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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此部分包括隋朝和五代。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出其他时期。因此，本文将此部分细分为四个时期做详细介绍。看到研究目录可以发现，在中年以上中文学者中，很多人都不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都写了不少有关唐诗的文章。70年代以后，专业领域的分工日益加快，但在学者中间专业分工的气氛形成之前，上述现象更为明显。诗歌是文学各领域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上述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的现实是，真正的唐诗研究学者寥寥无几。现在，专心研究唐诗而且能指导有志青年并能发挥其影响力的学者究竟有多少呢？在五百多名教授中，能选出像样的前十名学者吗？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即使把条件稍微放宽一点，也只能数以下几人：车柱环、张基槿、金学主、李炳汉、李锡浩、崔完植、许世旭、金品沫、金在乘、池荣在、李章佑、李东乡、柳晟俊、宋天镐、金亿洙、李钟振、李鸿镇，另外还有汉文学家李丙畴、赵钟业、孙八洲、南润秀等。以上学者不仅在唐诗方面，而且从其他角度都能以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指导唐诗研究，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要数纯唐诗研究学者，人数可能更少。有不少人只写了一两篇片断性文章而已。除了上述学者之外，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的学者有河云清、郭利夫、李浚植、金胜心、李宇正、李京奎、金泰凤、黄暄周、李治沫、安炳国、俞圣浚、金成文、俞炳礼、高八美、李永朱等。他们将主导唐诗研究的未来。因此，唐诗研究仍将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 二、唐诗概论 唐诗译注本要比其他译注本多，约五十多种。其中最早的有任昌淳的《唐诗精解》（1956年），金达镇的（唐诗全书）（1987年）则译注最丰富，共收录了220多名诗人的800首诗，很有参考价值。大学教材可推有注音、注解的柳晟俊的（中国唐诗选注》（1991年）。 对唐诗的时代划分，韩国国内至今众说纷纭。其中值得重视的有池荣在的《在中国文学史时代划分中中晚唐文学所占的地位》（1977年）和洪寅杓的《唐代文学的时代区分问题》（1989年）等。前者指出只根据时代变迁把文学特征的差异整齐划一的矛盾，后者则富有逻辑性地对高棅的时代划分法提出异议，努力减少唐诗研究的重复性和分类错误。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成果有：徐镜普的（近体诗形式考》（1959年）、柳𠕠俊的《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年）、尹正铉的《宫体诗小考》（1980年）、李宇正的《唐近体诗构词研究》（1983年）、俞炳礼的《元和体考》（1985年）、柳晟俊的《唐绝句读炼法》（1988年）等。这些都是从理解诗歌内容的角度撰写的论文，并没有提出对已有格律的新见解。另外还有根据主题分类的社会诗、自然诗、山水田园诗等方面的概述性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金胜心的《盛唐山水田园诗研究》（台湾师大博士论文，1987年）、黄善在的《李白诗的现实反映研究》（1997年）等。这些文章对诗人做了概论性的评论。尤其是后者大胆地摆脱以往的李白研究框框，客观地论证了自己的否定观点。另外还有将在后边评述的有关作家作品论方面的论文，如金在乘研究新乐府的论文《唐代新乐府研究小考》（1982年）、金银雅的《盛唐乐府诗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等。这些论文都很值得参考。 以上对几位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做了缺乏客观眼光的品评，谨请谅解。在这里要加上一句：在韩国也已经出版了收录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内所有研究成果的论丛，这个事实突出地证明了研究领域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性。最具代表性的有车柱环的《中国词文学论考》（1982年）。