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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城3000余年，建都的历史也有800多年了。作为历史悠久的城市，北京汇聚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他们已经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成为这座古城的灵魂与荣光。———编者 掌故 李大钊家里的党团会议 北京是李大钊的第二故乡。他短暂的不满38年的一生，有10年在北京度过。他在北京的居住地先后有五处。其中西城区石驸马后宅35号（现名文华胡同24号）是其1920年-1923年时的居住之所，也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1979年被宣布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办公室里成立。当时，大家都愁没有活动经费，李大钊当场宣布每月从自己当教授的薪水120元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李大钊成了党在北方的领导人。党团组织经常到李大钊家开会，中外来客络绎不绝。李大钊也到处开会、讲演，有时还要出京，他曾数度南行会晤孙中山。他成功地参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通缉。石驸马后宅35号成为北京政府监控的重点。后来，李大钊家就搬到西城铜幌子胡同去了。（刘洪云） 掌故 刘少奇的两处故居 砖塔胡同内四眼井胡同10号(今南四眼井2号)是一座小型四合院，为西城区重点保护文物。1937年2月，刘少奇率北方局的同志从天津转移到北京，在此处居住。在这里，刘少奇撰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刘少奇在四眼井胡同10号居住一段时间后，就搬到了鲍家街17号(今新文化街207号)。（作者顾军：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掌故 梁启超故居的一个待解之谜 梁启超一生漂泊，居无定所。1911年他从日本回国，见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定，决定“永住津，不住京也。”因此就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四马路择地建屋。后来在其宅右侧又添置了一座两层的楼房，取名叫“饮冰室”。他自号“饮冰室主人”，许多著作也以此宅命名。 在北京也有一所梁启超故居，位于现在的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为坐西朝东的三进四合院。现主要建筑尚存，为普通民居。由于时隔多年，变化也是很大。隔着胡同，在故居大门对面的照壁南侧，还有一个极小的院子，门口墙上嵌着写有“梁启超书斋”的石匾。但看那故居规模颇大，不知为何还要在院外单辟一处书斋。院中居民所住时间均不长，对于百年来的事情知之甚少，始终也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把这个问题留给有考古兴趣的人们去慢慢研究吧。（陈光中/文） 掌故 沈家本故居：见证法学家的变革精神 从“下斜街”一路往南走，步行约五十米，就到了宣武区金井胡同一号的沈家本故居。 沈家本是清末著名法学家、藏书家，生于1840年，他一生经历的七十多年时光，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动荡时期。他把毕生精力献身于法学，他精通旧律，学贯中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主持修订了《大清新刑律》，结束了中国法律几千年来“刑民不分”的历史，取消了“凌迟”等酷刑，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先河。他还把律师作为一种行业首次引进到中国。在修订旧法、制定新法过程中，他所处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有人就批评他“离经叛道”、“包庇革命党”。另外，在法律制度方面，要不要废除刑讯，以及陪审制度、律师制度都曾引起很大争议。沈家本不畏权势、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所以才能在指责和争论中坚持了十年，修订好《大清新刑律》，这对中国近代法学之兴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中国近现代法律的奠基者。（刘洪云） 掌故 “将碧血，写忠烈”：田汉的小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剧协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为田汉先生购置了东城区细管胡同9号宅院。这里原是段祺瑞执政府时期迟氏兄弟盖的两所房子，1949年，迟氏将房子售给法院。1953年田汉偕夫人安娥搬至此院，当时他一家住里院，秘书住外院，后来又把母亲从湖南接来同住。