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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发行时间：2005年9月 ■作者：弗兰克·富里迪 ■读家：袁元 ■一句话：社会一弱智，知识分子就贬值。 ■推荐指数：★★★ 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社会观察和评论之后，一部分趋近庸俗，另一些“蜕变”为右倾分子。前不久，薛涌在博客里，针对右倾精英的专制主义倾向，提出必须警惕。在“弱智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贬值，使这些真理的斗士，要么痴迷琐碎的追求，要么以反对媚俗文化立场，基于对公众“失望”的理解，站到人民的右边，弗兰克·富里迪称右派人士把民众当作孩子。 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本书里，分析了知识分子这个“危险的种群”，与普通民众之间失去并有必要重建对话的公共领域。显然，作为左派的弗兰克，他的所谓“反对精英主义”，更直接的指向是，他并不承认“庸人主义”者对愚智人民的观点，甚至对“让精英们去启蒙民众”的启蒙也提出质疑。对现代社会和民主政治中“权力精英”的敏感，构成了他在知识圈的划分上更接近民众的视点，因此他的利益目标更为理想化和终极化，而逼近真理的逻辑也更为基本、朴素。弗兰克以此为观察的起点，在这本书中，他着重批评知识分子以下两种“逃逸”现象：首先，他认为文化精英把民众视为“儿童”，降低了文化和学术标准，同时也淡化或转化了自身的身份感。第二点，他认为文化和学术成 为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以后，内在标准在不停地迁就中最终改头换面，不仅助长了对真理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同时也必将走向真理的反面。因此，一些知识分子缩回到自大的龟壳中，其他的活跃分子则卖笑于欢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他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接受了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他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变成了“势利小人”。 趋炎附势是生活中容易接触的“乖巧”，但造成知识分子不在场的原因，远远不能以一概之地认为所有“媚奴”，均为逼良为娼。尽管弗兰克一腔热血地宣扬勇敢，并以“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道德、概念作为“个人”的对象，他却忽视了一个群体甚至一个“个人”在具体环境中的难度，而这种难度所造成的妥协也完全可以避免，或者尽可能地可以被改良。当然，弗兰克虽然讽刺了“溜走”的逃兵，但他却毕竟没有被自己的教条束缚而不去对此现象进行有效的理解。他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美国立宪以及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命运归宿，均以知识革命为基点，进行了学术界定和判断。那么，凭什么要求知识分子再次回到他们的位置上？在这个时刻，他意识到必须立即“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 他说的“公众”，不是“民众”，他指的是那些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群体，甚至不是学院埋头读书的学生和教授，不是那些学富五车却对社会不闻不问的书呆子和假清高分子。在知识分子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使互动的行为有机地进行下去，而非对牛弹琴。弗兰克在表达这种结论时，存在着滑入“右派”的凶险，这是左派弗兰克的意见底线，也昭示知识分子在认识自我与认识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弗兰克·富里迪说，“本书并不是哀悼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我们也并没有变成白痴。”但是，他认为，“一种文化如果倾向于把讨论等同于专业观点的乏味交换，这个文化就会出现冷漠和社会疏离。”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贬值、社会弱智化以及媚俗文化的观察，理解并批评了庸人时代的基础和它的运作方式。民众对权威的信任在下降，对权威的身份的怀疑和拒绝，在富里迪看来，是知识分子衰落的根本根源。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西欧现实为关照事实，对政治、教育、学术界进行了由兴而败的逻辑梳理，找出了变化的原因，并对灵魂迷失以及政府的幼儿园政治，提出了警告。同时对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假民主，表示担忧和愤慨。 富里迪是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学术兴趣为“帝国主义”。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的堕落发出了通告。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部分哑口无言，一部分成为利益的伙伴，还有一部分蜕变为真理的反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