该论文集收录的10多篇论文都提出了对词研究的独创性观点，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此外还有柳𠕠俊的《中国唐诗研究》（1994年）和《唐诗论考》（1994年在中国北京出版）收录了作者的唐诗研究的所有论文。前者的数量多达1400页，将论文分为唐诗通论、作家作品论、罗唐诗比较等几大类，反映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该论文集还对国内外尚未研究过的薛能、戎显、张枯、罗隐等不少诗人作了尝试性探讨，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十多篇关于罗唐比较的论文对崔致远和罗隐、王维和李达、申纬作了比较。《唐诗论考》为中文文集，是研究包括王维在内的所有唐诗的论文集。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韩国还没有一本唐诗概论书籍的情况下，安炳国编著的新书《唐诗概论》（1996年）是一本帮助读者理解唐诗诗调、系统地欣赏诗人作品的好书。此书将对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很有参考价值，不失为一本难得的诗歌入门书。 三、初唐诗 《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多达2300多名，诗48000首，其中主要研究对象不过是几十名。刘开扬《唐诗通论》曾经针对初唐诗的这种现象指出： “初唐诗文集共一百五十二作家，其中著名诗人不过二十人，成就较大的仅有十二人。” 我们通过下列图表观察一下国内学者对初唐诗的研究情况（对王梵志，将在敦煌诗部分讨论）。  如表所示，研究对象相当有限，宋之问、沈佺期、魏征、张说等重要人物尚有待研究。由于初唐诗正好处在齐梁和反齐梁风格共时并存的过渡期，因此外国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在唐诗整体中，初唐诗研究往往比晚唐诗研究更受忽视，确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初唐诗研究只局限在陈子昂、初唐四杰（其中以王勃和卢照邻为主）、寒山等极少数诗人。对陈子昂、初唐四杰、寒山等人分别由金泰凤、安炳国、朴锡发表了硕士论文，对崔融等“文章四友”和“吴中四士”由柳晟俊做了基础性研究。这些人始终是韩国的初唐诗专家，可以期待他们在宋之问等人的更广泛的研究中取得成果。现在，中年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用权宜之计是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的。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初唐诗专家出现，以上述几人为核心的学者们必须深入探讨诗歌和宗教思想的关系，从多种角度找出初唐诗盛行的客观根据。我们必须排除使初唐诗研究在整个唐诗研究中相对置后的因素，进一步推动对盛唐以后的诗歌研究。 四、盛唐诗 根据下列图表观察一下我国对盛唐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情况：  从表中可以发现，我们的盛唐诗研究对象局限于极少数人。许文雨在他的《唐诗集解》中将盛唐诗人分为李白派、杜甫派、王维派等，但我们必须扩大研究对象，对崔颖、储光羲、祖咏、王之涣、常建、綦毋潜、钱起等人的诗作也要进行尝试性研究[1]。但是，盛唐诗的主要研究对象现在和今后仍将是李白、杜甫、王维三人。以下对三人作品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1、李白诗 李白诗韩译本的出版晚于杜甫诗韩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有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年）和许世旭的《李白》（1987年）。论文有许世旭比较李杜的《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年）。李锡浩的《李白诗研究》（1981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李白诗以道教为基本思想的风格特征，进一步提高了国内的李白诗研究水平。郭利夫的《李白诗思想性研究》（1994年）和陈玉卿、黄善在关于乐府诗反映现实问题的研究（都是博士论文），从整体上对李白诗进行了深层次的周密研究，不失为几篇高档次的论文。 另外还有不少与杜甫比较的成果。车相辕的《李白诗说》（1967年）、车柱环的《李杜元白诗说》（1974年）、许世旭的上述文章、柳𠕠俊的《李杜诗诗语用法一考》（1987年）等二十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比较的不是诗歌形式，而是作品的思想背景和现实与浪漫等问题。由于李白诗的谚解本至今尚未问世[2]，无法与杜诗谚解本及其研究进行比较。但是，李杜二人的比较研究是必须受到重视的。 