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田汉曾出色地创作了京剧《白蛇传》、《谢瑶环》等许多优秀戏剧作品，还写出了优秀的历史剧《关汉卿》，在该剧中他写出了“将碧血，写忠烈，做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迭，长与英雄共魂魄”的悲壮诗句。 但不久，“文革”的号角打破了小院的宁静，作为“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自然首当其冲。“文革”一开始就被隔离、批斗。年近九旬的老母，几次要求再见儿子一面，但都被拒绝，直到田汉冤死狱中，母子也未能见上一面。1976年唐山大地震，田汉夫人安娥在大门影壁处搭地震棚时，不慎从凳子上跌落下来，不幸遇难。不久田汉的母亲也在悲哀中离世。 细管胡同9号于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并命名为“田汉故居”。（顾军） 掌故 棉花胡同：蔡锷妙计出逃 蔡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辛亥革命时,他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对蔡锷始终存有戒心。1913年10月,袁世凯以“准给病假三月,召来京调养”为名将蔡锷调到北京,实际剥夺了他的军权,并加以严密的监视。针对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蔡锷与梁启超等人秘密商讨倒袁计划。 为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蔡锷在公开场合批驳反对帝制的梁启超,并积极表态“赞成帝制”。同时,他佯装胸无大志,经常在八大胡同“鬼混”,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然而袁世凯对蔡锷仍不放心,曾派人扮成盗匪闯入蔡锷家中,翻箱倒柜,以探虚实,结果一无所获。在蔡锷的严词责问下,袁世凯只得从监狱里提出几名犯人当替罪羊而枪决,才搪塞过去。自此,他认为蔡锷沉湎于酒色之中,从而放松了监视。 此时,蔡锷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他必须逃离北京,回云南发动起义。而他离京出逃的经历十分惊险曲折,有多种不同“版本”,其一是根据小凤仙自己的叙述,说是在小凤仙帮助下,辗转回到云南的。 1913年至1915年,蔡锷困居北京的那段日子里,所住的地方在如今的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所普通的宅院中。(陈光中/文) 掌故 左宗棠、张之洞旧居 据考证，东城区的西堂子胡同25-37号，是左宗棠在北京的一处住所。左宗棠是清末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1876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进入新疆，先后收复天山北路、南路，并挥师伊犁地区，阻止了英国、俄国对新疆的侵略，战功卓著。1881年，两宫皇太后诏其进京，他就在这座院子里开始了一生中第一次在京城定居的生活。1884年他第二次来北京是住在与西堂子胡同一街之隔的贤良寺。1990年，西堂子胡同25-37号四合院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之洞的故居前门在西城区白米斜街11号，后院紧靠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前海。宅院占地面积颇大，房屋较多，最有特点的建筑是临海平列的3幢小楼和中楼前的花厅，院内各建筑之间有长廊相连。至民国时期，张之洞的后人“不恒居之，屋瓦多颓圮者”。如今宅院虽存，但已被分割成许多小院。（陈光中） 掌故 “南欧北梅”之欧阳予倩 新拓展的平安大道两侧分布着许多文物古迹，其中张自忠路5号院是欧阳予倩的故居。 如今，提起民国时期的京剧旦角演员，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四大名旦”，其实，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南欧北梅”。“北梅”自然是指梅兰芳，“南欧”则是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成就和贡献决不亚于梅兰芳，他的贡献不仅仅限于京剧，更不局限于京剧表演。 欧阳予倩是我国杰出的戏剧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他集话剧演员、京剧演员、编导、戏剧理论家、戏剧教育家于一身。正因如此，人们反而看淡了他曾为京剧红演员的历史。大家更愿意把他当作一个有成就的文人、学者。 1949年11月，欧阳予倩全家迁进了张自忠路5号院。直至1962年9月，因心肌梗塞逝世，欧阳予倩先生在此共生活了13年。 这里曾是一个文化名人荟萃的院落。著名剧作家曹禺、曲作家光未然等都曾同寓此院。郭沫若、田汉、曹禺、老舍等戏剧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经常在这里聚会，国际友人也常来此访问。