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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当了解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是他的家国情怀后，就会理解，受传统的影响，中国人的乡愁较西方人而言可能更强烈一些，中国人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 “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讲演者小传 汪涌豪 浙江镇海人，1962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兼治古代哲学与史学。著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批评的考究》等，主编《中国诗学》、《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等。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向各位谈谈“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因为此刻身在异国，对我而言这个话题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我正可以借此体会古代中国人对乡土的深切感怀；而各位则可以从我、一个不怎么适应此间气候、饮食的中国人这里，获得此种观念究竟有多深刻与持久的信息。 一、基于文化传统的深层情感 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 应该说，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原本是人类共同的情怀。所以在这个题目下，我们看得到各种慷慨高尚的志节，乃至悲壮凄婉的情感。用各位习惯的说法，因为故乡是人自身的确证，是人认识世界最重要的起始。中国人当然也是如此，只不过，因受特殊生存环境与社会意识的影响，它有一些独特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它背后所深藏着的文化意味，更值得人探讨和发扬。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同属于“中纬度文明带”，但因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考察，它除了有一面临海的大河大陆型的基本地貌，它主要的文明地区地势低平，加以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造成了特殊的农耕社会之外，仍无法掩盖其实际存在的近乎封闭的性质。所谓“禹、稷躬耕而有天下”，从早先的原始部落，一直到春秋战国，广大中原地区的文明几乎都可归因于封闭状态下的农业发展，由此造成的“重本抑末”的治世方规，还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整套家族宗法制度，都无不与之相密合与相适应。 譬如，因为前者，中国人主要采取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生产。又因相对而言的民众土寡，迫使人必须精耕细作；而这种精耕细作所造成的技艺与工具的完善，又反过来促使人更注意适应土地的生命周期，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另行开辟屯垦之事。由此，它所建立起的自然经济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与外部世界关系松散甚至隔绝的区域性小社会。因为后者，中国人会在土地提供的现实的知足感基础上，达成高度的情感与知觉的认同，由对土地生命周期的体认，进入到对乡土习尚礼俗的沿遵。如此世世代代固守土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最后造成一种独尚伦理的内倾的文化气质。对既等级森严又上下亲和的宗法权威的维护，对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对一种顺天乐俗的生活情趣的崇尚，都是其表现。这与早先中亚游牧民族或欧洲海上民族通常更热衷向外拓展相比，区别很是明显。 我们要说的中国人的乡土意识与情怀，正是基于上述文化传统产生的。这种意识与情怀有一个基准性的情感表达就是“安土重迁”。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此曾作过讨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从表层看去就是乡土的，它的特点是“不流动”，它所重视和追求的是“稳定”。因此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排列关系孤立而隔膜，不以个体为单位，而以集团为单位，大而言之是同宗同族，小而言之是家庭与亲人。至于这种稳定而不流动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确立，就是基于上述农耕社会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那一套家族宗法制度。所以，这个社会不需要创造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了的，它关注的只是如何不破坏这种关系。而类似远离乡土的行为，就意味着“流动”，就是对“稳定”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土重迁”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与当然的选择，是有不得不然的道理的。 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有类似“物离乡贵，人离乡减”、“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等谚语出现。