2.杜甫诗 在所有的中国诗歌研究中，杜甫诗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解放后，自从张基槿在汉城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年）之后，杜甫诗便成了中国诗歌研究界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此后又有车相辕、车柱环、张基槿、李丙畴、许世旭、李炳汉等中文学界早期学者都各自进行了专题研究。到了70年代，殷富基、尹芳烈、洪寅杓、李章佑、柳晟俊、南润秀、金龙云、元钟礼、徐凤城、黄瑄周、李英朱等学者掀起研究高潮，取得了最丰富的成果。但是，矢志不渝地研究杜甫的学者究竟有多少？我们希望徐凤城、黄瑄周、李英朱等年轻学者在研究专业意识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摈弃片断性追随研究的作法，根据自己独到的观点把杜诗同韩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杜甫研究不仅与诗歌研究有关，而且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李丙畴、金在昊、孙八洲等人的杜诗与韩国汉诗关系研究（包括谚解本研究）说明韩国国文学界也有义务参加杜诗研究。 3.王维诗 王维诗的选译本有李炳汉的《王维诗选》（1976年）和朴三洙的《王维和他的诗》（1993年）。研究著作有柳晟俊在台湾出版的《王维诗研究》（1987年）。研究王维诗必须具备绘画理论、禅宗思想以及古乐谱等相关基础知识。将绘画技法（皴法）中色彩和构图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上是王维诗的一大特征。从我们的角度上看，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柳晟俊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佛教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撰写了一部专著和二十多篇论文。金在乘对辋川的二十多首诗进行了理论分析；金胜心论述了诗和自然浪漫性的关系；金亿洙观察到了王维的生平和作品的组合点。最近，朴三洙的新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诗歌研究的局限性。他的韩译也相当准确[3]。对王维的470多首诗，必须从单纯的诗作研究转到诗、文并重的研究方向才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关于王维诗和韩国汉诗的比较问题将在后边章节讨论。 4.孟浩然诗和其他诗 在这个部分，宋天镐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贯穿着一个主题，同时还进行了与王维诗的比较研究。他对孟浩然的生平和赋诗交友、山水田园诗等方面做了史无前例的剖析，没有留下多少新的研究余地。他的博士论文《孟浩然诗研究》（1990年）透彻地分析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通过该论文了解到孟浩然是怎样起到初唐与盛唐的桥梁作用的。此外还有殷茂一、朴秉善的论文也值得参考。由于某一个人的集中的研究成果，有些文学领域往往成为国内外的研究、评价对象。唐诗就是突出的事例，其中包括对孟浩然、王维、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白居易等人的研究。 在盛唐诗人中，除了对上述几人外，还有崔完植对高适、岑参的研究论文《岑参诗特性考》（1981年）和崔庚镇最近的博士论文《高岑边塞诗比较研究》（1995年）等。后者将会是大有前途的唐诗学者。另外，研究韦应物诗的有金贤洙的《韦应物拟古诗研究》（1987年）和裴但以理的《韦应物诗研究》（1996年，博士论文）。后者的论文在整体上分析了韦诗400多首，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力作，对今后国内外的韦诗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五、中唐诗 对于中唐诗，主要研究对象是古文运动系列的韩愈、柳宗元和推动新乐府发展的写实派诗人白居易以及象征派诗人李贺。与初唐诗、盛唐诗研究相比，中唐诗的研究风格多样、体系完整、水平很高，其中包括许多唐诗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以下是各学者的研究对象： 韩愈—李章佑、高八美 柳宗元—洪寅杓、吴洙亨 白居易—金在乘、俞炳礼 刘禹锡—俞圣濬 李贺—李东乡、河运清 权德舆·大历十才子—金时俊、柳晟俊 然后通过下列图表观察一下对主要对象的研究成果数量：  在上述成果中，李章佑的韩愈诗研究和洪寅杓的柳宗元研究在韩国国内唐诗研究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中文学界也做出了很大贡献。