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上海图书馆引进的西方早期汉学专藏——“罗氏藏书”经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专家的初步整理，12月20日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大厅与公众见面。 由20余件西文珍本和历史版画组成的这次“汉学遗珍——上海图书馆藏罗氏藏书要籍展”不仅让读者见识了西方早期“摇篮本”，感知15世纪中期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以来对文化传播的影响，而且从中追寻到历史的发展踪迹，再现历史的风云变幻。 1、沪上首现“摇篮本” 德国人古登堡（1397-1468）在1450年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之前，西方图书的生产方式均为手工抄写。古登堡印刷术使书籍从手工复制变成机械印刷，彻底改观了由文字所构成的载体世界。在目录学中，人们将1500年前由金属活字印刷的欧洲出版物统称为“摇篮本”（Incunabula）。作为西方早期珍本图书的“摇篮本”，各国都视如珍宝。目前世界上已知现存的“摇篮本”约有四万余种，分别由1000多家出版商制作，主要收藏在西方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上海图书馆引进的“罗氏藏书”中有两本“摇篮本”。一本是147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拉丁文《世界各地》、一本是1480年意大利米兰版的拉丁文《曼德维尔游记》。这两种图书的入藏改写了上海图书馆文献收藏中没有“摇篮本”的历史。 2、“罗氏藏书”中的“赵氏孤儿”译本： 18世纪欧洲掀起一股强大的“中国热”，中国戏剧文学也在这股热潮中飘洋过海。其中，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并引起巨大反响的中国戏剧作品。1731年，《赵氏孤儿》首先由耶稣会士马若瑟（1666-1736）译成法文。1735年，他的译稿被收进了杜赫德主编的四大卷《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三卷中（“罗氏藏书”编号394）。然而，这份译稿并非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来面目，只保留了原剧的故事框架、剧情脉络及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原剧本以歌唱为主，法文译本却变成以对白为主，原作中的“诗云”等内容被删去大半，原作中的曲子也被统统删光，只注明是谁在歌唱。《赵氏孤儿》的英译本至少有3个，其中一个便是出自18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帕西（1729-1811）笔下，帕西在其著作《中国诗文杂著》（“罗氏藏书”编号525）中的第三部分收录了自己的《赵氏孤儿》的英译稿，由于他只是转译法译本，所以马若瑟译本中的一些不足也被复刻了。法国大文豪伏尔泰（1694-1778）在读到《赵氏孤儿》后，对此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闭门数月创作完成了五幕悲剧《中国孤儿》（“罗氏藏书”编号477），并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首演。伏尔泰将原剧中的儒家思想加以修改，使之为他的启蒙主义思想服务，构建了一部全新的话剧，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理念以西方人较易接受的方式带入了欧洲。此外，19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1797-1873）也曾翻译过这部著名的剧作，亦名《中国孤儿》（“罗氏藏书”编号898），在当时的法国文坛上曾轰动一时。 3、罗氏藏书中的孔子形象： 16-18世纪间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最具影响的当属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1623-1693）等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一书（“罗氏藏书”编号182）。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该书载有一张孔子的全身像，是孔子画像在欧洲的首次刊印。画像中孔子身着中国古代传统服装，手执笏牌，背景综合了中国孔庙及西方图书馆风格，身后两侧是排满中国经典的书架。这幅孔子肖像在儒学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向欧洲展示了儒学的基本文献，又表现了儒学的学统。该书首次详细地向欧洲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不仅有对孔子一生活动的介绍，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孔子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4、罗氏藏书中的“耆英”号传奇 国人所熟悉的中国世博第一人是上海商人徐荣村。但在西方人眼中，另一个同样参加了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中国人更富传奇色彩——“广东老爷希生”。“罗氏藏书”中有两件藏品与这段往事有关。 1846年8月，几个英国商人在广东购买了一艘中式平底方帆船，以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的名字为名，经一年多航行，于1848年3月抵达伦敦。这些英国商人计划利用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好奇，把带着大量中国工艺品和华人船员的“耆英号”当成流动陈列馆。为制造声势，他们还将雇来的一位中国人包装成“中国特使、五品官员、广东老爷希生”。