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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我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大约流通了二千一百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铜钱是在早期铜铸币的基础上产生的。战国末期，各国生产发展迅猛，贸易往来频繁，货币的使用范围和数量也愈来愈大。但另一方面，各国的货币制度却极不统一，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制度，从而正式开启了铜钱的辉煌历史。 铜钱内方而外圆，是东方货币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蕴涵有君临万方、皇权至上的象征意味，从中亦可窥见古代的货币拜物教思想。正如西晋鲁褒《钱神论》中所云：“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铜钱上都铸有铭文，早期铭文一般为重量，后期铭文一般为年号。币材一般为铜、锡、铅合金，主要是铜，所以叫做铜钱。铜钱的重量即其价值。 两千多年来，铜钱的形制和流通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工艺的进步而变换发展，种类繁多，样式各别。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半两钱 秦国在战国末期秦惠文王时，就在本国境内统一了币制，推行“秦半两”圜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币制。当时规定黄金为上币，用于大额支会和赏赐；半两铜钱为下币，用于日常买卖流通。对于以前六国的杂乱货币，一律禁用。由于黄金使用范围较狭，实际上是半两钱在流通中起主要作用。秦始皇的币制改革，统一了钱币的形制，明确了中央政府的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从而结束了战国币制紊乱的局面。 半两钱，有秦半两和汉半两二种。 秦半两，是秦朝铸造的，流通的年代如果从秦惠文王算起到汉朝初年，大约有一百三十多年。秦半两造型古朴，开始为圆孔圆形无轮郭，后改为外圆内方无轮郭，币面有小篆体“半两”二字，其重半两。 汉半两，是西汉初期铸造的。西汉继承秦的币制，但认为秦半两太重，改铸较轻的半两钱，并允许民间私铸，即为汉半两。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共行使了七十余年。 汉半两形制与秦半两基本相同，但重量不断减轻，名为半两，实则远远不足。有的小钱孔大体薄，形似榆荚，又叫“荚钱”，如此减重贬值，造成了汉初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更兼其发行制度与流通制度均不稳定，民间私铸开了又禁，禁了又开，各地豪强富商借机大发横财。大夫邓通因铸钱而富甲天下，拟于王侯。吴王刘濞招聚亡命之徒采铜铸钱，富埒天子，后来终于叛乱。汉武帝时采纳桑弘羊的主张，将盐铁及铸钱大权收归官营，才结束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并为往后数千年造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 二、五铢钱 五铢钱亦是以重量为钱名的铜钱，每枚重五铢。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共通行了七百三十九年。 五铢钱比之半两钱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大小轻重适度，携带或计数都较为方便，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价格水平，所以历经多次改朝换代还能持续延用不衰；二是形制铸造更为先进，边缘加轮郭，不易磨损；三是确立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朝廷的制度。 五铢钱流通期间，也曾有短暂的废止，如新莽时期。王莽是个狂热的货币改革者，短短八年间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废除五铢钱，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复古式货币。单在第三次所谓的“宝货制”中便一气推出了28种货币，计算烦琐，十分不便，因此人民仍偷偷使用五铢钱。不过王莽推出的货币工艺水平都很高，其中的“金错刀”更堪称艺术珍品。虽然如此，但钱币终究以实用为主，故王莽的新币制度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三、通宝钱 通宝钱以通宝为钱名，改变了过去以重量为钱名的旧制，而以帝王年号为主要标志，从而取代了五铢钱。 通宝的含义即通行的宝货，一方面掩盖了过去钱名币重与实际币重往往不符的矛盾，一方面也表明钱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大大加强，交换中不必过于强调其重量，就可以成为社会公认的媒介物。通宝钱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发行，到清朝末年，共流通了一千二百九十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经济影响至深。 最早的通宝钱即唐高祖铸造的开元通宝，取开国纪元之意。形制依旧延续了传统的内圆外方，内外边缘皆有轮郭。每枚直径约2.4厘米，重2.4铢，十枚重1两，后人嫌2.4铢计算不便，遂将“钱”引申为一个新的单位，每枚铜钱重为一钱，十钱等于一两，开创了两以下十进制的衡法。后来各朝铸钱，大小轻重都以开元通宝为标准，“钱”这一重量单位就沿用到现代。 通宝钱上的铭文，历代都极为重视。自唐高祖开元通宝之后，以唐高宗乾封泉宝为始，直至清末，各朝皇帝大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他至高无上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也叫“年号钱”。如两宋三百二十年间，共铸45种年号钱。 此外，铭文的书法也极为讲究。五铢钱多为篆书，通宝钱在唐代多为隶书，五代十国的南唐开始采用真书，两宋时则真、草、行、隶、篆并用，并且出现了“对钱”。