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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萧红 萧红死时说：“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真是好大的口气!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真的是个奇特的女子。 这里所说的“半部红楼”指的是《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死前的最后一部作品，讲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东北的一个小城——呼兰河小城内的一群农民的生活。该书既无情节，也无线索，更没有故事，但通篇都弥漫着一种彻骨的凄凉。茅盾在为该书作序时这样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更像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放眼中国近代乃至当代文坛，有谁敢自言自己的文章是部“红楼”呢?是萧红，也只有萧红，敢说出这种令天下须眉汗颜的话来。“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句话究竟包含了萧红多少的忧伤?多少的凄凉?多少的不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以萧红桀骜不训的性格，又怨得了谁呢? 萧红从来就是那种极喜欢张扬的女子。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作家里，无论是冰心、陈衡哲、庐隐，还是凌叔华、苏雪林，大都是一件旗袍，外加毛线罩衫，既传统又典雅，可萧红偏不——新奇的火红上衣、咖啡色格呢裙、短筒皮靴、绸带束花，十足一个“另类青年”，就连鲁迅先生见了萧红时髦的装扮，也是连连摇头。当时的萧红，生活窘困，寂寞无助，却依然装扮的大红大绿，这样的搭配，或许只有她才能承受得了。世事不容一厢情愿，萧红可以说是枉费了许多才情——与萧军6年苦恋，随端木蕻良远赴香港，最终客死异乡……当代著名女诗人李琦在谈及萧红时说：“她贫穷、瘦弱/岁月拮据，好在/她那时还有爱情”……就是爱情，让萧红寻觅了一辈子，谁料想结局竟如此凄凉。萧红苦于人生无法飞扬，所以临死时拿《呼兰河传》与“红楼”自比，这不是没有缘故。 一生喜欢华丽和热闹，死得却冷冷清清，不知道萧红如何去定义悲喜? 二、读杨绛 钱钟书先生说,是写给杨绛女士的 。《围城》步步莲花，字字珠玉，时见机锋与幽默，能叫钱先生写一部世界名著给她的人，一定不简单。 然而，我却无缘见到杨绛女士，即便是一帧照片！我想，杨绛女士一定是个具有文化重量的人，或者说，杨绛女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象征，她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文化指向，都传递着一种文化信息。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夫妻俩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面相也会变得相近起来，即便是两个相貌迥然的人，这叫“夫妻相”。还有种说法就是“文如其人”，文章是一个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别人无法仿效。我希望能从钱先生的“人”及杨绛女士的“文”“悟”出杨绛女士的“相”来。 余光中先生把目前中国的散文分成四类，一曰学者的散文，二曰花花公子的散文，三曰浣衣妇的散文，四曰现代散文。余光中先生说学者的散文融合了情趣、智慧和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背景之心灵的反映。而对于钱钟书先生的散文，余光中说，那是一个智慧的声喑，犀利、辛辣如史威夫特。1998年12月19日，钱先生走了，钱先生的文章博大精深，我仅读过《围城》与《写在人生边上》，在我的心目中，钱先生是睿智的和哲学的，他的文章充满了智慧而不是聪明。聪明和智慧不一样，因为文学不是一个聪明人的事业，光凭聪明不可能达到“大家”的那种程度。对于钱先生的离去，躲斋先生说了这样两句话：无权无势，无党无派，无煊赫头衔，一个寂寞读书人；有识有学，有德有才，有超群智慧，一位辛勤大学者。由此我想，这位淡泊功名的大学者身后，一定有一位淡泊利禄的妻子。 绛，字典解释为赤色，大红色；杨绛，一个大红大绿但也大俗大雅的名字。曾经读过杨绛女士的一篇题为《窗帘》的文章，杨绛女士说：“人家挂者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这段温婉中不失刚强、淳朴中不失灵秀的文字，充满着对人生的理解和尊重，涵蕴着杨绛所特有的那种淡泊、宁静的文化情怀。回头再看看躲斋先生的那两句话，杨女士和钱先生竞是那样的“夫妻相”-----一个是巍巍昆仑，一个是幽幽雪莲。 任何一种文字风格的形成，都有它存在的背景和理论。钱先生生前是搞古典文学的老学者，其古文功底自不必说，而杨绛女士又是学贯中西的大译家，她的存在，对钱先生的为人及为文，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董桥先生在谈到钱先生的文章时说：“我看他的散文就感到他的中国学问底子很厚，可是他吸收外国的营养也很多，所以他的东西跟别的学者不同，视野开阔。”从某中意义上说，杨绛女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滋润着钱先生的一生，当然，这种滋润是相互的，几十年相濡以沫的爱情生活，使两人越来越“夫妻相”。 