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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红学可以走向“自传说”，这恐怕是胡适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胡适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自传说”，他用以反对、取代蔡元培的索隐的“自传说”，同样是一种索隐。 作为一种索隐，“自传说”不仅是胡适的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整个“新红学”的两大支柱之一。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新红学”在结构上与索隐派是一种什么关系。 “新红学”之所以称为“新红学”，是相对于“旧红学”而言的。这“新”、“旧”二字，不是时间概念，因为在胡适的“新红学”出现之前的红学，除了索隐红学之外，还有评点之类的文学批评性质的红学，还有简单的版本研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胡适的“新红学”比评点红学更新、更现代。因为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研究。胡适“新红学”的“新”显然是相对于索隐红学而言的，准确地说，是相对于索隐红学的“他传说”而言的。与索隐派相比，胡适“新红学”有两方面是新的，一是运用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严密的考证；二是“自传说”，认为《红楼梦》的本事是曹家本身，而不是其他人。也就是说，胡适的“新红学”也具有两方面：一是考证，二是实录观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红学”结构与新索隐的结构完全相同，特别是与新索隐中的“自传说”，在结构上，在论证方式上，是完全重叠的。 先来看看“考证”方面，“新红学”的考证主要是实证方法，即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但它有时也采用一些传闻，例如，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梦》八十回后原书的遗失与程高本后四十回的续成，其背后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是和珅招揽高鹗伪续后四十回，削掉曹雪芹的战斗锋芒，以为乾隆的专制统治服务。周先生在推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主要借助两则传闻，一是讷山人《增补红楼梦序》所说的“《红楼梦》一书……有大人先生许其传留至今耶？”二是赵烈文从宋翔凤那里听到的关于乾隆读过《红楼梦》的传闻。新红学派也大量使用训诂学方法。譬如，胡适在探讨八十回后佚稿原貌（即所谓的“探佚学”）的时候，指出，在原稿中，香菱应是死于夏金桂之手，因为在第五回的判词中，香菱的判词是“两地生孤木”，胡适说：“两地生孤木，合成‘桂’字。”这就是训诂方法中的以形索义。 不是说不能使用训诂方法，相反，在文献考证中，训诂方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研究方法，关键是要准确地描述考证的结论。训诂方法运用得当，有时可以在材料匮乏的情况下推出正确的结论。周汝昌关于“曹宣”的考证，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按《八旗画录》所载，曹寅兄弟有两人，其弟“曹宜，字子猷，号筠石”。周先生发现相关材料之间存在着矛盾，认为曹宜并不是子猷，曹寅应该是兄弟三人：曹寅、曹子猷、曹宜。那么“曹子猷”的名字是什么？他根据旧时代为儿子起名时的惯例，即取偏旁相同的字为名，认为子猷应该与曹寅、曹宜一样，其名字应该也是“宀”，其意义与“猷”相关。根据这两个条件，周祜昌查出此字即是“宣”字。其根据是《诗经·大雅·荡》第三篇《桑柔》有诗句说：“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由此，周汝昌推出结论：曹寅的弟弟曹宣，字子猷，号筠石。1975年，冯其庸先生发现的《曹玺传》中所记正如周汝昌所推测的。 周汝昌由训诂方法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他的成功并不是说明“同构引申”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必然性的、同一性的结论，而是说，它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曹家为儿子命名时不遵循一般惯例，那么，周汝昌的推论就可能不是正确的。比如，据说是曹家的祖先的曹良臣，朱元璋的武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叫曹泰、一个叫曹义、第三个叫曹俊，其名字就不是按照偏旁来起的。《五庆堂谱》的曹俊有五个儿子，其命名既不按偏旁规律，也不按意义规律，其名字分别是：升、仁、礼、智、信。按惯例应该是“仁、义、礼、智、信”。 与旧索隐派一样，新红学因为坚守“实录”观念，所以它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不同构部分”的问题。胡适在晚年的时候说过：“其实我既然已承认隐去了真事，就必然有虚构的部分了。况且我后来也曾经指出过：大观园本不是实有其地，贾元春做皇妃并没有这个人，省亲也不是实事。《红楼梦》里自然有许多虚构的情节。”但马上又说：“不过我以为这些都不能否定主要故事是写曹家的。”他认为《红楼梦》里存在着一个“虚实比例”的问题，即大部分是实录，小部分是虚构。俞平伯也说：“《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现在所应当仔细考虑的，是自叙生平的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我想，决不如《红楼梦辨》中所假拟的这样多）换言之，《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率若何？”