”、“文宣王”之类。跟着夫子沾光，孔门弟子颜回谥“复圣”，曾参谥“宗圣”，孔子之孙孔伋谥“述圣”，孟子则谥“亚圣”，一体列入祀典。可怜孔子在世时虽然有人称叹他为“圣人”，但声望并不高。其西邻就曾直呼其名，鄙称他为“东家丘”。甚至孟子也曾经称他为“圣之时者”，列在“圣之清者”(伯夷、叔齐)、“圣之任者”(伊尹)、“圣之和者”(柳下惠)之后，直言孔子只是领着弟子周游列国观政求仕，能相时而动，即见机行事而已。死后发迹，竟然成为鲁迅所说的“摩登圣人”，也许是孔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圣人”称号被孔子独占数千年，期间能分享这一称号的除历代帝王外，仅少数人在偶然的场合方被称为“圣”。如《史记》中称汉儒叔孙通，《法言》中称司马迁，《宋史》中称北宋名相李沆，《明文海》中称明儒范瓘，《顾亭林年谱》中称清儒黄宗羲等为“圣”。此外，少数高僧也获膺此号，如十六国时期的昙瞿、摩谶、道安、野谟都被西方僧徒尊称为“东方圣人”。 至于明末抗清而死的兵部侍郎、四川宜宾人刘之纶，早年刻苦攻读，自铭其座：“必为圣人”，乡中呼为“刘圣人”，以及晚清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两人的称号都多少含有嘲讽的意味。康有为幼年随祖父读圣贤书，祖父开口闭口不离“圣人”。康有为耳濡目染，也言必称“圣人”，于是邻人戏呼为“圣人为”。后来，康有为成为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天下呼为“康圣人”。因他是广东南海人，因而又有“南海圣人”之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民间讹传他被封为“六国圣人”，凭空又添一号。他和同时代的夏曾佑因善于作八股文，又有“八股圣人”之称。一人获得五个“圣人”称号，前有孔丘，后有康有为。一为褒谥，一含嘲谑，相映成趣。 说罢第一类“圣人”，再说第二类。世间有千百行业，都可以有各自的“圣”。诸如木工行当称“机械之圣”，古人鲁班、货狄；医生行当称“治疾之圣”，古有俞跗、扁鹊、医和、医缓；占候(观天象以预测人事)行当称“占候之圣”，古有子韦、甘均；卜筮行当称“卜筮之圣”，古有史苏、辛廖；力大无比称“筋力之圣”，古有夏育、杜回；勇气盖世称“勇敢之圣”，古有荆轲、聂政；奔跑神速称“轻捷之圣”，古有飞廉、夸父；精通音律称“知音之圣”，古有子野、延州；用兵如神称“用兵之圣，古有孙武(或孙膑)、吴起、白起、韩信，以上是葛洪在其《抱朴子》书中的推许。 甚至造反出名也可以称“圣”。春秋时鲁人柳下跖聚众数千，横行天下，庄子称其有“圣人之道五”：明、勇、义、智、仁。后人便把他和梁山好汉宋江并论，称为“盗贼之圣”。不过，农民起义首领中确有其“圣”。如西晋沈丘自称“圣人”，北宋方腊自称“圣公”，南宋钟相自称“弥天大圣”，明宋有“飞天圣”、“九天圣”等。 另外，历史上还有许多文人雅士所喜闻乐道的“圣”。诸如杜甫“诗圣”，曹植、刘桢、韩愈号“文章之圣”；西晋卫协、张默，南朝陆绥，北齐杨子华，唐吴道子，明沈周和清王翬，皆号“画圣”；汉魏张芝、皇象、钟繇、索靖，东晋王羲之，南朝王志，皆号“书圣”；汉末韦誔号“笔圣”，张芝与唐张旭号“草圣”(草书之圣)，明李东阳号“篆圣”(篆书之圣)，唐杨惠之号“塑圣”(雕塑之圣)，三国严子卿、马绥明号“棋圣”，清黄霞、范世勋号“弈圣”；孔子、陶渊明能饮而不乱，号“酒圣”；李白醉中不妨诗文，号“醉圣”等，以及民间崇拜的关羽、岳飞称“武圣”，扁鹊、张机称“医圣”，张衡、马钧称“木圣”，又称“巧圣”等，泛载于典籍，多数已广为人知。近代扬州人方尔谦善作楹联，被称为“联圣”，为民国最著名的一“圣”。 近一二十年，人物传记之书层出不穷，一些历史人物被“圣”化，新的“圣”号时有所见。如孙武被称为“兵圣”，司马迁被称为“史圣”，南唐后主李煜被称为“词圣”，《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称为“药圣”(旧有“药王”之称)，《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弘祖被称为“地圣”；春秋时越国谋臣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商圣”；汉武帝时宫廷弄臣东方朔滑稽多智，被称为“智圣”等，都是今人创造，或许将“流为丹青”。 从古到今，“圣人”何其少，诸“圣”何其多。然而世人心理，“圣人”虽少犹嫌其多，诸“圣”虽多犹嫌其少，故造“圣”者颇有其人。康有为之后再无“圣人”，而诸“圣”则不乏后继。其中意味，耐人寻味。 万芳珍（江西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