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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齐浣心《不能忘却的纪念——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载记》，是一篇很及时很重要的文章。我们确实不能忘却，整整六十年前的2月，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大会，这是我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由此，我国悠久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出版工作第一次有了全面的规划和统一的部署。六十年来，我们国家在中华古籍整理、标点、影印、出版方面，在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都与这个规划小组的有效的工作分不开。我读了齐浣心文章，感动之余还有话要说，想作点重要补充。 齐文在第二节《正式成立》中，提到了一句：“古籍小组成员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在大会上分别就文学、历史、哲学的古籍整理出版草目计划作了说明。”其后，只在写到规划小组成员名单和当年起草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地方，非常简单地提了一下郑振铎的名字。齐文最后的总结是：“在古籍小组的发展历程中，齐燕铭和金灿然的名字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有着开创之功，不计名不计利，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值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周年、齐燕铭去世四十周年、金灿然诞生一百〇五年之际，仅以此文向他们致敬。”而我认为必须强调指出，就开创之功而言，就奠定基础而言，郑振铎的重要贡献绝不在齐、金二位之下。 齐文写道：“1956年5月15日，文化部向中央宣传部呈送《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开始着手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可事实是，1957年齐燕铭并没有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他当时担任的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要到1960年2月才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此时郑振铎已经牺牲一年多了）。而现在，我认为对当年文化部等机构的档案亟需组织人力作更深入的发掘和整理，仅仅引用已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的《文化部党组关于我国古籍出版工作规划的请示报告》是不够的。我们很需要了解这份请示报告形成的过程。郑振铎不是文化部党组成员（他不是党员），但人所共知，1956、1957年郑振铎正是文化部副部长，而且正是当时文化部领导人中专门负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副部长。例如，齐文提到的1950年代北京成立古籍出版社（后该社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一事，郑振铎就是主要的策划者和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现在还很少见，但1953年12月22日叶圣陶日记就记载：“傍晚邀（王）伯祥来小饮，与谈（顾）颉刚今后之工作，其谓若今之搞私营出版社，殊非所宜。伯祥谓科学院古代历史研究所有意招之，振铎并告以我署将设古籍出版社，亦拟请其参加。据云颉刚曾表示明年暑中可择一而任之。”叶圣陶是出版总署副署长，但要成立古籍出版社一事却似乎最早是从王伯祥那里听得郑振铎说的，郑振铎还有意请顾颉刚去古籍出版社工作。1956年6月10日王伯祥日记载：“西谛（按，即郑振铎）以整理古籍计画告，欲调余至古籍出版社参与其事。”同年7月2日顾颉刚日记记载：“（陈）乃乾由振铎调至古籍出版社工作，从此该社有内行人矣。”1957年1月5日郑振铎日记：“八时半，到部办公。……和金灿然谈古籍出版社事。”可知郑振铎在这件事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郑振铎本来就是我国近代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先倡者和先行者，比齐燕铭、金灿然等古籍整理出版同行的资历要老得多。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写成长篇论文甚至专著，这里只能简单谈谈，而且只谈他的有关理论和倡导。我认为，长期被人忽视的是，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就是郑振铎。1920年秋，郑振铎作为核心人物在北京酝酿组织民国时期第一个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时，被公推为会章的起草人。他起草的会章开宗明义一句话是：“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作为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史上是首次；而且，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亦并世无二。而1921年1月，具有划文学史时代意义的《小说月报》革新号卷首，在《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第一篇文章郑振铎的《文艺丛谈》的第一句话就指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这甚至将整理中国旧文学这个任务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1923年1月，郑振铎又在《小说月报》开辟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不仅写了《发端》，而且发表重要论文《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再次论述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1934年1月，郑振铎又在他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驳斥有人说的整理古籍就是提倡旧文学，强调应该整理出版：“（一）一般专门学者所需要的类书式的‘通史’与‘政书’，像《二十四史》《九通》之类，应仔细的加以断句，标点，并各附以‘索引’之类的附录……（二）卷帙巨大的地志和史书，以及一切有用的参考书籍……（三）编辑《经济史长编》之类……（四）重要的伟大的名著，或包罗较广的总集，像《乐府诗集》《楚辞》《诗经》《全唐诗》《杜工部集》《白香山集》《花间集》《陆放翁集》等等……”他在1930年代还撰写过题为《古籍整理的新倾向与新方法》的长文（或专著），可惜未发表，今见详细提纲和部分手稿。