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爱莲说》的作者、理学开山周敦颐先生诞生一千周年。 周敦颐，学者称濂溪先生，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教育家。 周敦颐不但有自己丰富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课”也讲得极有感召力。  周敦颐 说濂溪先生“讲课”有感召力，至少有以下三个事实依据。 第一件事，是感召了他的顶头上司李初平，使李初平“老而向学”，明白了事理，离开人世时，竟然满脸笑意，差不多算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了。两人当时的身份，周敦颐是湖南郴县的县长，李初平是郴州市的一把手。周敦颐能够感动自己的顶头上司，使得李初平完全放下官架，心悦诚服地拜他为老师，跟他讨教，听他讲解，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跟宋代的官场和社会风气也有重大关系。宋人喜欢读书明理，宋人重视对天地、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而不是像其他专制王朝那样，只看重等级和官位。好像谁官大，谁就有理，无论在什么方面属下都不如他，更不能超过他，都得听他的，他才是老大。宋朝人强调“道理”最大，谁有学问，谁懂道理，谁就更受尊重。尽管如此，宋代毕竟也是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所以这种事情既属难能可贵，也确实表现了周敦颐作为理学大家的超凡感召力。 第二件事情，是教导程颢、程颐兄弟的事情。 二程的父亲程珦，只是周敦颐在江西虔州（今赣州）担任通判时的同事，没打过几个照面，程珦就执意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和程颐，送到周敦颐那里去学习，这件事情至少表明了在程珦的心目中，周敦颐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教导人、启迪人，否则的话，程珦不会轻易将两个儿子一起交给他。程珦让两个儿子去跟周敦颐学习，可不是为了巴结领导，周敦颐不是程珦的上司。而两个不大的孩子，都能被周敦颐牢牢地吸引住，看来周敦颐确实具有特殊的感染人的本领。程颢后来自己回忆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快乐得忘记了快乐以外的事情，并且从此放弃参加科考，专心于成圣成贤的伟大事业之中，达到了流连忘返的程度。 看来周敦颐不仅善于用崇高的理想激励人，而且还善于用亲切、生动的教育方式感染人。 既能让年迈的上司诚心求教问学，又能使十几岁的少年由此立志，并就此走上崇高的人生道路，这可不是一般的教育本领，光是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还不行，还必须有不同凡响的“诱导”和感化功夫。正是因为周敦颐的这种“功夫”，才使得李初平能在临终前含笑而逝，感觉跟周敦颐学习，心窍渐开，没有枉来世间一回。而程颢也在再次跟随周敦颐学习之后，境界大增，心胸顿朗。“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正是程颢这种在审美中获得善的启迪的自我表白。周敦颐不仅为他们揭示了圣贤的目标和人生的意义，而且通过讲说善的目标和人生意义，又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心理快慰。 有关这一点，后来侯仲良的亲身感受，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说明。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三件事情，也就是启发侯仲良的事情。 侯仲良是程门高足弟子，跟从程颢和程颐学习，程颢过世后，追随程颐问学。程颐虽然也是教育高手，但是很多问题的讲说并不灵动，侯仲良跟从既久，有些问题仍然不能彻底明了和贯通，于是就私自去找周敦颐解决问题。周敦颐留他在家中。两人对榻而卧，每天晚上都谈到很晚。三天后，当侯仲良回来时，脸上的郁结和烦恼，变成了绚烂的花朵。程颐开口就问：“你是从周茂叔那里回来的吧？”如此看来，程颐之所以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在程颐所处的时代里，只有周敦颐，才能给受教育者带来那样的冰消雪解，同时又快活欢愉的受教育的感受。这也表明程颐当年在周濂溪先生那里受教时，至少有过类似于侯仲良的综合“收获”。当朋友们问起向周敦颐求教的实际感受时，侯仲良只说了一句话：“如在春风里坐了半年！” 瞧这感受！谁能做到！ 谁不愿意在和煦舒爽的春风里坐上半年？莫说是坐在河边或者山畔，就是随便坐在哪里，哪怕是田垄地头，或者窗前屋后，都会感觉身暖神愉，就算化在春风里，都不会感到惋惜，也不会因为吝惜自己的健康，而舍弃这样的感受。 今天的老师们，真要好好向周敦颐学习学习，就算不能彻底学得来，至少也会在育人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不过今天影响“讲说”效果的，已经不局限于“念讲稿”“演绎PPT”，还有很多学生方面的原因，诸如玩手机游戏，最要命的就是不停地看微信。