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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很有影响力、并被多家大报转载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上海人是谁？”这是“曾经以开口‘阿拉’为荣的上海人，如今越来越搞不清楚（的）这样一个平常的概念。”并言词凿凿给出了答案：“如果要追根溯源，上海人最早的祖先是河南人。”（慎海雄：《从红色圣地到“商业发电厂”》，新华社上海6月27日电）很可惜，作者引用了距今约4000年的局部的考古发现，不知为什么前提既是“最早的”，反而舍弃了更早的5000年、6000年前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给出的答案并非如此。是疏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弄不明白，因为距今6000年的“上海第一人”的考古新发现在许多媒体上刚刚引起过轰动，时代相当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报道。 上海，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座新兴的城市，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存在于我们不少人脑海中的传统概念，也出现在一些颇有学识、颇有身份甚至本土的学者和领导的文章中、演讲中。如今又有人突兀地宣传“上海人最早的祖先是河南人”的观点，让“阿拉”们，让关注“阿拉”的人们一头雾水。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上海考古与研究的专职人员，很不是滋味，显然，责任在我们，虽然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宣传普及工作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崧泽文化”时期的上海人 考古资料证明，在今上海的柘林、马桥、诸翟南北一线有一条距今6000年以前的古海岸线，至今能在地下发现由螺、蛤、蚌等的海生动物遗骸堆积而成的贝壳沙带。上海的陆地则以此线为界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距今6000年以后由长江泥沙冲淤而成，西部则是古大陆，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在今青浦区的崧泽村、福泉山，金山区的查山，考古工作者分别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因其类型最早发现于浙江嘉兴的马家浜村而得名）。出土的器物如夹沙红陶釜、鼎、炉（炊具），牛鼻耳陶罐（容器）、黑衣陶豆（食器）、穿孔石斧（砍劈工具）等，形式上与江苏吴江梅堰、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出土类型完全一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下层马家浜文化可早至距今约7000年），因此，可以证明，上海最早的居民应当来自今浙北、苏南一带。这批移民不但从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还在这片处女地上莳稻养畜（崧泽遗址下层出土的籼、粳稻颗粒是当年中国首次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实物标本；经鉴定为家猪的骨骼多有发现），打渔猎兽（不少石、骨箭镞和已经烧烤食后的麋鹿、獐等动物遗骨），纺线织布（崧泽遗址出土过陶纺轮，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陶器底部已见粗布印痕），发展生产，经营生活。当他们的生活初步安定下来之后，很快又以主人翁的身份，率先发明了开凿水井的先进技术（1987年在崧泽遗址清理到了马家浜文化直筒形水井），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离不开河、湖等自然裸露水源的被动生活，为推动中华文明的进程作出了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 以后，在距今5000多年时，上海的古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遗址增至六七处，像崧泽遗址中层有100多座墓葬的大型墓地的出现，说明当时上海的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增幅。陶器以黑衣灰陶为特征，器形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一批杯、觚等用途明确的饮酒器，反映了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有了可以酿酒的余粮。玉器除了美化用的玉璜、玉环，首次出现了中国用玉文化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由实用玉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七窍玉”的祖形——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崧泽玉璜上首先发现并得到肯定的线切割工艺的痕迹，是认识原始琢玉工艺的一项重大突破。松江汤庙村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石犁，足以证明上海曾经是全国最早发明极大推进农业发展的革命性农耕工具——石犁的地区之一。当时的上海在太湖地区已具备一种发达中心的态势。有鉴于此，考古界即以崧泽遗址中层文化类型定名为“崧泽文化”。由于周邻地区的江苏张陵山、草鞋山，常州圩墩，苏州同里，金坛三星村，浙江吴兴丘城、嘉兴南河浜等苏南、浙北遗址多有相同的崧泽文化遗存，反映了崧泽时期的上海先民的基本成分与马家浜时期相同，地域范围稍有扩大。但从其文化面貌又与安徽薛家岗类型、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刘林与青墩遗址、江西樊城堆类型、湖南岱子坪遗址多多少少有些相同的因素考虑，他们之间的来往已经十分频繁，当时的上海人可能有这方面新族籍人员的加入。 “良渚文化”时期的上海人 良渚文化是上海地区最后一个原始文化，这一类型于1936年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得名。