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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清史》修编工作启动之后，我国文化领域内的又一项浩大工程——《儒藏》的编纂工作，日前也已被提上日程。 这项从明代就开始倡修的“文化圆梦工程”，在历经几个世纪的搁浅之后，终于得以启动，据悉，《儒藏》编修的具体实施工作由汤一介等一批北京大学知名学者主持，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古籍研究专家及经学专家也参与其中。 然而，这一数百年来被儒生们寄望已久的“文化圆梦工程”，却是一开始就处在争议之中。 编纂者之争尘埃落定 2003年8月，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课题。在其举行的招标过程中，北京大学一举夺标，汤一介教授等一批领衔的北大学者成为了《儒藏》编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北大中标使得此前人们热切关注的《儒藏》编纂的三家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据悉，早在1997年，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就开始进行《儒藏》编纂的准备工作，并进行了包括编排体例、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古籍调查工作。1999年，该校古籍所下属一个机构还将“儒藏”进行了商标注册，其声称在发扬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保护其合理价值“不受侵犯”。 之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分别在2002年宣布将进行编纂《儒藏》，人大孔子研究院还拟定筹资2亿元编纂该项目。而此前一段时间内，人大孔子学院确有《儒藏》编纂志在必得之势，先后在《光明日报》《朝日新闻》等海内外媒体阐释其编纂宏旨。 但据业内人士透露，最终因为汤一介等名牌教授出马以及一掷千金的庞大实力，使得北大在这次竞标中胜出。 有一种可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说法是，在招标合同中，北大表示将与教育部出同等金额的经费作为配套，比如教育部第一期出资1000万，北大也将同时再拿出1000万的编纂经费。 显然，这两个方面，四川大学等其他一些竞争者都不占优势。经过后来的“协商”，在北大主导的《儒藏》编纂项目中，四川大学还是分到了整个项目四分之一左右的“活”干，《儒藏》编纂项目中“史部”的文献整理与编纂，全部由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及相关机构负责完成。 但是与四川大学相比，此前志在必得的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文化研究学院却意外地没有出现在北大主导下的26家参与编纂的高校名单中，虽记者几经采访，但当事人大都对此讳莫如深。 主导《儒藏》的编纂权，在北大的发展中也被视为实现其文化抱负的重要一步。据悉，《儒藏》已被列为北大“争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规划”的重点投资项目。不仅如此，北大2004年重点交叉学科招生中，也首次设置了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方向的研究生专业，主要是为了配合《儒藏》的编纂工程，研究生入学后一边参与《儒藏》编纂工作，一边系统研究学习。 总量堪比《四库》 据北大方面介绍，《儒藏》编纂工程预计最少要花费资金1.5亿元，将耗时15到20年。 在内容编纂方面，据悉，《儒藏》将分为精华本与大全本两种。大全本预计收书约5000部，约8亿到10亿字，其编辑总量不少于著名的《四库全书》。 其中，精华本包括约500种儒家典籍，校点排印，2010年出齐；大全本包括绝大部分儒家典籍，断句排印，2020年出齐。在出版纸介质本的同时，还将推出全文电子版。在此期间，还将组织撰写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和约100种儒学研究专著。 一位参与编纂该项目的古籍研究学者告诉记者，此前学界关于《四库全书》与《儒藏》之间的争议也由此产生。 赞成者认为，在儒、释、道三家中，道教早在唐代就有了我国最早的道教文献总集《开元道藏》，佛教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佛藏》，而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儒家，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没有一部儒家文献典籍的汇编大全。尽管《四库全书》包涵了许多儒家经典，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文献典籍的汇编大全”，因此编纂《儒藏》势在必行。 反对编纂《儒藏》的观点认为，“现在《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丛书》等都已影印出版，特别是儒学的基本典籍已非常普及，要编纂《儒藏》，只能是古籍的重复积压性印刷，实在没有必要。” 更重要的是，如此巨额的资金投入也引起了一些科研经费分配不公的埋怨。据中国教育报报道，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总经费为3000万元。40个重大课题，每个课题平均投入50万到80万元。而其中，投入最多的项目是北京大学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教育部将连续4年每年支持100万元。尽管如此，和完成该工程所需的上亿元经费相比，这些经费还是相差甚远。 体例仍待确定 分类方法和编排体例也是《儒藏》编纂中具有广泛争议的方面。主导《儒藏》编纂的北大等一些学者认为还是应该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编排。但这种分类法遭到了四川大学、西北师大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分类法无法展现儒家文化的源流及其发展脉络，其形式不利于《儒藏》编纂主旨的表达。 关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相对于中国传统典籍的整体而言，其中的“经、史、子、集”类别在量上体现了一种均衡性。如果《儒藏》也采取这样的分类法，则会出现失衡，各个类别数量不均。 比如，传统《四库全书》中“子部”的典籍，是包括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的典籍，但如果《儒藏》也建立一个“子部”，显然意义不大，因为儒家实际上也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它下面还能分什么类别呢？无非再细分儒家内部的各类派别而已，这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 从表面上看，四部分类法很全面，但实质上，如果《儒藏》也采用的话，既不能清晰准确地描绘儒学发展的源流关系，也不利于使用者方便查阅，因为有的类别下面会有很多子目，而有的一类则只有一两种子目。 为此，四川大学舒大刚等一批学者提出了“儒经”、“儒史”、“儒学”的三分法，以及按照儒学发展阶段来分类的方法等。 但是汤一介等北大一些专家认为，建国后几十年来，一直都在探索新的分类法，试图突破传统的四分法，虽然对四部分类法不满意，但改来改去，却更不满意，他们认为新的可替代四部的方法还没出来之时，宁可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对此，一位专门研究版本目录的学者认为，“书籍的编篡与流传有它的时代特征，它所包括的内涵、体例形式，一个时代会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纪晓岚编篡的《四库全书》，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满意，因为时代变了。” 但该学者认为，纪晓岚编篡的《四库全书》，至今还不能破，他赞成在原来基础上稍微加补充是可以的。“《儒藏》如果照搬《四库全书》分类及目录体系，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如何拿出一套让人信服的分类体系来，是《儒藏》编纂的关键之所在，也是衡量其成败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应该参照《佛藏》《道藏》的分类。据悉，国学大师梁启超就十分赞赏《佛藏》的分类体系，认为它是经学典籍编纂的最佳参考。 记者获悉，为了最后定夺《儒藏》的分类体系，9月初，汤一介等《儒藏》学者将召集所有参与者在北京开会讨论，以最后形成统一的编纂体例。 编纂《儒藏》“粮草先行” 虽然，《儒藏》到底该如何编纂，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但是不可否认，无论四川，还是北京等地学者都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民族传统文化的资源应该获得新的生命力。其中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至深的儒家文化，更应该在西方价值处于优势的文化生态中演变成一种新的推动力。 《儒藏》编纂参与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严佐之教授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说，“虽然可以说，这样的经典编纂在十年后来编纂也未尝不可，但目前中国人大、北大、包括四川大学等一些专家来领衔编篡这样一套儒藏经典，确实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严佐之认为，这实质上体现了本土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念的一个“普世化”的问题，“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应仅仅都从西方引进，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也可以转化为现代化的资源。” 他还表示，《儒藏》编纂无疑会推动其在这方面的发展。实际上，这个行动最先来自于中国思想史界的呼吁，而编纂《儒藏》，就是在新时代里的一次文化自觉意识，这次对儒家文献的全面编纂，用中国俗话来说，可称为是一次“粮草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