单纯的知识传授式的教学，讲得无论多么投入，都很难引发学生的热情了。因为手机就是图书馆，学生每天看手机，并不需要纯粹知识的讲说了。 数日前，我被邀出去讲座，接我的主持者，怕来听讲的人少，“损伤”鄙人的“身价和声誉”，在路上就给我事先打了“预防针”：“实话跟您说，现在讲座的场地不难找，就是听讲的人难找。只要不是他自己花钱的，或者像行政任务一样布置下来的，能不来的，就都不来了。”我听了以后感觉挺好笑，过去都是“能来的都来了”，现在是“能不来的就都不来了”。鄙人讲课的水平不差，从前讲课，真是“能来的都会来”，以至于楼梯上、窗台上，甚至门外和窗外还围了好几层。讲台边上都是人，我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而且是大热天，没空调，莫说学生，我自己也通身是汗。可是现在鄙人讲课，“能不来的真都不来了”，如果不是必修课还得拿点名要挟。大教室里能有一多半人，缺四五分之一的情况，已经不算寒酸了。 几天前的那次讲座，去的是个只有三十来人的小单位，领导下了指示，除了外出公干和正在忙业务实在不能脱身的都来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竟然凑了二十来个人，还有七八个保安。 我这还是第一次给这么多保安讲课，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整齐的装束，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侧身对主持人低语说：“这要是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很多熟人会以为我被‘双规’了。”不过还好，保安们听得很认真，还提出了问题，也挺在行的，真是不简单。我想着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听讲的热情真不如这些保安。这是为什么？都怪学生吗？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和教育者，抑或是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 但是不管哪里出了问题，讲说总是要有感召力的。讲说的魅力，提升一点高度来说，很可能来自讲说者的综合人格感召力。从周敦颐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不仅周敦颐，南宋的理学大家们，很多人“讲课”都很有感召力。南宋的陆九渊讲课，也是极有感召力的。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感觉到震撼。 其实今天看来，周敦颐和陆九渊等人讲课的感召力或者魅力，完全不是信息量大、知识点明晰、逻辑严谨等客观指标，甚至不是幽默风趣、妙语连珠，而是因为他们的气概，还有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陆九渊讲学，与朱熹等讲学就有很大不同，这种鲜明的个性特征，就足以招引大家来听他讲说了。 一次陆九渊讲课，有一位儒者正在自己的朋友家里对坐喝茶。朋友说要去听陆氏讲课，这位儒者不想去，并不认为陆九渊能讲出什么高深的见解。朋友却说：“听此公说话，自是不同。”两人就这样一起去听陆九渊“说话”去了。听陆九渊“说话”，肯定是一种享受，鄙人粗读陆氏的一些东西，感觉就像听他现场说话一样。假使我生在那个时代，是一定会不断地去听他“说话”的。这就是陆九渊的魅力。他的魅力不在他讲的内容，也不都在他思想的深刻和警敏，而在于他能唤起人们听他“说话”的热情，又能使听过他“说话”的人，产生心灵的震撼。 不只周敦颐和陆九渊，程颢、谢良佐、胡宏、张栻等，也都是“说话”极有感召力的人。他们都能给听过他们“说话”的人，留下终身难忘而又恋恋不舍的印象。宋代的理学能够那样发达，使得满天下的人都心向往之，跟这些大师们的魅力，是有莫大关系的。这种魅力，不是单一的道德人格魅力，更不是简单地讲说技巧，而是他们生命中的综合“品格”魅力。 其实，禅宗也一样，禅宗的兴盛，跟那些和尚们能够直指人心和简明扼要的训诫有直接关系。他们能在瞬息之间，点亮听者的心灵之火。如果不是那些高僧大德们综合人生“品格”的感召力，禅宗的门徒就不会遍布四海，香火自然也就没有那样旺了。 当然，我们无法指望所有从幼儿教师一直到博士生导师的教师们，都有这样的魅力。但是增加新旧知识的积累，提高分析的水平和表达的能力，以诚待人，跟学生讲心里话，而不是只讲条纲，只做形式上的教学功夫，把教育当成接洽人心、温暖人心、融化人心的事业，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更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涵养。这种教师的“综合生命感召力”，才会使我们的教育进入真正的化境，使受教育者们，感受到春风化雨的魅力。到那时，就不是老师找学生，而是学生找老师了，就像侯仲良去找周敦颐一样。另外，也不要单纯责怪学生们不爱学习，而是要认真细致地去分析导致这种情况的诸多可能性原因，从而为改善当下这种“授”“受”不亲的教学现状，做点有的放矢又有实际成效的努力。 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17/09（总第15期）「名家」栏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