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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近20年来走过了怎样的道路，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着什么问题，今后应该如何发展?2004年8月16日至18日，在青岛大学和鲁迅博物馆于青岛举办的“鲁迅研究2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数十名研究生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认真回顾并总结了20年来鲁迅研究的历程，高度评价其成就和意义。论文与发言涉及思想研究、小说研究、杂文研究、《野草》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基督教文化关联中的鲁迅研究、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文献学、学术史及世纪之交的鲁迅批评等论题。还有学者对辽宁、江苏、浙江、绍兴等地的鲁迅研究与《上海鲁迅研究》予以总结。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在开幕词中指出，进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研究、文化研究、创作研究、方法论、文献学等全方位拓展，走近了鲁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认为，新时期从文献学起步，调整视角，扩大视境，加强了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学研究，可以说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迅，即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文化的、心灵的、人的鲁迅。与会者认为，鲁迅研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与学术发展的一个窗口，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科自身。鲁迅研究的进展依托于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同时也给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提供了精神动力。 海外学者带来了新的信息。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蔡辉振教授介绍了台湾的鲁迅研究，1925年张我军最早把鲁迅引入台湾，现在鲁迅作品已进入中学、大学课堂，以鲁迅研究作硕士、博士论文的有过四五篇，多为作品研究。近年来鲁迅研究呈上升趋势，有的学生虽然政治上带有“本土化”倾向，但不妨碍他们选作鲁迅题目。与会者对鲁迅在台湾的话题颇感兴趣，纷纷提出问题。蔡教授回答说，尽管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政治的“去中国化”影响学术，但学术没有禁忌，教授讲授什么有自主性，有的在讲散文时讲到鲁迅30年代杂文。他期待在不远的将来能在台湾举办鲁迅研讨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寇志明博士介绍了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有他本人从旧体诗看鲁迅生平的研究;有美国李欧梵的心理学研究;有澳大利亚张钊贻的“知识传”（所受知识与学术的影响）研究，将尼采区分为“温柔的”与“激烈的”两个方面，指出鲁迅所受影响主要是其“温柔的”一面;有香港卜立德的作品解读，他认为《野草》没有现代性，倒是精神上的复古，受骚体诗的影响。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把韩国翻译与研究鲁迅的84年历史，做了黎明期、黑暗期、一时露面期、潜迹期、开拓期、急速成长期、成熟发展期的梳理，尤其是对80年代以来的后两期，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与颇为深入的分析，仅1997年至2003年，韩国的鲁迅研究就有3种专著与100篇以上的论文问世，博士论文5篇以上，硕士论文24篇以上，另有海外学者鲁迅专著韩译本4种以上。朴教授“相信鲁迅在21世纪的韩国也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生命力，成为主要古典之一，并相信韩国的鲁迅学也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但继续生存下去，而且更加发展下去。”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与会者也提出了鲁迅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青岛大学冯光廉教授指出《故事新编》的解读有过度“开发”的现象。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就阐释空间与阐释陷阱展开话题，批评了阐释的随意性。随着阐释空间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就隐含着任意阐释的陷阱。文献资料研究、历史审美研究与现实性很强的思想心灵研究，都有过度阐释的问题。有的学术著作是杂文学术，而不是学术研究;有的将个别结论体系化，失去对象的客观性;有的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惜扭曲材料;有的虽然占有资料，但夸大其中的一部分，淡化另一部分;有的过分强烈地借对象观照现实，使学术实用化。学术研究既要勇于突破，又要防止过度阐释，这就需要坚持历史观，准确把握思想哲学的本质化追求的“度”，适当做出学者与现实批判者的角色区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中良研究员认为，思想史视角的确给鲁迅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但要警惕另外一种倾向，这就是唯思想史独尊，用思想史研究贬低文献学与历史-美学等视角的研究，使思想史研究流于粗疏空洞，偏离鲁迅本体。 对于鲁迅研究这门学科如何推进的问题，与会者也纷纷发表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认为，鲁迅研究应该回到历史，回到学术，回到鲁迅本体，不能以主观想象代替历史事实，不能一味政治化，不能在打破旧的一元化话语霸权之后，却试图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冯光廉教授指出，要推进鲁迅研究，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单纯崇拜的思维模式，实事求是地评价鲁迅后期杂文的“辩证法”等问题。要创造自由、开放、和谐的争鸣风气，对于那些针对鲁迅的批评意见，要科学地分析，哪怕是情绪化的言论，也可能含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湖南人民出版社朱正先生认为，对鲁迅的杂文应该具体分析。有的文章当时就不对;有的文章当时是对的，现在看来却不对了;有的不仅当时对，现在对，将来还会对。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准确、全面地把握鲁迅。浙江师范大学高玉博士指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鲁迅对翻译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其思想、创作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应当下功夫研究鲁迅的翻译。天津师范大学王国绶教授指出，鲁迅杂文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与国人的杂文观有关，中学语文把鲁迅杂文归入议论文，其实鲁迅杂文与一般的议论文并不一样，在语言、修辞、情绪、语调等方面，均有杂文文体特征。浙江大学黄健教授对网络文化传播中的鲁迅现象予以关注，进行了认真的 梳理与分析。他认为信息时代网络鲁迅现象的出现，显示出鲁迅研究开始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化、大众化的阶段。网络的虚拟性、实时性、互动性、隐蔽性和开放性，都给大众对鲁迅的再认知、再定位、再塑造带来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进入网络时代的鲁迅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网络进一步发展，网络文化传播将一定会给人们带来对鲁迅的更新的认识，使民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民族的文化伟人，领悟他的思想风采，从而促使网络文化传播中的鲁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鲁迅研究的当代性，是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青岛大学姜振昌教授回顾20年来鲁迅研究对当代性的追求，充分肯定其学理意义。他认为，从人学思想的前后连贯性，创作方法的多元性等方面来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精神源头与现实批判力量。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从现实中狭隘的爱国主义表现切入，肯定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当代价值，强调当前继承这一传统的重要意义。杨义研究员认为，鲁迅所代表的文化转型期的革命性、批判性、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建设时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循守成，好大尚古、苟且敷衍等劣根性仍然需要借助这种思维方式予以澄清。但是，任何伟大都是有限的，是历史进程中的伟大。鲁迅与孔子属于不同类型的伟人，鲁迅看到的孔夫子是复辟者的敲门砖，这是现代的孔夫子，不是古代的孔夫子。孔子将东夷的“仁”嫁接到中原周文化中去，自有其历史贡献。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融会的结晶，鲁迅研究要进入这一历史进程。否定性思维方式在和平建设时期并不是万能的。鲁迅研究应该吸收当代智慧，把鲁迅放在中国文化总体进程中来研究，在历史语境中还其伟大的本来面目，在汲取其精神力量的同时，还我们以自由创造的广阔空间。 【原载】 《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