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吗，那又怎么讲？其实那主要就一个人的行当选择讲，而不是说人可以随意背离故土。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依然恪守这种原则。有一位叫胡祗遹的士大夫写了一篇《论逃户》，称“汉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蚕织而衣。凡所以养生者，不地著则不得也。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畴之畎亩，守前人之世业，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掳掠驱逐，则族坟墓，恋乡井，不忍移徙。此汉人之恒性，汉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又直斥人背乡井，弃世业，抛掷百器，远离亲戚，“此岂人之性也哉”，将中国人为何“安土重迁”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如果有人悖此而行，就会受到习俗的排斥，甚至官府的惩治。因为在各级官吏看来，这些人远离故土，没有本业以维持生计，又没有家人羁縻与牵绊，是最容易不把道德声誉放在眼里，也最容易惹祸，沦为不守法令的盗贼与巨魁的。所以，通常好以治下无不业的“客寄”、“浮脚”，作为自己政绩的证明。 说到这里，相信各位一定会想到孔子讲的“父母在，不远游”了。确实，这种不离弃父母远走他乡，也是出于对宗法社会人伦血亲和礼义孝敬的遵奉。因为所谓“宗”，依《说文》的解释就是“尊祖庙也”，汉字的书写从“门”从“示”，“示”谓神，“门”谓家。自周天子行“家天下”，《周礼·大司徒》就明载“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孔子既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努力学习周礼，“入太庙，每事问”，自然也恪守此规范。当然，“不远游”不等于绝对不让人出门，只是说，当你一定要外出，对父母必须有一个妥善的安顿，自己则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不然无目的地游荡，会徒增父母的困扰。是所谓“游必有方”。 至于为避乱、逃灾、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更不免经常要离开乡土。尽管如此，他们全部的情感与想象仍会留在自己的乡土，他们感觉中最好的人事也仍然是乡人与乡情。这一点，对今天更乐意周游世界的各位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还有，你们都不愿做所谓的“困守者”，更愿意领略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并乐意与不同生活中的人交朋友，你们的说法是，“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我所喜欢的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Fri sch）就这样说过。但中国人不这样，只要你有留意，乃或与中国人有交往，你就知道，尽管他们也追求并珍惜这种友谊，但乡土的一切仍无法代替。所以，通常是这样，当他们离家越远，心反而贴得更近。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97年前就到过中国，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的感受：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农人能给人如此纯真又如此亲近土地的印象，“当他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童稚般的信赖归于那对他们是真正的母腹的大地”。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不到60岁的生命，有一半是在中国度过的，对此也印象深刻，在《中国经济心理》一书中他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他的根扎在家里，不管是在遥远的异国受苦受累，还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商旅迢迢，他都是父母之族的一份子”。这些与更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真正的中国人》中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酷爱自己家乡的民族，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忍受种种饥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艰难险阻，但他们也仅仅是漂泊流浪而已。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百年之后，他们要与自己的先祖们归葬在一起”，完全一致。中国人管这个叫“狐死必首丘”，“越鸟朝南枝”。 二、深切的践履与经典的表达 王昭君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自请远行，就此结束150年的铁血战争，并为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明创造了条件，这样的见识与勇气足以媲美唐文成公主。但是所有这一切古人都不去写，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其远离故土这一点上。 这里我们引到了诗。法国人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Saint-Denys）是将中国诗介绍到欧洲的先行者之一，他通过中国诗得到的感受是，所有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倾向，那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这种倾向在别的民族中没有这么根深蒂固。