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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美国副国务卿朱迪思·麦克黑尔（Judith McHale）访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赞扬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成就。 汉学，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和学术现象已经风行全球。一种文化热的背后，必然有深层次的动因。本土文化的繁荣也好，复苏也罢，与国力的昌盛分不开，这是根。但除此以外，汉学作为学术本身的影响力提升也必须正视。 汉学应有“实名” 近来，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璗明确提出：应给汉学正名为“国际中国学”。 其实，关于研究中国的学问到底应该叫什么，长期以来即纷繁众多，未有定名，且多有分歧。国学、中国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中国研究等不一而足。 如此众多的名目，总是吸引着学者们试图去确定一个固定名称。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汉学的多重含义，有历史形成原因，也是学术领域伸缩变化的反映。 汉学，从最狭义的概念界定，是指汉代人的经学研究，着重于名物、训诂，后世因而称研究经史名物、重在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 西学东渐，扩而广之，于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被笼统地称为汉学。显然，两者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都有所不同。 迁延至今，最广义的汉学，实际已经涵括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正因如此，许多学者主张用“中国学”来代替“汉学”。 “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学问，是以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为对象的学问。 然而现在，这门学问本身也已经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构成了一项新的学问。 严绍璗认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起一门以国际上的中国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形成正是基于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理解、把握和回应。现在已经组成了具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队伍，积累了或是公开出版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而且，已经在大学里设立起了相当多的有关课程。 近年来人们看到，以“国际汉学”为名目的期刊或出版物在书店内颇为显眼。这项研究的基本要求，是研究者必须掌握一门外语，掌握国外中国学的动态与状况，具有国际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研究者已经展开了与国外研究者平等的学术对话，拥有了相当的话语权，成为了世界研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层面。 鉴于这门学科的研究业绩，有学者开始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呼吁，在人文社会学科目录中承认这一学术的学科地位。 至于汉学本身名称能指太多的问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对记者说：“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家对汉学和中国学的说法就同原来不一样了。过去通常认为，汉学这种提法本身对中国文化是有歧视性的。现在，无论称汉学还是中国学，实际所涵盖的内容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在日本，现在称日本中国学。欧洲的汉学也不是纯粹地用经典来研究文史哲经。汉学不只包括传统汉学，还包括现代汉学，可以有汉学和中国学两种名称，但是，目前国内还有诸如世界汉语学等几种叫法，这样就不太好。”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这段出自《荀子·正名》的话，讲的正是名实关系。推而广之，一个学科若有了相应的名分和通称，无疑会对这个学科的学者认同和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东西方视野的融合 汉学研究所涉甚广。对文学研究来说，研究视角无疑需要扩大到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进行整体观照。然而，研究视角正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说，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用中国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方式研究西方，这是很对的；不过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区分中国方式和西方方式。 对此，德国汉学家顾彬回应道，如果研究中国文学用中国方式，研究西方文学用西方方式，会有一点问题。从20世纪的德国文学看，会发现德国不少作家受到中国影响，在中国影响之下他们才走上自己的路。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今天很可能不会谈什么布莱希特。 有一位文学家出了一本有意思的书，专门谈布莱希特与老子的关系。顾彬说，布莱希特的作品完全是德文译本《道德经》启发下的产物。如果当时没有发表过《道德经》，德国就不可能出现现代心理小说。当时有一批小说家看了《道德经》，才知道怎么创作德文心理小说。如果我们不研究中国、不研究《道德经》、不研究翻译的问题，我们能真正了解布莱希特吗？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到了中国才开始学汉学，是中国式的汉学。所以如果要了解布莱希特，先应该了解卫礼贤是如何翻译《道德经》的，他在谁的影响下翻译《道德经》的。这样看来，日耳曼文学和汉学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说，我现在越来越认同文学的个人性。谈到顾彬，他认为，文学是建立在个性之上的，顾彬看中国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顾彬是站在一个更开阔的世界文学视角，或者用这样一种标准来看中国文学。这也是德国的传统。他的世界文学观是从歌德那里来的，看法和得出的结果显然跟我们非常不一样。他的世界文学视野体现了东西方视野的融合。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也认为，中西文化中的误解是必然的，我们要尊重差异的价值。我们要真正地尊重差异、尊重他人，而且要一种真正的对话。 保护出土文献 造福汉学研究 对于任何一种研究来说，材料都是福音。 出土文献可以为既往汉学研究提供佐证，同时也可能对经典结论造成颠覆。 然而，我国对出土文献的保护力度却亟待加强。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乐贤介绍，目前研究工作最大的困难在于文物保护。比如，文字方面的材料出土以后，每个地方条件不一样，文物保护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对文物就有可能会造成损毁。事实上，我们对以前弄坏了的或者是保存效果不太好的文物也没有很好的补救办法。以前寄希望于用红外线拍摄，但是现在拍了很多，效果不是很好。如果没有新的办法，恐怕以后我们就不能把出土文献作为好的材料依据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东西传不下去。 针对出土文献保护，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呼吁，应该尽快发表一些研究成果，而且发表得尽可能完备。文物保护方面要出台一个带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发掘和保护程序应该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做。如果不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学术界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希望有条件的人都这样去做，这样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清华大学教授赵平安则认为，出土文献的保护固然重要，但就出土文献研究来说，现在的研究条件很好，研究方法、手段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者本身要把心态调整好，夯实基础，充分做好研究前的准备工作，这一点对于研究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当前应该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研究队伍自身的建设上。 中外合作前景无限 通晓汉语是汉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教授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说，不用汉语交流的汉学家肯定不是出色的汉学家。 自2004年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建成后，据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介绍，截至2009年10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课堂，2009年开设各种层次的汉语课程8000多班次，注册学生20万余人，举办各类文化活动6000多场次，参加人数250余万人次。可以说，汉语使更多人了解了中国和中国文化。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拉多萨夫·普西奇（Radosav Pusic）教授告诉记者，孔子学院让现代化的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感受到了中国的魅力。中国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的是语言，语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涵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 汉语国际推广离不开教材研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贺阳认为，应该加强中外合作，推动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同样是英语国家，却可能因为当地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对第二语言学习产生不同的影响。从驻外使领馆的反映情况来看，在很多英语地区，英语版的教材很多，但教材需要本土化。 本土化教材在教学内容上更能适合当地需要，在解释上更适合当地习惯。如何编写本土化教材，比较好的途径应该是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平台。一开始，可以由国内的汉语教师和当地汉语教师合作来编，然后过渡到由当地本土化的教师来编。换句话说，国际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应该是积极推动的一个方向，因为只有本土化才可能最终使汉语的国际传播获得巨大的发展。 当下的学术语境有一个预设，那就是所有的研究必须在综合中才有立足之地。“综合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包含两重要义：多学科合作和中外合作。多学科合作的目的是使研究成果在多视角中放大，汉学研究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方向，不仅仅是各个学科的单兵作战，鉴于汉学研究本身的特殊性，中外合作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国外的中国学必然会越发兴旺。与之相伴，中国学者对国外中国学的推介与研究，也必然越发兴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