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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神迹 ——以《年谱》为中心 作者：崔东海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十七日丙申 耶稣2018年3月4日 摘要：王阳明《全集》特别是《年谱》中，记载着大量关于阳明生平种种不可思议的神迹。这些神迹，一则是阳明自身所发生者，二则是外部力量所赋予者。这些神迹的形成，一则基于明代三教合一、道释盛行之背景，二则出于儒家内部王门与朱子学争正统之需要，三则经过了王门上下的集体加工。这些神迹的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明代“三教合一”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突破了儒家对超自然领域“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底线，王门的自我神话最终也导致了其作为儒家学派的自我解体。 关键词：阳明，神迹，年谱，敬而远之 作者简介：崔海东，字少禹，男，江苏六合人，哲学博士，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政治哲学。 我们在读阳明《年谱》时，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对阳明一生各种神迹的详尽描写[1]。此与儒家传统的“不语怪力乱神”对超自然领域保持“敬而远之”、“存而不论”迥然不同，若与先秦圣贤平和充粹的文本对比，这种冲击会极为强烈。当然，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印象，明人冯梦龙已是如此，他“偶阅《年谱》”，便觉得阳明与佛教和尚济公、道教仙人许逊极为类似，而后二者已有小说，故自己正可据《年谱》再创一篇，以并为三。[2]可见《年谱》中阳明神迹之强烈，并非愚之孤论。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些神迹的种类、形成以及影响。 一、神迹的种类 我们以《年谱》为主，参其它记载，可将阳明的神迹按施受区分如下： （一）自身发生之神迹 其一，梦境。阳明一生有许多梦境，竟然在后来的岁月中逐一验证，当真匪夷所思。如《年谱》载阳明15岁时，“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赋诗曰：‘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1] 卷三十三P1222。伏波将军即平定西南之汉将马援（前14－49年），伏波将军乃其封号。阳明57岁征思南，经梧州，“十月谒伏波庙。先生十五岁时尝梦谒伏波庙，至是拜祠下，宛然如梦中，谓兹行殆非偶然。”[1] 卷三十五P1322并且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又如阳明21岁时举浙江乡试，《年谱》载：“是年场中夜半见二巨人，各衣绯绿，东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见。已而先生与孙忠烈燧、胡尚书世宁同举。其后宸濠之变，胡发其奸，孙死其难，先生平之，咸以为奇验。”[1] 卷三十三P1221此是说阳明三人同中举人，又同历宸濠之变，正验证当年考场仙人托梦。再如阳明28岁时，《年谱》载：“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1] 卷三十三P1224-1225此是说，阳明曾梦到威宁伯王越（1426—1499年，明代中期著名的西北戍边名将）赠他弓剑，后来阳明督造王越之坟，果然得其佩剑。 儒家会有梦境之描述，但通常只是表达理想之召唤。如孔子叹“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那是孔子表达对天下有道的夙夜所思、梦寐以求而已，至于周公只是一个符号，并未在、也无须在现实中验证。而《年谱》津津乐道于梦境与现实之间一一验证的神奇，已经超越了儒家的表达初衷与范围。 其二，法术。阳明因家族所传，学会道教法术（此详下文），《年谱》载其31岁时在家乡“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卷三十三P1225-1226也就是说，他可以足不出户却预先知晓外面即将发生的事情。弟子黄绾《行状》所载与此小异而大同，其云：“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其友王思裕（舆）等四人欲访公，方出五云门，即命仆要于路，历语其故。四人惊以为神。”[1] 卷三十八P1408可见此事在王门已是公论。当然我们不讨论此道教法术的真伪有无，只是关注这份记录的神乎其神。 其三，事功。宸濠之难时，阳明48岁，《年谱》载：“闻变，返舟，值南风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悯生灵，许我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无意斯民，守仁无生望矣。’须臾，风渐止，北帆尽起。”[1]卷三十P1261此记录已神似诸葛亮作法借东风了，即便此风向之变属实，但原因肯定不会是阳明祷告所致。甚至阳明门人塑造阳明在军中曾四十天不睡觉。如王遵岩问王畿：“先师阳明在军中，四十日未尝睡，有诸？”王畿曰“然，此原是圣学，古人有息无睡。”[2]卷上又云：“先师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与俱焚，溺之水而心不与俱溺者也。”[3]卷五这已经完全把阳明当作神仙了。 （二）外力施予之神迹 其一，出生。《年谱》载“是年（1472）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惊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乡人传其梦，指所生楼曰瑞云楼。”