保尔·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出版过《中国古诗选》，在该书导言中也说：“不论是解甲的士兵，还是退休的官吏，最后都要重归恬静的故乡”。英国人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甚至说，“倘若说中国诗歌的一半是关于别离的，这话并不过分”。他们的阅读经验，都可以和上述凯泽林等的文化观察相对照。 为了加深各位的印象，我以昭君出塞的事情做例子。汉元帝时，宫中女子王昭君主动请求去匈奴和亲，前后嫁给两代单于，是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段佳话。以各位的认知，大概都会为她庆幸，因为据《后汉书》记载，她入宫数年，都没能见到皇帝，正积悲怨，现在有机会摆脱深宫的凄凉，享受尊荣和爱情，真是喜事。但中国人不这么看。他们因王昭君从此再不能看到长安，远离故土，而认定这根本不是什么幸福。所以，自南朝以降，历代诗人都怀着同情，一个劲地替她抹眼泪。如杜甫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王安石有“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等等。 其实，和亲一直以来就是汉朝的国策，特别是因武帝晚年虚耗国力，汉朝已无力再承受大规模的战争，即使昭、宣两朝短暂中兴，也不足以挽回颓势。而在另一边，匈奴因为内斗分裂成南北两部，鉴于乌桓等东胡部族的崛起，自己与中原的互市中断已久，国贫民困之下，想到用朝觐、质子、贡赋甚至和亲等办法，内附为汉朝外臣，也是势所不得不然。此时，王昭君以一弱女子挺身而出，自请远行，就此结束150年的铁血战争，并为以后留在中国的匈奴人融入农耕文明创造了条件，这样的见识与勇气足以媲美唐文成公主。但是所有这一切古人都不去写，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其远离故土这一点上。一直到明代，名诗人李攀龙的《和聂仪部明妃曲》还在感叹：“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这样的代人立言，在在可见古人乡土意识的强烈。 王昭君的诗都是别人替她写的。大诗人李白各位一定更熟悉，我们再看看他自己写的诗是如何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中国人的乡土情怀的。李白出身在中亚的碎叶，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近。当然，也有说是出身于条支、大食、焉耆或长安的。5岁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江油。自23岁出蜀漫游起，就很少待在家里了。先是南到广东苍梧，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隐居于湖北安陆和山东徂徕山。在经过中间一段短暂的入朝经历，赐金放还后，又再游齐鲁吴越各地，并北上幽燕，一直到晚年客死当涂，就是今天安徽的马鞍山，可谓一生都在异乡漂泊。据清代为《李太白集》作集注的王琦说，他出蜀后“绝无思亲之句”。此外，他一生四娶，对家庭也没尽过什么责任。所以日本学者笕久美子（KAKEHI kumi ko）女士在《李白结婚考》一文中，称他是一个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身为一家之主，或作一个丈夫，他让人指望不上，靠不住。 他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带夫人一起走呢？人们找不到确切的史料说明，于是按中国著名学者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的提示，认为可能与他出身西域胡人有关；再结合同时代魏颢《李翰林集序》中对其特异形貌的描绘，以及他给两个儿子所起的迥异于中土的名字，断定他自小缺少中华文明的熏陶，所以才这样不以离乡背井为意。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今天为所有远离乡土的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名作《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正如另一位日本学者松浦友久（MATSUURA Tomohisa）说的，其实，他把一生投入旅途的过程，就是把故乡作为情结，深深地扎根在心底的过程，因为一个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故乡的人，是无法体会如潮水般涌来的乡愁的。也就是说，李白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远离，才在心里无限地接近了故乡。 这使我想起同样伟大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诗：“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回归故里”。看来，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都会有类似的情感。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客居瑞士堤契诺时创作的那些作品，不是仍洋溢着浓烈的德意志民族的浪漫精神吗？他甚至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避难所”呢。还有托马斯·曼，因受纳粹迫害，国籍被剥夺，著作被禁止，不得不离开祖国，长期流亡。先到瑞士，后去美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抬头，已获得美国国籍的他又不得不选择离开，直到客死异乡。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凡我到处，皆为祖国”。明乎此，我想各位就能够理解李白何以如此的原因了。在他的意识中，是用一生来怀恋乡土。