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尺牍，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 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这里所强调的其实都是一点，即好的尺牍要说真话，不矫揉造作。尺牍一旦有了着意的矜持，或拟定要发表，则不免要打几分折扣，假话、客气话自然会多一些，如此自是损伤了尺牍的命根。 周作人写文章素来喜用尺牍体，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个有意提倡尺牍体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编定的书信集就有《周作人书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氏晚景凄凉，因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来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外，鲜与外界联系。1956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之机，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从而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陆续在海外发表。后来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绍了鲍耀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人的飞鸿往来给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机、乐趣。周作人给曹、鲍二人所写的书信，或请求帮助、或叙述生活状况、或解答疑问，或论辩驳斥，其通信之勤，所写信之多，实为周氏一生之少见。这些书信后都陆续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知堂书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周作人书信》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书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鲍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出版，内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鲍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数包含在内。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全部书信，现已由鲍耀明编定成《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录周作人致鲍耀明信396通、鲍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后更名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补入周作人书信6通、晚年日记7则。此外，由他人编辑出版的周作人书信还有：《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选编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周作人早年致江绍原书信110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周作人书信大都在上述书中，没有发现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还有不少，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被毁的则只能表示遗憾了，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风》主编陶亢德手头原有周作人书信300多通，惜乎皆毁于抗战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香港三育版）中说他的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书信，日前尚未公布。据以上数字保守推测，周作人一生所写之书信大约有2000通左右，所佚书信只有且俟来者发现了。 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分成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所谓书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苛刻，然周氏之书，同其作文态度一样，老老实实，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虽不免有点矜持，但并无“说大话”之病，如《乌蓬船》、《养猪》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这收信人本来就是自己，犯不着故意矜持。所谓信，即是开头周氏所说的尺牍也。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旧氏文人的审美观。只是“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让人不免稍稍遗憾，不然可进一步窥视周氏之真性情也，因为这些信要发表，自然会有所剔汰，可能是牵涉他人隐私不便透露，或着意隐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鲍耀明信真的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是故能放言述之，或叙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显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如他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丰子恺等人的评价，平心而论，大抵还算客观，至少在那个凡事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不合主流媒体节拍，敢于异见独行，则殊为难能可贵耳。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久振’得兄胡兰成君的议论，甚幸。在‘胜利’以后已久不见了，现知在东京都，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鲍二君信中常雌黄人物，大抵以贬为主，惟独对胡兰成称之为“君”，着实耐人寻味，胡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周曾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教育督办、常务委员的要职，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兰成君”，盖其晚年仍引胡兰成为同道中人乎？“胜利”二字加上引号，不知是强调还是反讽？ 按理此处“胜利”指抗战胜利当是无疑，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确实有点暧昧不明了。 周作人一向对自己的行为取“不辩解主义”，但却在其晚年书信中，对自己出任伪职作了不辩解之辩解，“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却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未曾有过的境遇。”（《徐讦［右为“于”字］书》）写这些信时，老人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文过饰非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姑且作个善意的猜测吧。 为提倡尺牍文，周作人先后写了《日记和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周作人书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牍，说明了尺牍文的重要，在《日记和尺牍》中周作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尺牍，盖尺牍文比其他文“更真实更天然”也：“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觉得有点做作，因此反动的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很多愉快。”尺牍要真实、自然、不做作，这是周作人一再反复强调的，到了他选编《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尺牍观完全形成，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秋水轩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夜读抄·五老小简》）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牍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而且还收藏了不少尺牍，单行的有： 一、《塞鸿尺牍》，明，沈青霞，一册 二、《质园尺牍》，清，商宝意，二卷 三、《秋水轩长尺牍》，清，许葭村，二卷，续一卷 四、《未斋尺牍》，清，龚联辉，四卷 五、《世守拙斋尺牍》，清，范镜川，四卷 六、《五老小简》，明人编，二卷 七、《尺牍奇赏》，明，陈仁锡编，十四卷 至于列入集内的尺牍，那就更多了，在我们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文长、王季重、张宗子等等，挂一漏万，无法覼缕耳。（子非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