所以我相，钱先生是一个洁白素净的窗帘，杨绛却是与之相得益彰的窗帘。这窗帘以天真为质，以朴素着色，垂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 三、读沈从文 飘雪的季节，最适宜怀旧。翻阅完沈从文《边城》的最后一页，心头，竟掠过一丝长长的叹息——沈先生是枚陈年的玉，因为年代久了，倒越发显得珍贵。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其《沈从文传记》里说，沈先生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对沈先生如此高的评价不是没有道理。沈从文之所以了不起，首先在于他书写了一个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的新传统，沈从文在小说中用乡村的眼光审视现代文明，这是现代小说的开始。其次沈从文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学批评家。沈先生青年时期与胡也频、丁玲编过《红与黑》、《人间》等刊物，也曾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青年大学，解放后在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纵观沈先生一生，无论是编刊物、写东西，还是教书、搞历史研究，所干的都是读书人的营生，所以不管称沈先生作家、批评家也好，学者、教授也罢，都不如“书生”两字准确。除却文章无嗜好，依次白发老书生，沈先生“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中、书伴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 而沈先生最初的理想是当兵。1917年，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入伍参加地方土著部队，随部队移防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地。沈从文当时才15岁，猜想他那时大约是要做一个醉卧沙场裹尸还的英雄。殊不知文人论武事，大多纸上谈兵，沈从文在部队当的是握笔杆子的兵，一介书生，在靠拳头和枪杆子吃饭的部队，处境可想而知。琴心剑胆江湖梦，仗剑江湖载酒行，是每一个书生的梦想，当兵是沈先生心头一辈子的痛，沈先生在其《从文自传》中不无遗憾地说，我愿意当兵，大家又总以为我不能当兵。当兵的念头陪伴了沈先生一生。和沈先生同样出自湘西凤凰的大艺术家黄永玉说，凤凰有两种人，一种像火，一种像水，沈先生大约属于后者。沈先生有个弟弟叫沈荃，一辈子混迹军旅。当日军血战嘉善时，沈荃为国民党128师团长，建国前夕为国防部少将监察官，后沈先生在其《从文自传》中着墨颇多，除了那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外，更多的是沈先生从其弟弟身上看到了金戈铁马，看到了沙场秋点兵，因为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一直都是先生永远的梦。1956年冬，沈先生回到故乡凤凰，问起弟弟的结局，其表侄黄永前说，只晓得三满(沈荃)被打掉了。详细过程不清楚，沈先生听后“哦”了一声，内心一片茫然。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多少未竞的心事，多少未了的心愿，都溶在这一声叹息里。 1923年，21岁的沈从文离开凤凰，到了北京，说是为了找理想，读点书。现在看来，沈先生当初的路是走对了，或许这个世界少了一位能成将军的士兵，但却从此多了一位文学家，我们从此知道了湘西那个叫凤凰的小城，知道了《丈夫》、《菜园》，以及《边城》中善良的翠翠、勤劳的天保、傩送兄弟、侠肝义胆的杨马兵……吴立昌在其《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里说，《边城》的诗情画意是人们公认的，这诗情和画意，不只来自于美丽的青山绿水，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边疆僻地那小小山城的淳厚民风。《边城》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幅描绘人生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生的赞美诗。沈先生怀着一颗无言可说的爱心造就着《边城》里的每一个人物，善良、倔犟的翠翠，倾注了先生无尽的幽思与情怀，而先生自己又从其中获得了生命的慰藉和愉悦。 正所谓尧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真正的读书人都具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世界，不随时欲，不赶时髦，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然而书生们却也为此吃尽了苦头。1950年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时已受了很多精神的蹂躏，1953年在“革大”学习时竟然还带点好茶，带把小茶壶，请“革大”在学习的有空来喝茶，此举弄得先生很是狼狈，也很紧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句话沈先生不会不懂，而人情练达这篇文章，先生却未必会作。然而，不识时务的书生，却也有懂政治的时候，文革初期，沈先生下放到咸阳“五七”干校期间。