如苏联戏剧专家库里涅夫，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及演员等。在这所宅院里，欧阳予倩辛勤耕耘，完成了许多著作，如领导编写了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编写了《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创作了话剧《黑奴记》，歌舞剧《和平鸽》等。 1986年此院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顾军/文） 寻踪 我有箫心吹不得———龚自珍故居记 起码一直到清光绪年间，上斜街还是一条很漂亮的街道，难怪当时许多文人愿意聚集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我对上斜街的兴趣，来自这里的番禺会馆清末住过著名的诗人龚自珍。我读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崇拜龚自珍，大概是那时他的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还选进了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缘故吧。“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学校的图书馆里偷了几本书没有还，其中就有一本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的《龚定庵全集类编》，插队去的时候，特地把这本书带到北大荒，东传西传，不知传到谁的手里，再也找不回来，非常遗憾。1991年，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的版本出版了影印本，我如获至宝买了一本。可以说，对龚自珍很有感情。 番禺会馆应该在上斜街50号，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只好问街边坐在马扎上乘凉的老大爷，他告诉我，你身后的那个院子就是，它没有门牌。我走了进去，两侧是房子的山墙，墙体保存完好，墙身很宽，足有十几米，可见房子是不小的。左手路东是一个长长的走道，右手路西是一个小院落，院子里站着几个街坊，一打听，果然是50号。再一打听龚自珍住哪儿，一高一矮的两位女人都指着一溜坐北朝南的房子，热情地对我说：就是这5间房。只可惜房主人不在家，无法进去看看里面的样子，只好打量了一下房子的外观，这5间是这院子里的正房，也是最好最大的了。东厢房前的小房积木似的盖得参差不齐，西厢房前围起了一个独立成章的小院来，院门上还上着锁。只有正房西端的耳房，大概久未人住，蛛网纵横，梁檐窗门，老木斑驳，漆色脱落，却泄露着它老迈的年龄，是它历史身份最有效的证明了。 两位女人陪我走到后面的院子，这是一座三进三出的院子，东有三个小跨院，院子着实不小。走到最里面的院子，碰见一个老奶奶，她告诉我这后院以前是番禺会馆的花园，堆着假山石，种着好多丁香，还有开着小红花的灯笼树，再多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打听，得去前面问问潘老五。 旁边的那个高个子的女人，热情地对我说：对，潘老五他们家住这儿的时间最长了，他爷爷就住在这儿，他爸爸给番禺会馆看门。他们家哥六个，到现在他们哥俩还一直住在这儿，我带你去找潘老五去，他知道的多。 我心里充满感激和惊喜，因为我从书上知道龚自珍34岁（1826年）时候，带着妻儿住在这里，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七品小官，在这里住了5年，1831年，把这里的房子卖给了番禺巨商，将其进一步扩张改建成的番禺会馆。那位巨商就姓潘，叫潘仕成。不用说，后来为番禺会馆看门的这位潘老五的父亲，不是潘仕成的亲戚，就是他的乡里。一家三代都住在这里，肯定知道这里的兴衰变迁史。 她带我走回到前院的东边，一个小跨院的前面一溜北房三间。她敲着院门喊着：五哥，五哥！里面有人应着，很快就把院门打开了，露出的一个腿脚有些不大利落的老头和一个模样清秀的老太太，年纪都是70多岁了。听说我是请教番禺会馆的事情，两位老人热情地把我迎进院。小院不大，呈三角形，紧贴着东边的院墙，再外面就是一座灰色的洋楼。潘老五告诉我这是后来日本人盖的一家株市会社，开的酱油厂。提起以前的番禺会馆，突然唤回童年和年轻时候的记忆，让他有些兴奋。他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以前番禺会馆的情景，让我一下子对番禺会馆有了跟刚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他的描述和我的想象交织，一起勾勒出番禺会馆较为完整的地形图来。 现在，潘老五住的这一间房子是以前的门房（大概是他父亲看大门时候就住在这里），它西边的房子原来是大门的门道，后来被堵死改成了房子（现在是他的弟弟潘老六住）。也就是说，以前的大门是开在这里的，大门外的高坡下是一级级的高台阶，下了台阶的街对面是一座影壁，在老北京，影壁一般在院子里面正对着大门，或在刚进门迎面借用东厢房的山墙，能够建在院门外街对面的，都是不同凡响的。 进院门，正面是荷花缸，左右各有石榴两株、一株。西院前有月亮门，门前有一棵老槐树，院内有枣树两株、桑树一棵、丁香一株。