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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台湾胡适纪念馆馆长、著名思想史学者黄克武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严复、梁启超和胡适：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的主题演讲。他仔细梳理了中国早期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引导听众进行了一次由西方到中国的理论旅行。 黄克武认为，自由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一个西方思想类书籍译介到中国的过程，而翻译也给中国自由思想的发展留下了诸多问题。 严复“做了”《天演论》 严复的《天演论》一书译自英国博物学家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可以算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但仔细比较严复译作和赫胥黎原书，黄克武却发现两者存在很大差异。 他指出，赫胥黎的原书本质上是反达尔文主义的。赫胥黎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但在人类社会的伦理层面上却不可以遵从丛林法则，而应该“以物不竞为的”。事实上，这一观念源于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史中，关于社会力量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争。 但严复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发挥了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态度，并进一步推演到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再经过吴汝伦的阐发，“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的最根本意义，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黄克武认为，综合这些情况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在文章中称严复是“做了一本《天演论》”。 胡适强调公私分别 在谈及胡适的时候，黄克武指出，胡适早年思想受《天演论》影响很大，而参与《新青年》的活动以后才逐渐走出了严复的阴影。在伸张自由思想的过程中，如何解决东西方文化的内在冲突也成了胡适思想区别于严复的重要方向。 严复用集体与个人的二元对立，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进行翻译，并因此尝试结合群己关系，化解这个矛盾。胡适则从公事与私人生活的角度对这一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一封致其女友威廉斯的信中，胡适提出，东方人强调一种“利他的容忍”，这事实上是爱的表现；而西方人则主张追求自我，对自己负责。胡适表示自己两面都取，在家庭问题上取“容忍”，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则站在西方一边。黄克武认为，这种对东西方矛盾的不同认识，与胡适在美国所接受的英式自由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