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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全世界又掀起了一股《堂吉诃德》热，在我国，研究、评论《堂吉诃德》的各种声音也很热闹。不过，这当中也有一种声音很令人关注，那就是有文章严厉批评杨绛先生译的《堂吉诃德》。先是听说有人把杨绛译本“上纲”到什么“反面教材”，甚感惊讶，因为已经 好多年没听到这种“文革”中常见的用语了，如今又有“反面教材”冒出来，自然不能不关注。于是特意找来董燕生先生口述的那篇文章拜读一番，读后的感慨是：学术评论切忌“扣帽子”。 董文有一段专谈他认为的杨绛译本的“错误”，最后结语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杨译本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至严重到成了“反面教材”，还上了大学课堂？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并已有文章介绍过杨绛如此翻译的理由和根据。对于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本文只想就“反面教材”谈谈粗浅的看法。 董文中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他的译本有83.9万字，而杨绛译本只有72万字，这少了的11万字，就是杨绛删节误译的证据。杨绛曾讲过，为了避免误解塞万提斯的原意，她参照欧洲有些译本，也有意不译《堂吉诃德》卷首那些自我吹捧的诗，但不至于少这么多字。为了弄清原委，我冒昧地打电话想向杨绛求证。她一听说这事就批评我：“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我说：“开展翻译评论要提倡好的学风，我只是对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不认同。”我知道无法说服老人全面作答，只挑“译本字数”这一问题绕着问，经过我的“软磨”，杨绛终于告诉我：“《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说实话，我读的古文不多，对于《文史通义》、刘知几、点烦，都是第一次听说。于是在请教专家后得知，唐代刘知几著有《史通》，其中有一名篇《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这下明白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我想，这种事恐怕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对待如何转换，译界向来存在争议。有的主张逐句逐字照译的“等值效应”；有的追求达意、神似；有的强调寻求外语与母语的最佳结合点，等等。特别是文学翻译不同于实用翻译，前者不仅要求实现文字的转换，更要求在转换中体现文学的内涵。杨绛为方便读者阅读着想，采用了“点烦”方式来传达和表现作品的文学内涵，这是她的选择。在翻译中使用“点烦”是否妥当，如同其他翻译争议一样，都属于翻译美学的不同理念，对这种学术问题，应该允许探讨和尝试。只是当初她不曾料到，这样的尝试竟成了被人指责“删节错译”的话柄，否则何苦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可是她毕竟这样做了，那么效果如何呢？ 我约请了一位资深的西班牙语学者，对“点烦”过的杨绛译本做点分析比较。他告诉我： （1）杨绛绝非任意“点烦”，只点掉累赘的叙述，绝不有损人物形象，遇到不该精简的，一个字都不省。书中大量的诗歌，包括十四行诗、“应景诗”、“歌儿”、“铺张诗”等，她都逐句逐行译出，一行不增一行不减。如第27章有一首很文雅的诗，杨绛不仅逐行译出，而且对应原文，把长句译成长句，短句译成短句，原诗结尾一个单词的，她也正巧译成两个汉字，既符合原诗内容和形式，又合辙押韵。 （2）杨绛中文好，为适合中文阅读习惯，她在理解了原文意思之后，有时将段落句式加以更换重组，或把长句拆成短句，或把外文中的倒装句、插入语等句式去掉，再按中文语法重作调整；已经表明了因果关系的，在下文中就省去许多重复的交代。这样，原段（句）的意思全都表达出来了，而文字却精练了许多。 （3）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4）杨绛译文的洗练，还可以从另一本书名《小癞子》的译法得到佐证。按照原文直译，这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鼻祖可译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而杨绛考虑到，《新约·路加福音》里有个赖皮花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赖皮花子或流氓混混。我国古代的口语中，就称无赖为“癞子”，这和拉撒路意义是相同的，为了简明顺口，她便把该书书名译作《小癞子》。由此可见，杨绛译书可谓惜字如金；讲究文字精练，这正是她追求的翻译风格。 这些虽是这位学者的“一家之言”，但至少表明，对杨绛译本，毕竟也有资深的西班牙语学者叫好。既然存在不同评价，应当允许学术争鸣，何必匆忙扣上“反面教材”这顶帽子呢？对于这种现象，我还有几点联想： 第一，杨绛是第一位从西班牙文翻译《堂吉诃德》的译者，开路需要披荆斩棘，其艰难无疑要大大超过后来的重译者。平地造房比起重新装修所面对的难题显然更多，有些地方前者或许不如后者考虑得周全，这不难理解。就比如，杨绛译书大部分是处于“文革”期间，那时资料、工具书条件都极差，如果有的地方值得商榷，完全可以指出来。文学翻译并没有固定模式，要允许有不同的诠释。杨绛用“点烦”来精练译文，这属于她的翻译观。只要态度是严谨的，各人不同的译法，无妨各行其道，由读者去评判选择。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杨译本中有的地方译得不妥，乃至真的“错译”了，那也只是理解上的差异，绝不显示学术态度的草率，怎么够得上“反面教材”？古今翻译家中，有谁敢说他的译本中找不出任何瑕疵？何况杨绛曾因翻译《堂吉诃德》的成就，荣获西班牙国王勋章，在国内，杨绛译本也得过“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莫非这些都错了？现今世界的文艺、传媒界都在提倡“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和受众的认可，在我国众多《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中，倘若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成了“反面教材”，那么广大读者有理由要问，“正面教材”在哪里？该由什么人来“当裁判”？ 第三，翻译需要批评，译界呼唤健康理性的评论。翻译无专利，名家可以批评，但要以理服人；对于学术性是非，要提倡理性讨论；对异己的观点，要学会宽容，切忌简单“扣帽子”。有时我真有点费解：坊间那么多货真价实的劣质翻译及粗制滥造的翻译图书，何以未见更多的人去查去批，却对一位95岁高龄的勤奋低调学者如此“上纲扣帽子”，这显然不利于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至于把尚无定论的所谓“反面教材”，就拿到大学课堂上去，这是否有欠客观，显得偏激了一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