上面举例的这些都是他在旧中国写的。可知他早就已经提出要整理标点《二十四史》等书了。 新中国一成立，不仅国家任命他全面负责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图博事业等，而且从一开始他就被选为全国政协的文教组组长、全国文联的研究部部长和全国作协的古典文学部部长等等，而这些工作都与古籍整理密切有关。据宋云彬、王伯祥等人日记，早在1950年，郑振铎就组织了一个古典文学整理委员会。1952年1月19日，郑振铎在致徐森玉信中说：“我意必须编纂若干部空前的大书，将过去的文化艺术作一个总结。承前启后，今正其时。……《全宋诗》《全明曲》亦可着手。《十三经》《廿四史》之类，也必须加以整理。工作实在太多，若能集中众力，必可完成许多伟大的工作也。”1956年11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谈印书》，指出：“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是建国后郑振铎最早在党报上正式发表的涉及提议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十三经》等的文章。1957年2月8日他致潘景郑信中也提到：“正在考虑，如何进行比较切实有用的工作，例如重印整理过的《十三经》《廿四史》之类，此时不做，此项工作便将无人能做了！薪尽火传、承先启后的事业，正待我辈从事之也。”一个月后，3月18日，他终于正式写出了“专文论之”的《整理古书的提议》，随后发表于4月25日他主编的全国政协内部刊物《政协会刊》上，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批示和情节尚待发掘公布）。我认为必须指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背景”，显然就与郑振铎这篇重要“提议”有关。 齐文没有提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前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筹备会议，而这个重要会议就是在郑振铎家里召开的，足见郑振铎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筹建中的核心地位。就在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两个月后的6月30日，郑振铎日记记载：下午“六时许，黄洛峰、金灿然、王任叔、齐燕铭、周扬、林默涵、吴晗等，在此便餐，讨论编印古书事。这次下了决心，已有结果。由齐燕铭同志组织规划委员会，负责进行。”此后，筹备工作由齐燕铭负责，而郑振铎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特别是这个规划小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小组的工作。年底12月29日，郑振铎日记：“九时，到齐燕铭同志处，谈影印古书事，即在那里午餐。”翌日，郑振铎日记又记：“下午二时许，伯祥、斐云（按，即赵万里）来，皆往文学研究所，参加‘文学小组’规划会议。”王伯祥日记也记载：“午前得西谛电话，……二时前至西谛家晤之，坐甫定，斐云至。盖亦同约座谈者。稍坐，三人同乘出城，径诣文研所。至则灿然、（何）其芳、（余）冠英、默存（按，即钱锺书）、子书（按，即孙楷第）已先在。有顷，莘田（按，即罗常培）、天行（按，即魏建功）、（游）国恩皆至。三时开会，由西谛、其芳、灿然先后说明受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委托，起草关于文学方面者（共分三大类，即哲学、史学、文学）。交换意见后，推在场诸人分任起草。余与西谛、斐云任文学基本书籍之目录，订于一月三日上午集西谛家动笔。” 其后1月3日郑振铎日记：“九时许，伯祥、万里来，一同起草科学规划中的关于文学古籍的翻印、整理计划。拟出了一张356种的书单，又在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作品100余种，必须加以精选的读书52种，以及‘内部资料’的目录16种。这个工作，到下午五时告成。”同日王伯祥日记也有记载。5日，郑振铎又精心作了调整，并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许起。……整理书单，分为五种：基本丛书凡360种；文艺干部必读书凡120种；应加以精工整理的凡60种；一般文艺青年及干部必读的读本凡52种；内部参考丛书凡16种。似此加以一番整理，足窥全貌，并可看出轻重缓急来。十一时半，工作毕。”1月30日郑振铎日记：“下午……四时，在那里开古籍整理和印行的小组会。齐燕铭、潘梓年、翦伯赞、金灿然诸同志均在。谈了开成立会的事。”31日，郑振铎又记：“二时半，到文学研究所，参加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整理、重印古籍小组的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到者有齐燕铭、钱钟书、何其芳、王伯祥、余冠英、徐调孚、金灿然、吴晓铃诸人。” 2月9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正式成立大会。会议连开了三个上午，这在郑振铎、王伯祥、顾颉刚、舒新城等人的日记中，都留下了珍贵的记载。舒新城在日记中激动地感叹：“此次对古籍规划可称前无古人，远胜历代皇帝的力量。人民政权之优越即在此。”第一天会议中午，郑振铎还专门请了徐森玉、金兆梓、徐嘉瑞、李一氓、赵万里等几位与会的友人到自己家里聚餐畅谈。郑振铎虽然主要负责文学小组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一直对整个规划小组（包括史学小组、哲学小组）的工作都是十分关心的。一个月后的3月13日，《人民日报》社举行座谈会，郑振铎、潘梓年、翦伯赞等人出席，郑振铎在会上的发言后以《让古人为今人服务》为题，发表于18日《人民日报》。他在发言中再次提出：“如《二十四史》，一定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版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分章断句、加索引的《二十四史》。这搞起来并不太难，对读者却大有用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汉朝还有‘章句之儒’，我们为什么不这末做？” 齐文提出，在纪念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应该同时纪念齐燕铭逝世四十周年、金灿然诞生一百〇五周年。我对此非常赞同。郑振铎在规划小组正式成立后不久，就不幸因飞机失事而壮烈牺牲，壮士赍志以殁，不能再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因而很多的工作便主要由齐、金等同志来担任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应该忘却郑振铎不计名不计利的开创、奠基之功！今年也正是他的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和牺牲六十周年，因此特写此短文向他致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