李章佑是持之以恒的韩愈研究专家，他分别在汉城大学和台湾大学完成了两篇硕士论文《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年）、《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年），还撰写了博士论文《韩愈的古诗用韵》（1981年）。他一直研究整理有关韩愈的资料，通过《中国语文学》对《续唐诗话》（韩愈条）加了十二次译注，并把译注改名为《韩愈诗的故事》公开出版（1988年），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底，为学界同仁做出了榜样。他以大邱为据点组织岭南学派并使该学派在国内中文学界成为一支和汉城学派一样研究活动最为活跃的队伍，而且他还培养出一大批“诗学”研究弟子，其功劳应给予高度评价。 至于柳宗元诗研究，当首推洪寅杓的业绩。他分别以《柳宗元研究》（1968年）、《柳河东诗研究》（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不仅对诗歌，而且对赋和散文做了潜心研究，堪称成绩卓著。他比笔者早一年大学毕业，是我研究生院的同窗好友，平时交往甚密。可惜他于三年前（1994年）犹如黄鹤飞向九天，一去不返。他的早逝是唐诗研究界的一大损失。尤其是笔者预定于1994年4月举行《中国唐诗研究》（上下册，共1405页）出版纪念会，他已许诺前来祝贺，只可惜他没能赴约。他平时对笔者不吝赐教，多方鼓励。如今他已与世长辞，笔者至今深感悲痛。 在白居易研究方面，继金龙燮首次发表《白乐天研究》（1957年）之后，金在乘、俞炳礼等人发表了相当水平的研究成果。金俞两人都以白乐天研究为主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此后两人各自以白乐天研究专家的身分从事研究活动，委实令人欣慰。白居易的诗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题目。首先必须从高质量的译注入手，进行有组织的选题和研究，以保障涌现出一大批继承先师传统的研究人员。另外对李贺、刘禹锡的研究，青年学者热情高涨，有望取得丰硕成果。 另一方面，柳晟俊对李益、薛能、戎昱、陆贽、皇甫湜、韩翃、李欣等人的作品进行了初步探讨。他多年来一直重视扩大对唐代诗人的研究范围、整理唐诗史资料等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后边再叙[4]。 六、晚唐诗 晚唐诗比初唐诗更受重视，研究水平也更高。但研究对象只有杜牧和李商隐。在诗论方面，也只有对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概述，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只从唯美主义角度观察晚唐诗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热情还没有波及到以“芳林十哲”和“三罗”为主的古淡派现实主义风格。重要的是，我们的汉文学鼻祖崔致远、宾贡才子同顾云、“三罗”、“芳林十哲”曾经有过交往，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探讨他们的作品。 在杜牧诗研究方面，最早的论文有赵钟业的《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年），此后发表了李鸿镇的《杜牧诗考》（1979年）、柳晟俊的《杜牧诗的忧国豪健风》（1980年）等。这些论文都着重分析了杜牧忧国忧民的特征（刘大杰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牧描写成“色情诗人”）。由于有了吴洙亨的论文《杜牧研究》和徐锡国在台湾完成的硕士论文，杜牧研究才有了客观性。金成文的博士论文《杜牧诗研究》（1993年）终于对杜诗进行了整体上的分析和整理。该文分析了杜牧的所有诗作400余首，对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进入70年代以后，在李商隐研究方面，柳晟俊和李章佑分别发表了《李商隐诗风考》（1976年）、《李商隐诗研究》（1978年）。此后由河运清和张南姬把李商隐研究定为硕士、博士论文题目，一直进行着正规的研究和整理。河运清的博士论文《李商隐诗研究》（1985年）已经公开出版，是一部广泛被人使用的好参考资料。他还继续他的李商隐出生年代的考证。张南姬也一直在搞无题诗、锦瑟诗以及作品政治性的研究。对于杜、李二人，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有始有终的集中研究，就像对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研究一样，也要成立专门学会（中国等国家已经成立了以上诗人的研究会）。 