致力于各种瓷碗碎片的收集，上边写满蝇头小字，注明考古年代与出处，俨然一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模样。有人问先生“文革”初期是否受到冲击时，先生不无得意地说，解放后较少文学写作，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没有辫子给人抓，因此没有被批斗，这书生气十足的话，听来令人心酸。 先生建国后仅回过两次凤凰，一次是1956年，一次是1982年。先生的老乡——大艺术家黄永玉，在纪念沈从文百年诞辰时，把先生的一句话写成了条幅——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或许这就是先生的自况，由此可见先生心境之凄凉，在这冬日的一场大雪里，宛若一枚陈年的玉，先生温暖了我胸口。 四、读余华 作家阿来说，民歌不是个名词，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难以释怀的生命经历。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便是一首民歌——一首关于父亲的民歌。 《许三观卖血记》这本书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尽管该书从语言、结构到情节设置都显得松松散散的，但通篇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关于父亲的苦涩和艰辛，轻而易举地就击中了人的心灵。作品中主人公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是为了娶妻，第二次卖血是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顿白面条，第三次卖血是为了救治得肝炎的儿子……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两句话一句是“父母为儿女操碎了心”、一句是“为儿女的榨干了父母的血汗”，这两句话表达了父母的舐犊深情，但在《许三观卖血记里》，我们却真真正正地看到了一场父亲为妻儿甘愿榨干血汗的壮举。作者不否认人物、故事的虚构性，但弥漫于作品字里行间的那一份苦涩、博大的父爱，有谁说那不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呢 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在第一次知道许三观卖血后说，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许玉兰认为，就是卖身子也不能卖血，卖血就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所以，许玉兰骂许三观把祖宗给卖了。许三观只是个平常人，这些世俗的观念我想在他的心中也同样根深蒂固，但在生活的大灾大难面前却一次次地卖血从而使家人化险为夷，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反抗，更是一种人世间最博大的爱! 余华说，他的《许三观卖血记》是一本关于平等的书。余华笔下的许三观，自卑懦弱，但在自己妻儿面前则是信心十足，骂骂咧咧。许三观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却不能容忍他和别人不一样——这就是许三观的关于平等的人生观。这里作者或许是想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悲悯，或许是想表达对小市民阶级劣根性的一种无奈，但不管怎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却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一种关于父爱的深深的震撼。 原本在浙江海盐当牙医的余华，把南方的节奏的气氛注入到北方的语言之中，缅怀祖先，赞美劳作，以简单、质朴的民歌式写作，向我们演示了真情与感动的力量，我想这也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 五、读古龙 八千里路云和月，仗剑江湖载酒行，一直是书生们的梦想。而时下的书生却要现实得多，“发展才是硬道理”，赚钱养家才是最重要的，书生们也忙着“下海”了。所以如果现在有谁还执著于游侠江湖的梦想，那不免会使生活陷入困境，恐怕也失之迂阔了。 可就有例外的，古龙古大侠就用生命为我们演绎了一场琴心剑胆的江湖梦境。 一直以为古大侠的死如不能重于泰山，至少也不会轻如鸿毛。古大侠要么饮恨于剑雨飘香的江湖，要么葡萄美酒夜光杯，醉卧沙场裹尸还，总算是轰轰烈烈的结局，也不枉“大侠”的称呼。而古大侠却死于酒色，正应了那句话——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倪匡说，长期的病痛使得古龙已经看淡了人生。古大侠豪放不羁，死对他而言，或许真的不算什么。然而，“死生亦大矣”，古大侠真的能参透生死吗?据说，古大侠经常用喝酒来打发日子；据说，古大侠不能一日无女人……歌尽桃花扇底风，舞低杨柳楼心月，热闹的背后，又有谁知道古大侠心头的忧伤与寂寞呢? 古大侠生前好友丁情说，古大侠虽然不能一日无女人，可是他常常会为了朋友，而舍弃他心爱的女人。 古大侠对朋友真可谓义薄云天，豪气干云。可他的朋友们呢?古大侠中年以后，健康状况日趋下降，曾数度病危住院，出院后依然沉溺于酒色，此时古大侠的朋友们为什么不劝劝他呢?不必拿“古大侠是性情中人……”这种话来搪塞，古大侠英年早逝，其身边的朋友难辞其咎。 古大侠几番风雨坎坷，终于与金庸、梁羽生三分天下有其一。