[1]卷三十三P1220-1221历史上凡是著名人物特别是帝王将相的出生，全部附会神异现象，以自我圣化，区别凡庸，此在豪杰之辈，可以理解，然儒者如此，委实令人叹息，阳明亦不能免此俗也。 其二，说话。《年谱》载“先生五岁不言。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1] 卷三十三P1221钱德洪《后瑞云楼记》与之微异，变为一道士，其云：“先生五岁尚未言，有道士至其家，戒竹轩公曰‘天机不可泄’。竹轩公觉之，乃更先生名，自是讳言梦矣。”[3]此是说阳明幼时取名“王云”道破了仙人云中送子的出生秘密，所以受罚5岁不能讲话，后有神僧或仙道路过，点破这个问题，阳明祖父为阳明更名为“守仁”后，阳明立即开口说话了。其实时间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同时代的文徵明到8岁讲话还不清楚，即便阳明到6岁才开口讲话，虽然晚些亦属正常，又何需扯上仙释。 其三，相命。《年谱》载阳明11岁至京师，一日“与同学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1] 卷三十三P1221此是说相士认为阳明一生可分为胡须长到衣领、丹田上方、丹田下方三大阶段，分别对应初入圣境、结成圣胎[4]、证成圣果。虽然《年谱》未作说明，但丝毫未出意外，此预测又一一验证。“须拂领”约略37岁“龙场悟道”，“须至上丹台”则是50岁提出“致良知”，当宸濠之后，而“须至下丹田”即57岁征思田逝世时，所谓“吾心光明，夫复何言”。 其四，奇遇。《年谱》载阳明36岁遭刘瑾陷害贬至龙场，但他不想去，“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比登岸，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趋野庙，倚香案卧，盖虎穴也。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毙于虎，将收其囊；见先生方熟睡，呼始醒，惊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无恙乎？’邀至寺。寺有异人，尝识于铁柱宫，约二十年相见海上；至是出诗，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之句”。 [1]卷三十三P1227 这里面有两个神奇的地方，一则猛虎居然不敢吃阳明，二则在寺中遇到江西铁柱宫的旧交道士[5]，二人曾约定海上相见，而且道士早就写好了诗：我就知道二十年之约到期了，你必定要到此寺中来见我！ （三）两点说明 其一，以上神迹具有两重真实性。一是客观真实性，即是否在阳明身上真实发生过；二是记录真实性，即王门上下是否“相信”阳明神迹是真实的并予以记录。对于前者我们无法、也无须考证。至于后者，阳明弟子钱德洪在编辑《阳明全书》时声明“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删而去之” [1]卷四十一P1571，故留下来的都是王门公认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阳明《年谱》更是由其门人俊彦集数年之功多人分工合作而成[6]，故可以说王门上下对《年谱》的真实性认可度极高。 其二，神迹的“主创”及比例。《年谱》所载神迹，不排除部分经门人作伪，但绝大多数当由阳明本人提供素材并定调，至于具体比例和细节，已无须细分，我们视其为王门上下集体加工的结果（详下文）。 二、阳明神迹的形成 上述《年谱》中阳明的诸种神迹是由外在仙释影响、儒家内部与朱子争正统、王门上下集体加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受仙释之影响 其一，“三教合一”的时代背景。阳明诸种神迹的形成离不开有明道佛盛行的时代背景。自南宋起“三教合一”已略有规模，孝宗赵昚即云“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原道辨》）[4]。明代“三教合一”的趋势、规模和深度更胜往昔。首先是朝廷重视。明太祖曾栖身寺庙，故明廷素重佛教。有明皇帝对道教也是非常推崇。成祖夺嫡后在武当山大修宫观奉祀真武大帝，英宗组织道士编纂刊印大型道经丛书《正统道藏》，至世宗时登峰造极，乃至出现了“青词宰相”，即科举进士出身的第一等人才都必须为皇帝撰写道教青词，多人因此入阁，故可以说明朝中后期道教对庙堂上层文化有着深厚影响[7]。 其次，民间“三教合一”更是生根发芽、风生水起。高度发达的民间俗文化，将“三教合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记载并传播开来，几乎重塑了国民信仰。如佛教题材的《西游记》、道教题材的《封神榜》大肆宣扬因果报应、神通法力等，以致一些传统的儒家题材如描写上层精英的《三国演义》和下层草莽的《水浒传》都深受影响，将诸葛亮、吴用等人都写成了具有某些神仙法力的道教式人物，甚至滑到了“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5]的程度。 在此时代背景下，儒士受仙释影响乃至以之为高是极为正常的事，宋代那种激烈排斥二氏的风气已不复存在。阳明自称“出入佛老三十年”，友人、门生、后学包括他自己也认为他为学有“五溺三变”[8]。虽然他自己认为龙场之后已悟二氏之非并彻底涤荡之，然而二氏对其影响并未止步于龙场，而是一生的——前半生入，后半生出。 其二，家族的道教秘术熏陶。阳明家族史上深受道教影响。如六世祖王纲结识了著名道士赵缘督，赵预言王家后代必有名世者[9]。四世祖王与准还学会了赵缘督所传授的道教功法，占卜预测“奇准”[10]，特别是预测自己的再世子孙必然兴起[11]，果然，阳明的父亲王华高中成化十七年状元。这种占卜的准确性不能不对整个家族产生重要影响，并促使其成员代代相传。显然阳明自己也亲自掌握、亲身体验了此家传秘术，如前引31岁时“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 就本文主题而言，道教对阳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佛教。但后者也不容忽视，其自言“切尝学佛，最所尊信，自谓悟得其蕴奥” [1]卷九P295，所以他的神迹中其实也掺杂着些许佛教的神通。 （二）出于和朱子争正统的需要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属心学，象山睥睨万物，13岁开口便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这个气魄，是阳明所无的，阳明一生都笼罩在朱子阴影中。如《年谱》载12岁时“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卷三十三P122118岁时谒娄谅，娄谅教其“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1] 卷三十三P1223。有意思的是，《明史》则云“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7] P5168，直接将《年谱》中遮遮掩掩的“宋儒”判为朱子。因为当时可读之书，可学之圣贤，就是朱子。另外我们可以从他21岁时著名的格竹一例中看出，阳明实际上是严格遵循朱子学之理路的。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学朱子，以朱子为学习、超越目标，所以才会有龙场悟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故可以说，成阳明者，朱子，阳明欲出而不能出者，亦是朱子。 阳明一生都在与朱子争正统，学术上的对抗众所皆知，不需赘述。愚以为，阳明之神迹，应该还有辟朱子之目的。明代朱子学一统天下，太过强大，无法撼动，故王门上下只有借助神力，以自我抬高，争夺受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此不失为一条方便高效之途径。 然而悖离正常的学术讨论，利用神迹自我宣传，此实是儒门内部不健康的发展，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时人已谓“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7]P5168故世宗亦谓：“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8]卷九十八 （三）王门上下的集体加工 上述的种种神迹与“神道设教”不同，“神道设教”是儒者自己不信而暂时肯定神道对民众外在的道德规范作用，但阳明是自己信、自己讲，弟子遂记录并宣传，故神迹的形成正是王门上下集体加工的结果。 其一，阳明自身所为。首先，阳明有意所为。一则他自己讲述并宣传。前文提及的系列 “先知”“梦境”事件，很多都是阳明亲身经历的、私人性的，如幼梦伏波将军、长安街遇相士等等，他不讲，友人、弟子不可能知道。二则弟子的记录、扩散基本都是得到阳明首肯的，否则，就算知道，阳明不准传播，后人自然也看不到。三则阳明生前对神迹不辟反留，深刻地反映了阳明自己相信之。除梦境、相面在“现实中”被逐一验证外，先知术则是阳明确定掌握并验证功效的（虽然阳明后来又检讨说“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然而毕竟阳明自己也能达到这个水平，只是认为它层次比较低而舍弃）。这说明他自己是相信的，或半信半疑，至少是将信将疑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断，不能完全排除阳明有自我圣化之可能，觉得自己不同凡响，不断自我催眠，加之又有事功加持，故更加深信不疑，一生活在“天命”的幻象中，故而逝世前不久还感叹“此行天定岂人为”。 其次，阳明的无心之过，如将良知的神秘化。阳明正常的对良知的学术讨论，认为它是儒门的“正法眼藏”等，均无可厚非。并且阳明将一切都收归于良知，此立在他的人生境界上，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阳明对良知无意中的“神话”，则容易让人视之为神仙法术。如王畿云：“尝问阳明先师‘人称用兵如神，何术以致之？’师云：‘我无秘术，但平生自信者良知，凡应机对敌，只此一点灵明，神感神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发机慎密，敌不知其所从来。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误以为神尔。’” [9] P302时人谓阳明“用兵如神”，阳明却以良知来解释，真是越解释越神秘。阳明在军事中的所谓“良知”只是一种综合判断应变能力，兼有理性与直觉，既有天赋，又有后天学习历练。然而阳明没有具体剖析开来说，而是立在他自己的人生境界上比喻着说，无意中开了一个“故弄玄虚”的头，门人后来再据此发挥，一俟流布开来，对大众来说，此“良知”就完全没有下手之处、资接之方，只能目瞪口呆，视为神仙之术。 其二，弟子塑造。没有阳明生前授意至少默许，王门弟子不可能这么编写《年谱》等。同时，没有弟子记录加工，推波助澜，阳明的神迹也不可能这么生动翔实。在此方面，王畿当仁不让，如前文所记的阳明在家乡修炼道术一事，到了王畿笔下，就变成阳明“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养，炼习伏藏，洞悉其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滁阳会语》）[9]P34-35此与阳明自叙在阳明洞中修炼导引术差别极大，几乎写成神仙小说了。 其他弟子也不遑少让，如董沄也是极力神话阳明，甚至借“五星聚”来为阳明登上神坛助力。其《题〈传习录〉后》云：“斯道之在天下，虽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显晦，实由气数。……东井先祥，德星后聚，岂偶然哉!… …以至于今，而笃生阳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辙，海内学者，复乡应焉，而五星聚室，是岂人力所能为哉？盖自孔子以迄于兹，凡四废兴矣。”[10]P271“五星聚”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天象之一，凡此天象出现，往往人间要有重要的事变或人物出现，如汤武革命、三代更替。