后两院也都各有一个月亮门，都有东西厢房。最后一院是花园。 东边的三个跨院只有北房，不一样大，由北往南，一个比一个小，东院墙也是斜着过来的，波浪纹的院墙很好看，一直和后院的花园连在一起。潘老五特别对我强调的是，院墙和院门以及月亮门，盖的都是那种绿琉璃瓦，这在北京的老会馆里很少见。 非常感谢潘老五老人给予我的指点，告别之后，走出大院，来到街上，寻找着当年院门的位置，现在那里种着两棵白杨树，谁会理会那里就是以前赫赫有名的番禺会馆的大门呢？当年，龚自珍，还有林则徐和詹天佑都曾经在这里进进出出呢？历史的飞逝，能够让再伟大的人物灰飞烟灭，更不要说小小的院门了。 正在那里看着，刚才见到的那两位女人中的稍微矮一些的，从街对面正聊天的人群中向我走了过来，对我说：你不是想看看龚自珍住的屋子里面是什么结构什么样子的吗？你去看看我们家的屋子，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家保存得最好了。跟着她一路听她说她家老公公当年和詹天佑一起从广东番禺来北京修铁路时就住在这里了。她打开了前院的西边小院的院门的锁，让我走进去，是三间西厢房，收拾得干净利落，左右两扇木隔断上原来的花格都还保存得完好，只是刷了一层苹果绿的淡漆。四合院里的房子里只有这样花格的木窗和隔断，才是四衬的，就像唐装上的扣攀必须得是蜈蚣似的对攀的才是。现在的楼房里，也有人放上这样的木隔断或木窗棂，只是仿古而已，没有四合院的衬托，那些东西便显得不伦不类，像是喝茶用咖啡具。 “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到江南”，还是龚自珍的诗写得好啊，剑胆箫心，都已经远去，许多事情是吹破不得的，破了也就再难以梦境重圆，江南江北，哪里都到达不了了。（作者肖复兴：《人民文学》副主编） 溯往 重视名人故居是优良传统 名人故居是名人文化的载体，而名人文化又是历史的一部分。保护名人故居是对历史的尊重，有利于文化的沉淀，有利于提升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从历史上看，重视历史名人的遗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诗经·召南·甘棠》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蔽芾[音费]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音拔，草舍]。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召公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和古燕国的创建者，他曾在甘棠树下受理民事，并建茅舍休憩。召公死后，百姓怀念召公的政绩，对这棵甘棠树一直不敢砍伐和毁坏。从此留下了“棠荫”一词，专指曾有名人居住活动、并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棠荫无数，北京的文天祥祠是文丞相“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见证，曲阜孔庙是孔子生前讲学之处；成都草堂是诗圣杜甫的寄居之所，南阳茅庐是诸葛孔明的隐居之地，眉山的三苏祠是苏轼父子的祖宅……对于这些地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们的先人总是怀着一颗景仰之心，“勿剪”、“勿伐”、“勿败”。而正是这种“尚古”的传统，使得中国灿烂厚重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承下来。（顾军） 观点 北京名人故居的两个特点 名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北京是五朝古都，是人文荟萃之地，因此北京的名人资源十分丰富，名人故居数不胜数，其特点可简要概括如下。 特点一：主要分布在东城、西城和宣武。东城、西城、宣武是历史上北京名人居住和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这是因为当年北京的城圈不大，出了现在的二环路就算是城外了。 特点二：东西城的故居多为王府或宅门，宣武的则多为会馆。北京俗谚说“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北京名人故居的分布也呈现出相应的特点：在西城区，有几处故居的前身是王府或王府花园，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张作霖故居。在东城，有多处故居是庭院深深的官宦宅邸，例如婉容旧居、文煜宅（徐世昌故居）、左宗棠宅、沙千里故居等。总的来说东西城的宅子质量较高，保存较好。宣武门一带属于外城，当年清朝进京的官员和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只能住在外城，久而久之，这里就兴建起了众多的会馆，许多外省籍的人士初到京城，多寓于会馆之内，如康有为、谭嗣同、毛泽东、鲁迅都曾在宣武区的会馆暂居过。因此南城的名人故居大都在会馆里，严格来说这些都只能算名人的寄居之地，很少有住得很长的。（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