司空图研究主要侧重于诗品。发表的成果有车柱环的《司空图及其诗观》（1965年）等十多篇论文。彭铁浩撰写关于《二十四诗品》的硕士论文（1985年），并从此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等文艺理论。但是，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是以他的诗为根据的，因此研究司空图必须首先考察他的诗歌。 目前，诗歌研究局限于杜李二人的作品，对其他诗人，国内外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对留下200多首诗的其他诗人，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相当规模的研究工作。1996年召开的西安唐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提交大会的120多篇论文中，包括聂夷中等人的30多篇新主题论文。韩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新题目论文。如对薛涛（崔完植，1970年）、许浑（柳晟俊，1985年）、张枯（柳𠕠俊，1987年）、罗隐（柳𠕠俊，1984年）、皮日休（柳𠕠俊，1988年）等人都做了初探。 七、敦煌诗 韩国的敦煌诗研究尚未成形，只有“‘敦煌学会”开展活动。继车柱环的《云谣集研究》（1982年）之后，李秀雄出版了《西域诗选》（1986年）。权宁学的《敦煌写本叶净能诗研究》（1985年）开辟了国内敦煌诗研究的新路子。但是，在敦煌诗中可能属于唐诗的有王梵志诗390多首（据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1991年）、韦庄的《秦妇吟》、李翔的《涉道诗》28首、《马云奇》13首、《敦煌二十咏》、残诗59首（据王重民的《补全唐诗》）等。李鸿镇曾经为《秦妇吟）加了译注。关于王梵志，继大陆的张锡厚注本（1983年）、项楚注本（1991年）、台湾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1988年）之后，韩国也发表了柳𠕠俊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及其伦理意识考》（1993年）等五篇论文。硕士论文（李愚镛，1996年）和博士论文也即将问世。 在唐代（五代）敦煌民歌研究方面，柳𠕠俊在《中国学报》（第二十辑，1979年）上发表文章论述其产生与结构问题之后，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文章，至今未见像样的论文。这是因为民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不够完善，而且在国外也不太重视的缘故。不过，金贤珠在台湾师大撰写论文《唐五代敦煌民歌之研究》（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民歌研究迎来了新的转机。这篇论文细致地分析了敦煌民歌的范围、资料来源、内容和形式以及它与乐舞的关系等。特别是他把乐舞的乐谱运用于民歌研究，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八、韩中诗比较 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韩国人研究中国文学很有可能只停留在“模拟阶段”。因此，我们的研究必须具有独创性。韩国有自己的文学形式—汉文学，这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无法企及的学问世界。在我国，有许多国文学者和汉文学者积极参与比较研究，他们的热情丝毫也不逊色于中文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在“比较文学会”、“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会”、“韩国汉文学会”等学会上发表，但“东方诗话学会”则是他们的主要活动舞台。在国外，最受中国唐代文学会等众多国际学术组织关注的就是这种比较研究。 韩中诗歌比较已超出郑鹤模的《汉文学与国文学》（1949年）、李能雨的《韩中律文比较》等文学通论阶段。进入60年代，李炳汉的《散见于诗话的李朝文人之文学观》（1967年）是一篇掀起诗歌比较热潮的好文章。此后，许世旭发表《韩中诗话渊源考》（1968年，台湾师大博士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从此，许多中文学者真正开始参与韩国汉诗研究。另一方面，车柱环在发表《通过诗歌观察韩中文学思想》（1973年）之前已经出版了选译韩国汉诗话的著作《诗话与漫录》（1966年），为中文学者直接参与国文研究做出了榜样，并且为洪寅杓的《西浦漫笔》译注本和《洪万宗诗论研究》等大作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不仅如此，国文学家研究中文学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其中包括李丙畴的杜诗研究。