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十分鲜明、十分发达。有规模巨大的祭坛，有精美无比神秘莫测的玉石饰件和礼器，有器形繁多刻纹细密的黑衣薄壳陶和夹沙陶鼎、豆、壶等祭器，发明了反映稻作农业达到更高程度、收获更加丰硕的收割专用工具镰刀，出现了同时掌握神权政权标志物玉琮、玉璧、玉戚的巫觋首领，清理到了环绕河等城市征象的遗迹，玉器的磨制水平达到了玻璃光的效果，刻画的线条比头发丝还细，时代比甲骨文早1000多年、笔画结构几乎一致的陶文已经多处发现，一些大墓甚至出现了殉葬的现象……种种迹象表明，良渚时代出现了大量的文明要素，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末期已经进入了阶级成熟的古国状态。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浙江仅嘉兴一地就有140余处，有人粗略统计分布于长江下游及杭嘉湖地区的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不下300处之多，可见当时这里人口的密集程度。 这一文化至今在上海发现了10余处，其中不乏重大发现。在闵行马桥遗址出土的阔把杯底的两个刻画陶文，作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资料首先被郭沫若先生引用在《中国史稿》中。以青浦福泉山遗址为代表的上海良渚文化遗存更是这一文化的佼佼者。有近10000平方米、最高7.5米的庞大的高土台墓地与三级平台的祭坛，30座大墓中有随葬几百件玉器或有人殉的表示地位非同一般的特殊现象；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期仅见的质地精、刻纹细的神兽纹湖绿色透光琮形玉镯，鸡骨白神兽纹精磨玻璃光琮形玉镯，湖绿色神兽纹锥形器、透光玉戚和黑衣细刻蟠螭纹陶鼎、细密曲折纹、禽鸟纹、蟠螭纹黑衣薄壳陶壶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精品。其中红陶彩绘背水壶更是来自千里之外齐鲁大地的大汶口文化。 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般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常州市一带，北抵苏北海安附近。晚期在与鲁南比邻的江苏新沂花厅村、浙西的遂昌好川、山西的陶寺、广东的石峡、江西丰城、陕西的延安等处，都有良渚的典型器玉琮、玉璧、锥形器等的发现。不过，经过对出土文物的组合关系、器形特征、考古迹象的分析，晚期边远地区的良渚型器物大都不是当地主体文化的代表，应该是良渚文化部分因素的外渗。因此，可以明确地判断，它们不是良渚文化直接的分布地区。联系良渚遗址文化层表面经常发现有洪水遗迹（上海奉贤江海遗址多达三层淤土，经同济大学检测为非海相沉积，当洪水遗迹）和不久良渚文化就此彻底消失的情况，良渚晚期这几个有良渚文化遗存的边远遗址，极有可能就是良渚人在经不起接二连三洪水的冲击下、避灾求生于他乡的所在。如此，良渚时期上海人的组成，应仍以今江浙地区为主，但由于与外界的联络范围更加扩大，战争、联姻、经贸、灾害或其他各种交流活动，当时的上海人可能增加了粤、赣、鲁、晋、陕等多处族籍的新人员。 上海人祖先与河南人的关系 行文到此，上海人的祖先究竟与河南人有没有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有，但不是最早的，也不是直接的，而且时间上也只能是在上海先民遭受大洪水即将撤离这片沃土之前到来的。1999——2000年，我们在今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佘山以南）良渚偏晚的文化层上发现了一层文化面貌与良渚文化区别较大的堆积。经检索与长江以北高邮、兴化一带的南荡文化遗存相似，而南荡文化类型又来自于淮北的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的王油坊类型文化。也许王油坊类型文化得名于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于是上海人的祖先与河南人扯上了关系。不幸的是，这批从地势低洼的湖沼地区为避水灾经江苏兴化南荡，再横跨长江天险辛辛苦苦来到上海谋生的难民，不久又与上海人（几乎是整个良渚文化地区的居民）一道，遭到了更大、更惨的毁灭性的特大洪水，在接踵而至的瘟疫等的灾害折腾下，良渚文化昔日的辉煌荡然无存。上海，这片在新石器时代社会发展曾经领先全国的土地，从此一落千丈、一蹶不振，漫漫二三千年，直到唐、宋，随着华亭的崛起，青龙镇的发达，才稍有起色，至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终于重新形成了中国经济贸易和科学文化的最发达地区。 考古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在上海（包括原来良渚文化的大部分区域）出现的是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由于文化面貌与前相差很大，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形态也完全不同。因此，这个文化虽然首见于上海闵行的马桥，但肯定不会是上海人和良渚先民的遗留。至此，五六千年前以江浙人为主体，经近2000年的集聚生活于古代上海、并逐渐形成的这一批“上海本地人”灾后亦随之散失。据研究，马桥文化中只有一部分与良渚文化因素相似，而更多地则来自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另外还有豫、鲁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反映了水灾后上海地区的族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如前所述，上海人的最早祖先是今江浙两地的移民，以后多有变化，外来族籍也在不断增多。上海的居民一开始就由移民而来，从而为这座城市奠定了瑰丽而又恢宏的、海纳百川的基调。五千年前后的原始社会时期，上海先民就创造了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灿烂的文化。以后几经沉浮，几经辉煌，又为华夏文明增添了令人瞩目的光彩。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上海迎来了崭新的二十一世纪，面向世界招贤纳才，汇集海内外精英，形成了新一代的上海人。 上海先民以海纳百川起步，新上海人又以海纳百川而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