功成名就的古大侠，诗酒优游，进出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即使舍女人而重朋友，女人却不恨他”，十足一个情场圣手，才子风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代书生孜孜以求的梦想，古大侠都实现了。照理，古大侠此刻应该春风得意才对，可古大侠依然寂寞。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古大侠琴心剑胆的江湖梦境，有谁能懂? 古大侠曾在台北美军顾问团任职，也算是行伍出身，不知何以改行去写书。古大侠浪迹江湖，“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比谁都懂，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写书。英雄的事业，美人的一笑，这其间的智愚、成败、得失，又有谁能分得清?“笑儒冠，自来多误”，性格即命运，古大侠今天的结局，也在情理之中。 古大侠这一走，江湖顿时寂寞，“古派武侠”亦成绝响。古大侠死得风流，但是否死得其所呢? 六、读胡兰成 历史总是在势利中展开，它以忽略、删除为代价。文学的历史也是一样，即使我们面对的只是一小段历史。 时下胡兰成《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两本书的热销，便印证了文学的势利。 首先不能否认的是，《今生今世》华美阴柔的文风以及《禅是一枝花》对佛理独到的阐释，确有吸引读者的地方。两部书的出版，从一个角度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宽容，也表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作到了不因人废言。不是有句话吗？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但问题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对构建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定的人文精神汇入时代精神，构成一定的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核。换句话说，作家是镜子，同时又是灯，要揭示，还要指示，要照亮黑暗。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与几个女子间缠绵不清的情感纠葛，如果说作家是镜子，那么我们倒是看到了胡兰成风流浮浪，才子无 行的一面；如果说作家是灯，那么胡兰成又为我们指示了什么，照亮了什么呢？ 这里牵涉到人品与文品的问题。世人常说“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把“文品”与“人品”相联，但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大相径庭。钱钟书对此类说法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辩证，他列举历代文人言行不一或言言不一的种种事实，说明“以文观人，自古所难”。他精辟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人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钱氏的意思很明白，写什么容易作伪，而怎么写却不易作伪，所以“文如其人”主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等。具体到胡兰成的文章，一位学者一针见血指出：胡兰成的文章有气韵而无气度无风骨，正像他做人有灵气而无灵魂。 胡兰成1940年代有汪精卫“文胆”之称，兼任汪伪《中华日报》总主笔，后又到武汉任《大楚报》社长，撰写了大量汉奸卖国社论，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皇军”效力。铁的事实表明，胡兰成是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汉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汉奸文人的作品，如今却在国内文坛热销。在一个崇尚文以载道的国度，不能说不是对文学的一种讽刺。 如今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各种思潮令人无所适从，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前路的迷惘，所能看清的只是来时的路。怀旧情结便应运而生，这是胡文之所以热销的大背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出版社打着“不因人废言”的口号猛吹胡兰成，甚至不惜为这个汉奸文人文过饰非——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直到余秋雨，才子散文，胡兰成堪称翘楚；从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直到余爱珍，薄情寡义，胡兰成情债累累，这是《今生今世》一书封套上的两行似贬实褒句子。不知道出版社如此恶意抄作的目的何在？在自己腰包装的满蓥满钵的同时，出版社欲把社会的文化精神指向何方？ 如今是市场经济，出版社势利，难道我们的文学也变得势利了吗？ 七、读张爱玲 时下的文坛，怀旧已成为一种时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周作人的《苦茶随笔》、张爱玲的《沉香屑》，常常令现在的一些小资们趋之若鹜。 