由于感觉到“不同构”部分的存在，所以新红学派往往会承认：“《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但他们承认《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目的不是要改弦易辙，从文艺学的角度去鉴赏《红楼梦》，而是为了对他们所面临的“不同构”部分进行解释：“不同构”部分是文学虚构的结果。目的还是要坚守“实录”观念。俞平伯说：“《红楼梦》原是小说呵。因此康熙的‘妃子’虽死在乾隆九年、十年、十二年以前，书中尽不妨把老太妃的死写在这两个节气的记载以后的五十五回五十八回上。这丝毫没有什么不对。”他的意思是：《红楼梦》是一部“变形实录”。赵冈则干脆提出“合传说”，他认为《红楼梦》有作者的布局与错综穿插，不是一一对应的实录。《红楼梦》是曹家四个人的回忆录，贾宝玉是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合传。这其实就是索隐派的“合身术”。 讲到新红学的训诂方法，就不能不谈到实证红学中的探佚学。探佚学就是要探索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来面貌。胡适在他的《红楼梦考证》里就已经开始了《红楼梦》的探佚研究，后来发现的脂批本里有很多关于曹雪芹原稿的一些提示，就给人们的探佚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到今天，《红楼梦》的探佚研究仍然吸引着很多人去研究它。 从研究的方法这个角度来看，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在我的《红学通史》这部书里有时会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相提并论。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有几点相同的地方：第一，索解方向相同。第二，索解方法相同。它们都以《红楼梦》文本和脂批（后起的索隐研究也以脂批为依据）为索解的主要依据，在方法上都大量使用小学中的“六书”方法，以实现语义的转换。在一百二十回中（索隐红学）或在前八十回中（探佚红学）设立映射机制，以作为对《红楼梦》之后或之外的“事实”进行确认的“科学的”依据，也即以非科学的机制进行科学的还原。第三，悟、想像，是索隐研究与探佚研究推出结论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方法。第四，由于想像的大量运用，索隐研究与探佚研究都具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第五，索隐红学与探佚红学有着相同的游戏机制，这个游戏机制是它们得以存在、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基础。第六，探佚红学、索隐红学与历史文学在运用历史的（或客观的）材料进行运思的时候遵循着相同的规则。第七，在终极追求上，索隐红学和探佚红学一样都自认为是追求“真”，还原“真”；而在阅读效果上，索隐红学也和探佚红学一样是以“美”、以“妙”打动读者。索隐者与探佚者的博学程度直接影响其“美”、“妙”的程度。 我并不是说，探佚红学完全等于索隐红学。探佚红学本身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与索隐红学有着这么多的关联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分寸的话，就会走向索隐。所以有一些探佚者，同时也是索隐者。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新红学的考证方法。新红学在考证《红楼梦》的历史本事的时候除了使用虚证（传闻和训诂方法）之外，它更是大量地使用实证的方法，引用大量的直接的、真实可信的历史文献。周汝昌《〈红楼梦〉“全璧”的背后》所运用的材料有：乾隆皇帝关于采购群书、编纂《四库全书》、烧毁违碍书籍等方面的谕旨，和珅的身世、权势、贪污等材料；昭梿的《啸亭杂录》、批本《随园诗话》、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梁恭辰的《劝戒四录》、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或可信的文献资料。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和珅出重金延请文士（以程伟元、高鹗为代表）为他续补《红楼梦》，然后将伪续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进呈乾隆皇帝。周汝昌所引用的这批真实可信的历史文献与他得出的结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能够论证他的这一结论的仍然是他引用的两则传闻。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红学与新索隐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新红学派进行实录研究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新索隐派。至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仅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也是新索隐的创始之作；胡适不仅是新红学的开山祖，也是新索隐的创始人。 我们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并不是所有从事《红楼梦》的实证研究的人都属于新红学派，只有运用实证方法去研究实录关系的人才属于新红学派；第二，新红学派并不完全等于新索隐派，新红学派的成员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从事实录研究，除了从事实录研究之外，他们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只有当他们运用考证的手段去“阐证本事”的时候，他们才表现出与新索隐相同的学术旨趣、相同的考证方法，走向了科学性原则和文学性原则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