故董沄此举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了。 另外钱德洪他们在编《年谱》时，不仅阳明如此，王门重要人物也服从必有神迹这样的“规律”，如阳明47岁时，大弟子也是妹婿徐爱死，时方31岁，徐爱在王门中的地位由阳明亲自定为“颜回”，故徐爱也享受到了神迹的待遇，《年谱》载其“尝游南岳，梦一瞿昙抚其背曰：‘尔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1] 卷三十三P1255而此瞿昙又是神僧的形象。 正因为阳明弟子的推波助澜，故后世云：“自道学之名立，儒之好名者虽日侈谈理道，而无实裨实用者多。若王守仁功业表著，原不系讲学为重轻，其致良知说盖由寻绎而得，非徒探索空虚者比，迨其后门徒浸广，欲夸授受之殊，以致辗转滋纷，渐生异说，遂抬訾议之口，不当专归咎师传也。”[12]此亦是公允之语。 三、神迹的影响 以上分析了诸般神迹的类型与形成，下面我们来讨论其影响。 （一）事功之祛魅 在讨论之前，我们将阳明略作祛魅，因学术方面人言人殊，故我们略去只看事功，一则其事炳炳，无可逃也，相对争议较少，二则阳明的神迹很大程度上即因门人、好事者崇拜其事功所发酵、扩散而成。 其一，边地教化。我们可以杨慎（1488—1559年）来作对比。阳明长杨慎16岁，为同时代人，二人家世、出身、遭遇皆相仿。杨慎因“大礼议”遭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终至老死。杨慎在滇，一则勤作著述。明人简绍芳谓其“自蒙难以来，呕心匠意，摹文读经，近搜百氏，穷探古迹，白首蓬霍，日月纂索，所不能尽……平生著述四百余种。”[13]《明史·杨慎传》认为“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7]卷一九二P5083其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搜集和整理，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著述有《滇侯记》、《滇载记》、《蜀志》、《云南山川志》、《南诏野史》等。二则竭力传播中原文化，兴办书院，广教弟子，培养出著名的“杨门七学士”和数百名弟子，使所在的边远地区成为科举重镇，为云南的腾飞立下了丰功伟绩。相比而言，阳明在贵州龙场驿只有两年，他对地方的教化、对边地与中原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是不能与杨慎相比的。 其二，生平事功。南赣、宸濠、思田是阳明平生三大事功。首先，这些事功是其谋略、胆识、军事各项才能的综合反映、集中体现，值得后人钦服。但是不必掺上神怪，除了天赋外，这与阳明自小有意识的学习是分不开的。如幼梦伏波将军，成年后又梦到威宁伯王越赠其弓剑，此二人皆是著名的戍边名将，足见阳明对军事倾慕之深。又如15岁时，即“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1]卷三十三122226岁时，“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1]卷三十三P1224甚至在钦差督造王越坟时，“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1]卷三十三P1224-1225。可见在他统兵作战之前的数十年中，他一直在醉心学习、演练军事。 其次，阳明的事功若放在历代儒士中来看，其实并不能鳌头独占，比他出色者大有人在。如章太炎在《检论•议王》中云： 世人多以其成功，以为度越先儒远甚。案其运筹制胜，霩清区夏，未若刘基也；转危为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慑强寇，未若种师道也。……此三子者，乘时立功，或桡之以致败，而敌多大于小侯俚酋。文成拟之，则劣矣。明世文吏能克敌者，韩雍盖文成等夷，以无学术，世人未尝齿数。相提而论，宁有短少焉？[11] 此是认为，阳明的事功其实赶不上明初的开国名臣刘基，南宋采石之战大破金兵的虞允文，北宋抗西夏名将、张载弟子种师道，这些都是历代文人带兵的典型，其敌人也远非小小侯王或边地酋长可比。单就明朝而言，阳明也不一定比儒将韩雍（1422—1478年，长阳明50岁）更出色。后者平乱履历与王阳明惊人的相似，先是平定叶宗留、邓茂七起事，后是在右佥都御使、巡抚江西任上得罪宁王，后来与王阳明一样平定广西大藤峡。因此，王阳明的事功，放在明朝的背景下看，并非横空出世，更非空前绝后。[12] （二）正面影响——推动“三教合一”的高潮到来 王门上下对这些神迹津津乐道，说明他们都认为这些是光彩的好事，至少没有辱没先师，这在两宋理学家那里是万万不可想象的。故而由王门所为，恰好可以看到有明“三教合一”程度之深入。同时王门之神话阳明，又反过来推进了“三教合一”的大步发展。钱明先生认为，阳明后人利用道家道教资源对先师予以神化，此又与阳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家道教情结有密切关系，最后使阳明成了“阳儒阴道”的道士，进而使之由儒家心学大师变为被非主流社会顶礼膜拜的“三教合一”的“道祖”[13]。而阳明学又深深地影响了林兆恩（1517－1598年），他创立了著名的“三一教”[14]，从此之后，民间“三教合一”如火如荼，以至于“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三教合一之说倡言无忌”[14]。 （三）负面影响——对儒家的健康发展形成一定伤害 除了前述与朱子争正统造成的伤害之外，阳明神迹对儒家健康发展还有以下弊端。 其一，推崇道佛，认为高儒一等。儒者对超自然领域保持敬畏，“敬而远之”，“存而不论”，而道佛素矜为此领域的专家，儒者对此从不当真更无须置喙。然而阳明却悖离此立场，主动宏扬二氏。在阳明这些神迹中，始终存在一个形象，那就是神僧、道士之类。他们都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法术，凡人包括儒者一生的命运或短期的行为，他们都能了若指掌，可以随机指点，然而儒者却愚庸至极，不能戡破天机，遑论掌握、改变命运。显然，王门上下，将仙、释置于比儒者更高的层次。阳明中年后已经洗心革面[15]，然而王门弟子却乐此不疲，特别是在阳明逝世后，更是添油加醋。