他的弟子孙八洲《申紫霞诗文学研究》将申纬诗与元好问、王士祯进行了比较，堪称成绩卓著，以下简要介绍与唐代的诗比较研究概况。 在这方面，还是唐诗学者的比较研究活动值得重视，比较范围也只局限于韩国汉诗和杜甫、李白、王维、韩愈、白居易等人。例如，与杜甫的比较方面，有李炳畴的《杜诗谚解抄》（1959年）、《韩国之杜诗》（1963年）等20篇论文。李炳畴在国内韩国汉诗与杜诗比较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此外，李昌龙发表了《高丽诗人和杜甫》（1976年）、《杜诗对韩国诗文学的影响》（1980年）、《退溪借鉴杜诗实相》（1982年）等十多篇有体系的研究成果。他与李炳畴一起被学术界公认为此界主要学者。后来又由金英兰在发表《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1989年，台湾师大博士论文）前后撰写不少有关论文，继续乐于此道。 韩国汉诗与李白诗的比较，有李锡浩的《李白对韩国文坛的影响》（1984年）等数篇论文和李昌龙的《现代诗借鉴李白诗实相》（1983年）等五篇文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李朝对儒学思想的崇尚导致了对李白的忽视。如前所述，与杜诗相比，李诗谚解几乎等于零。 与王维的比较方面，柳晟俊通过《王维与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年）和有关王维与陈𣴱、金九容、成侃、李达比较的论文（1977年、1981年、1983年、1985年）澄清了王维诗对韩国文学的影响不次于李杜、韩柳、欧苏的事实。柳晟俊还通过他的论文《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1979年）、《罗唐诗人交游考》，从《全唐诗》中找出20多首新罗人诗，并且还整理了30多首罗唐诗人交流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崔致远以前的韩国汉文学研究的空白。另外，最近他试探性地进行的崔致远诗与晚唐诗人罗隐的比较研究《罗隐与崔致远诗比较》（1993年）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在与韩愈诗的比较方面，仅有许倦洙的《韩愈诗对韩国文学的影响》（1985年）和李昌龙的《韩愈诗对退溪诗的影响》（1992年）。与白居易的比较研究成果只有金卿东的《白乐天与高丽文人》（1992年）。 注释： [1]十年前，笔者已经开始重视尝试性研究，整理出了李峤、崔融、戎昱、薛能、韩翃等20多名诗人的作品。请参考拙著《中国唐诗研究》（1994年）、《中国诗歌研究）（1997年）。 [2]笔者有幸通过间接渠道得到了一份可看做朝鲜朝朝文谚解本的手抄本，已对《远别离》等130首诗加了译注。书中有“七言上”20首、“七言中”35首、“七言下”20首、“遗响”60首。从国语界的角度上看，它对韩文体研究很有参考价值。虽不及杜诗谚解，但作为李白诗谚解本还是值得重视的。 [3]柳𠕠俊继硕士论文《王维诗考》（1968年）和博士论文《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年）之后，又有《王维之田园山水诗考》（1990年）、《王维生平与道佛之关系考》（1994年）等2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唐诗研究》（上、下，国学资料院，1994年）、《唐诗论考》（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广西师大《唐代文学研究》第6辑，1996年）等书刊上。金在乘发表了包括硕士论文《王维诗研究》（1975年）在内的两三篇论文。金亿洙发表博士论文《王维研究——宗教、艺术与自然之融合》（1985年）等10多篇文章。金胜心继硕士论文《王维诗研究》（1980年）之后，在其博士论文《盛唐山水田园诗之研究》（1987年）中主要探讨了王维诗。另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文章。朴三洙在发表博士论文《王维诗研究》（1994年）前后也发表了译著和论文。 [4]柳晟俊的《李益及其诗歌小考》（1997年，《中国文学》第四辑）、《薛能诗初探》（1991年，《中国研究》第六辑）、《戎昱及其诗作》（1991年，《中国学报》第三十一辑）、《中唐陆宜公之文学与诗三首初探》（1993年，《外大论文集》第二十六辑）、《韩君平诗的讽刺与非战意识》（1991年，《中国文学》第十九辑）、《李颀诗交考》（1992年，《外大论文集》第六辑）、《皇甫湜及其诗三首析》（1994年，《中国语文学》第一辑）等。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