所谓对钱，就是同一种年号钱，而采用两种或多种书体铸造铭文，或篆、真，或行、隶，相配成对，而钱的铜质、大小、轻重、厚薄以至穿孔、轮郭的广狭、制作风格都完全相同。许多铭文都出自名家手笔，如唐初开元通宝即为欧阳询所书的“八分体”隶书，浑厚工整；宋初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是为御笔钱；元祐通宝则有司马光、苏东坡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多为宋徽宗所写，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 四、制 钱 制钱是明清两代所铸造的钱币，仍属通宝钱体系。明朝规定，本朝所铸造的钱币为“制钱”，前朝的钱币则统称为“旧钱”。制钱仍为方孔圆形，也仍以皇帝年号为钱名，可与旧钱兼行，但在兑换比价方面有差别。如明嘉靖时规定，嘉靖制钱七文可兑白银一分，而前朝旧钱则需三十文。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位前七年，于应天（今江苏南京）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旧钱兼行。洪武元年（1368）在各行省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洪武通宝”钱，严禁私铸。以后各代也多铸钱。 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余递减。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为小钱，重一钱，制钱形状亦为圆形方孔。小平钱背面孔右有“一钱”两字；当十钱背面除“一两”两字外，孔上还有一“十”字，表示“当十”之意。各行省所铸钱，背面还镌有重量和局名。 由于铜产量减少和受白银流通的影响，明代铸钱多于元代，但不及宋朝。洪武二十六年，北平、江西、陕西、广东、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十行省共设铸炉三百二十五座，年可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约及北宋铸钱的百分之三。明初以铜产地江西、陕西、山西三省铸钱较多，仅江西即有铸炉一百一十五座，铸钱数占十行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省只是强迫民间毁坏铜器缴给官府充作铸钱原料。 洪武以后，永乐九年（1411）铸永乐钱，宣德九年（1434）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1503）后铸弘治钱。当时朝廷滥发宝钞以搜刮民财，并不重视铸钱，铸钱数量不多且多积储不用。官钱不行，导致私铸私贩猖獗。市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私铸。伪钱滥恶不堪。京师流行的一种伪钱，字迹莫辨，触手可碎；有的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每三百文仅值银一钱，致使物价腾涌。嘉靖六年（1527）大规模铸嘉靖钱，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并铸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以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均铸有本朝年号钱。时铜价上涨，钱中混入大量铅沙。天启、崇祯新钱，含铜只二三成，质脆薄，落地即碎，民间拒绝使用。 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名“天命通宝”。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正式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同年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此后，京省各钱局铸额卯数、钱文重量、用料规定时有改变，铸局设置的地点和数量也有变更。但终清之世一直是代有鼓铸。 清代制钱基本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钱文正面铸有“某朝通宝”字样（咸丰以后因铸当十、当百大钱，有改铸“某朝重宝”、“某朝元宝”）。制钱背面一般铸有钱局简称，文字为汉字或满汉文并用。雍正以后，以背面铸两个满文字为通例。 制钱成分一般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配铸。但配铸比率往往受原料短缺或价格波动等影响而有变动。“顺治通宝”规定七成红铜三成白铅，康熙朝按铜六铅四配铸，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以后又加入百分之二左右的锡，铸成青钱。其重量也常有变动。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清廷把控制制钱重量作为稳定银一钱千的官定比价的主要调节手段，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1796～1820）以后，尤其是咸丰（1851～1861）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 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波动频繁。在清代不完整的银钱平行制度下，制钱名义上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实际上其职能受到各种限制。一般大额、远途交易往往用银，小额、近程交易用钱。乾隆以前币制相对稳定时，制钱基本上具备作为货币应有的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的职能。嘉庆朝以后，随着币制的紊乱，钱文减重，用料粗劣，制钱的名义值与实际值差距扩大，逐渐丧失了金属足值货币的性质；其储藏手段职能也随之减弱。鸦片战争以后，制钱制度日益崩溃，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制钱遂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复行使。 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