这对王门与整个儒家来说，无论如何并非有益的改革，而是无聊的伤害。若阳明一生均已前定，则其平生不过是机器木偶而已，这是另一种“吾心自足，不假外求”，然则学术事功乌有神奇？若阳明神迹属实，则阳明之事功是学法术而得，还是学军事为政历练而得呢？如果是前者，此又关良知何事？然则良知只是个神通而已，那人人学道即可，何必自称为儒？ 其二，使阳明自己的学问最终沦为戏说，也促使王门作为一个儒家学派的自我解体。王门之儒，在神迹上，已下降到汉儒谶纬的水平，将《年谱》几乎写成了《封神榜》，将阳明写成了《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所以前有阳明之《年谱》，后有冯梦龙《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使阳明最终与佛门济公、道教许逊一起并立封神。然而谶纬从来都是恶搞，神仙一念即成妖魔，神通化最终必然庸俗化。在道教眼里，《封神榜》自然都是真的，这很正常，可是对儒家来说，如果不能坚守“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底线，戏说的结果，所谓阳明就是一个神，王门就是一个教，良知就是一场戏，然则这个神化的儒家流派的自我瓦解，也很快随之到来。而历史正是如此上演的。 故而，王门上下的神话，当时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如阳明好友湛若水即是如此。如关于武夷山遇虎、重逢铁柱宫道士之类，湛若水认为完全不可信，其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云：“人或告曰‘阳明公至浙，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诗曰：“海上曾为沧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征矣。’甘泉子闻之笑曰：‘此徉狂避世也。’故为之作诗有云：‘徉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及后数年，会于滁，乃吐实。彼夸虚执有、以为神奇者，乌足以知公者哉。”[1]卷三十八P1402 可见对阳明神迹之存疑与理性思考，亦非始于今日。 注释： [1] 本文所讨论的“神迹”，指王门记载、流传下来的关于阳明生平事迹中种种悖乎理性、经验和常识的超自然现象，并非神秘主义体验，也不是悟道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后者陈来先生已有过详细说明，见其《心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载《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0-400页。 [2] 冯梦龙在《三教偶拈序》中云：“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一而三教备焉。夫释如济颠、道如旌阳，儒者未或过之，又安得以此而废也。”见魏同编，《冯梦龙全集》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页。所谓济颠就是后世所谓“济公”，济颠小说即《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旌阳即传说中的晋朝仙人许逊，其曾任蜀旌阳县令，故称旌阳，其小说即《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冯梦龙所作阳明小说即《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此可参钱明《中晚明社会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 《余姚县志》卷十四《古迹》，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4] 简单地说，道教内丹派谓精气神合炼，即结金丹、结圣胎。阳明后来对此屡有自己的解释。如学生“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又如云“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分见《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1、19页。 [5] 《年谱》载阳明17岁时“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外舅诸公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2页。 [6] 如钱明先生《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言：“《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年，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赠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645-1646页。 [7] 所谓青词，是一种产生于唐代的文体，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如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参柳存仁：《明儒与道教》，载《和风堂文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25页。 [8] 所谓“五溺”如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述其学状云“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401页）所谓“三变”有几种说法，如钱德洪云：“先生之学凡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钱德洪《刻文录序说》，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页）黄宗羲则云：“先生之学始泛滥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一《姚江学案》）阳明自己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云：“守仁早岁举业，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忧疲疚，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也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40页） [9] 张壹民《王性常先生传》载：“性常先生元末尝奉母避兵五泄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异其气貌，礼敬之，曰‘君必有道者，愿闻姓字’。道士曰：‘吾终南山隐士赵缘督也。’与语达旦，因授以筮法，且为性常筮之曰‘公后当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终牖下，今能从吾出游乎’。性常以母老，有难色。道士笑曰‘公俗缘未断，吾固知之’。遂去。张壹民《王性常先生传》，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0页。 [10] 胡俨《遁石先生传》载：“翁闭门力学，尽读先世所遗书。……先世尝得显书于异人，翁暇试取而究其术，为人筮，无不奇中。远近辐辏，县令亦遣人来邀筮。后益数数。日或二三至。翁厌苦之，取其书对使者焚之曰‘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公门，谈祸福’令大衔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归者年余。”胡俨《遁石先生传》，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1页。 [11] “尝筮居秘图湖阴，遇‘大有’之‘震’，谓其子曰‘吾先世盛极而衰，今衰极当复矣。然必吾后再世而始兴乎，兴必盛且久。”胡俨《遁石先生传》，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2页。 [12]《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列传九·王守仁》，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3] [明]简绍芳《杨升庵先生年谱》，清道光鹅溪孙氏刻本。 [14] [清]陆世仪《高顾两公语录大旨》，《陆桴亭遗集》卷一，清光绪刻本。 [15] 如“或问至诚前知。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祝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欲，就是有趋利避害的意思。邵子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又如阳明云：“圣人只是一个良知，良知之外更无知也，有甚前知。其曰国家云云者，亦自其能前知者而言，圣人良知精精明明，随感随应，自能敷衍出去，此即是神。”分见《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09页、卷五第184页。 参考文献： [1]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 [明]陈弘绪.寒夜录[M].豫章丛书子部二[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94. [3] [明]伍袁萃.林居漫录[M].清代禁毁书丛刊[C].第1辑,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549-560. [4]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第236 册.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97. [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01. [6]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83. [7]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明世宗实录[M].1962:2299-2300. [9] 吴震编校.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 钱明编校:徐爱·钱德洪·董澐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第3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58. [12] 邓志峰:王阳明与他的时代.(2017-04-13)[2017-10-2]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958.html. [13] 钱明.从圣域走向神坛的王阳明——中晚明神化王阳明的当代警示,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4]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M]余英时文集[C]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0-2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