怀旧是人之常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林语堂见到一本用过二十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是街头一块烟熏火缭老气横秋的招牌，便觉有无穷的意味，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活。周作人更是把怀旧的情绪演绎到了极致，40岁时还依旧记着14岁那年一个叫杨家三姑娘的女孩，并且还清晰记得初恋的姑娘怀里抱的那只猫咪叫“三花”。鲁迅也怀旧，他曾屡次回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如菱角、香瓜、罗汉豆什么的。 可见，怀旧没有什么不好，但令人搞不懂的是，时下文坛狂捧周作人，怀念张爱玲，引无数白领、小资竞折腰，言必苦茶，文必天才梦，喋喋不休“说不完的张爱玲”，念念不忘“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实在令人作呕。要知道，不以人废言重要，知人论世更重要。 曾有一位作者以无限神往的笔触写道：“张爱玲的小说是陈年的戏园，断壁残垣处依稀着精巧华丽的纹饰，戏折子洇着古旧的黄，锣鼓家什蒙着蛛网，只是梳妆台上的胭脂惊心的殷红。”这位作者说，张是个极会活的女人，懂得享受繁华的世界，懂得生命在每一件美丽的衣裳下都爬着小小的虱子，懂得女人是狐媚子，想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关于张爱玲的怀念文字，这里我实在没有抄下去的胃口，时下常挂于小资嘴边的是张爱玲《天才梦》里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平心而论，张爱玲的文章的确是鸳鸯蝴蝶派和西风派混血文学中的翘楚，连当今走红的老大妈琼瑶与其相比也不过是小儿科。张的刻画性压抑的小说《金锁记》的确很成功，但国外一些人以此作为张和鲁迅相提并论的资本，实在无聊得可以。且不说文章的高下，单就面对人生大是大非的态度，张就逊色许多。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最看重的还是“气节”二字。 张爱玲先是嫁了汪精卫的宠儿——汪伪政权的政务次长胡兰成，婚后又成为大汉奸周佛海公馆的常客。日寇投降后，胡兰成被通缉，逃到浙江温州，张爱玲也赶了去。不料胡已姘上了别家的姨太太。被甩的张爱玲绝望而归。一个甘做卖国贼老波而且恋恋不舍的货色，其灵魂又如何呢？ 时下收入较高的白领们，也就是所谓的小资们，把张爱玲当做显示自己品位的资本，作呻吟状。真不明白，怀的哪门子旧？ 八、读冰心 月凉如水的夜晚，把冰心老人的《小桔灯》再读一遍，心头，尽是童年的温馨……我的故乡在洛水之滨，清澈的河水自西向东注入黄河。河畔那三间大瓦房，房前那翠绿的园子，园子里那紫红的桑椹，还有那琅琅的读书声……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合二为一地方成了村里的小学校。在这所小学校里，我度过了自己清贫却又富足的童年时光。 说清贫，是指70年代农村物质生活的匮乏；说富足，是因为我们毕竟有学可上，有书可念。那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应该说，“文革”对我们3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浸染还不深，我最大的感受是，那时的课外读物少得可怜。 不过，在我读初中时，这种状况便有所改变。现在想来，那是怎样的一种改变啊——朱自清的《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真如那句广告词“世界有你更精彩”，我如饥似渴地读啊读啊……2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旧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出其中的一些文字。 当年教我们《小桔灯》课文的，是从县城下放到夹河的女知青——李慧老师，她那时十八九岁，留着长长的辫子。李慧老师说，在革命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小桔灯却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指引人们走向光明，这便上小桔灯的意义。下了课，李慧老师拿来了针线和桔子，手把手地教我们做小桔灯。做成的小桔灯挂在教室前那小小的院子里，也挂在农村孩子们清贫却又快乐的年少时光里……小桔灯，她温暖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童年。 人到三十，情感就多波折。八方风雨都向你袭来，烦了累了，便忍不住地回忆起那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花落了可以再开，燕子去了可以再来，而我们那一去不再的年少时光呢? 青春不是常春藤，让我们像戴指环一样戴在手上。等我们老些，也许我们会握得更紧些，可就算把满头的白发编成渔网，又能网住些什么呢? 在这个月凉如水、灯暖如桔的春夜，重温小桔灯的故事，也重度自己的童年时光，是一种慰藉，是一次感动，更是一次对心灵的净化。 “面对小溪，尤其是泛滥而污染的河水，冰心是一片大海，是爱心和童心融化的清澈的大海，滋润着几代读者的心灵。”(《人民文学》99.5期卷首语)在这个日益浮躁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去看“海”——看看“冰心”一片大海呢? 冰心，我们童年的摇篮，《小桔灯》，摇篮里一支芬芳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