所以，有个建议，如果各位暂时没机会去中国住一阵，或真正结识几个中国人，那么，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读中国诗。这些敏感到尖锐的表达，是中国人乡土情怀最集中的体现。 此外，还可一说的是，当远离乡土，什么时刻最容易触动中国人的乡土之思。东西方一些研究者已指出过，首先是节日，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西方人不能在圣诞节回家，伊斯兰兄弟不能在开斋节回家，我们的东方邻居日本人不能在盂兰盆节回家，都会引动人掀起浓浓的乡愁，写成热血的诗章。其次是秋天，因为秋天是摇落的季节，最容易让人想到回归本原，还有最可靠的亲情的温爱。再次是黄昏，因这是一天劳作完成聚居休憩的时候，百鸟归巢，千兽入洞，自然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了。此时，如有一客子天涯孤处，独登楼头，一定伤感。最后就是月夜了。在西方文化里，人们对月亮并无太好的联想，甚至有时还把它看作是不祥之物，有些地方的人们说，人的疯狂是受它影响，人疾病的起愈也与它的盈亏有关。再要么，只是将它看做冷星球，如雪莱《世间的流浪者》诗中所吟唱的，“你苍白而瘦弱，在天庭的路上流离漂泊”。但在中国文化中远不是这样，它是人的朋友，是人一切美好感情的最适切的见证。它的阴晴圆缺让人想及与故乡故人的离合聚散；它没有偏私的普照遍盖，让分处各地的人同生远念，进而感到“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诗意的安慰。 前面我们说到李白《静夜思》，其实正基于这样的情怀。德尼侯爵曾评价过这首诗，说它的不足之处在于需要解释，“解释得少点而又让人悟出更多的意思实在是很困难”。这对法国人说可能是，但对中国人，月亮与故乡的联系实在紧密，根本就无须解释。有时一解释，反而破绽百出。譬如德尼侯爵所作的那样是这样的，“这首诗谈的是一位在明月夜醒来的游子。他起初以为天亮了，出发的时候到了，于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显然，侯爵到底还是没能读懂这首诗。请问：此时的李白为什么单看月亮不看别的，譬如是否起风了、下雨了，对一个将要出门远行的人来说，这些难道不比有无月光更为重要吗？再说，即使当天晚上看不到月亮，他就不可以吟出“举头望明月”的诗句了吗？关键是，他心里有月亮啊！ 三、一种深沉持久的文化乡愁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而正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 这就是乡土情怀对中国人心灵的植入，它是那样深切地扎根在人心底，以至成为其情感最深层的底色，认识世界最稳定重要的“内结构”。所以，在讲演快结束的最后我必须说，这种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固然主要是对家人、乡土和母国，但本质上说，更是对历史，对文化。 与其他古老的传统一样，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中国人所有的边缘焦虑和生存痛感，不仅基于“生活在别处”的不习惯与不方便，而正基于文化身份的失落，包括由此引出的被“他者化”的痛苦。中国很大，中国的古人很容易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和场域体会到这种痛苦。一旦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内在的基因不可避免地被激活。此时所谓乡土意识的文化根性就会逃无所逃地显现出来，以至于有时人已慨然赋归，心仍不能平复。自几个世纪前东西方文明初度交往，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敏感而真实的文字记录，都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 现在，各位在世界各地，一定到处可见读书、旅游、做生意的中国人，有的人已获定居。你起初觉得讶异，继后略感不安。但当你了解了中国人的乡土意识，进而家国情怀，你就会理解，这基本上与你为生活和事业去中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受传统的影响，这个中国人的乡愁可能更强烈一些，他更容易在乡愁中感受自己的过去，并更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乡愁”这个词的西语词源本不仅指思乡，还包含对过往的难以言说的疼惜。汉语中没有这层意思，但中国人心里都有。 尤其是今天，全球化特有的“统合”、“压缩”性质，使得现代人普遍产生出一种类似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说的“现代性乡愁”。这种乡愁依托深厚的文化母体，在每个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特别易于感受。故当对乡土的眷恋凝结成浓稠的乡愁，这个乡愁虽可能沾带有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所说的“家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ome），但从根本上说，更与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相关。说到底，一切的乡愁，都是对文化的乡愁。 本来，我只想简单介绍中国人的乡土观，没打算说到它背后的历史意识和深沉持久的文化。现在，我的结论是，这种对乡土的怀恋，其实就是对广义的中国文化的怀恋。用中国学者李大钊的区分，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动的文化，那它就是静的文化；再依陈序经《东西文化观》一书所讨论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游而求食”的“动物文化”，那它就是“植根于土壤”的“植物文化”。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这是我最想告诉各位的。 原载：《文汇报》2010年4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