而这位“希生”因获邀参加1851年的世博会开幕式而轰动一时。“罗氏藏书”中收藏了题为“中国帆船‘耆英’号大观”的小册子，还有一枚为纪念“耆英”号抵英而特制的纪念章。小册子仅在“耆英”号甲板上售卖的这本小册子，为数以十万计登上“耆英”号帆船，对“遥远的天朝”感到好奇的英国各界人士打开了一扇中国之窗，也让“广东老爷希生”名噪一时。 5、罗氏藏书中的历史影像 以西方印本书籍为主的“罗氏藏书”，还包括了手稿、信函、纪念章等多种形式的藏品。其中的两幅版画各具特色。一幅以1842年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为主题。画中神态各异的中英双方代表栩栩如生，右下角有中文“永世和好”字样的钢印。此画依据英国军官普莱特所绘油画，由伯奈特制作，于1846年由伦敦出版商F. G. Moon出版发行。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古老的中国文明就此被迫卷入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大潮之中。另一幅则是身穿中式服装，一手持扇的男子肖像，此人正是最早抵达瑞典的中国人“周阿福”肖像。据记载，周阿福本是广东商人，受瑞典东印度公司之邀于1786年抵达瑞典哥德堡，并在瑞典逗留近一年之久。这幅肖像乃是当时瑞典画家为其特意绘制。“罗氏藏书”中收藏的这两幅版画，虽然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作为中国近代史影像资料的意义却是异曲同工。 6、卜弥格与中国科技西传 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1645年来到中国，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和亲身经验，写成了《中国植物志》（罗氏编号118）一书，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名花和珍奇动物，并附有23幅手工上色的精美图片，这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也是当时近百年间欧洲仅有的一份关于中国动植物的资料。在医药学方面卜弥格编译了《中国脉理医论》（罗氏编号150），他来华前曾担任王室的御医，来华后运用自己对西方医药学的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写成此书。书中介绍了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及通过查看病患的舌苔来诊断病情等中国特有的行医方式，引起了欧洲文化界的注意，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另一本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医大全》（罗氏编号180）收有若干种中药材的介绍与木板、铜板插图，颇具研究价值。 7、基歇尔的《中国图志》（初版、阿姆斯特丹拉文版）（罗氏编号132） 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基歇尔的《中国图志》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基歇尔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有机会和往来于中国的传教士进行交流并接触到他们带来的档案资料，从中获取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这本书就是基歇尔对这些珍贵的记录资料进行研究整理后形成的一本汇编。《中国图志》中将汉字作为重要部分来介绍，通过对象形文字的解读来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此外最具价值的是书中有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罗氏编号90）的研究著述，基歇尔所使用的都是当时未发表过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卜弥格和曾德昭提供的两种译本、碑文拓本，以及卜弥格对碑文逐字逐句的注音和释义，基歇尔再对全文进行了系统性地翻译。这些工作对西方了解中文发音、对汉语的拉丁字母拼音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8、香港司法制度变迁的缩影 从“罗氏藏书”中一套《香港殖民地法令集》里，我们能窥见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香港司法体系变迁的脉络。这套书深绿色封面、烫金书脊，原藏于英国上议院图书馆。其中收集了1844年到1876年间历任港督签署的各色法令近300种，涵盖了刑事、民事、诉讼条例、监狱管理、机构规章等各个领域，这套法令集如实反映了港英当局逐步将英国司法体系移植到香港的过程，也是了解殖民统治初期港英当局如何管理香港的重要历史文献。 9、一门双杰——“罗氏藏书”中收藏的父子汉学家作品： 德经（1721-1800），法国18世纪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1752年，因其在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资格；1754年又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756-1758年，德经将其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研究集结成册，出版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北狄通史》（“罗氏藏书”编号486），书中首次提出入侵欧洲的匈人部落就是中国古代匈奴的后裔。这一观点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被采纳。小德经（1759-1845），自幼从其父学习汉语，为庆祝乾隆皇帝登基60周年，荷东印度公司专门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中国向乾隆帝道贺，小德经在使团中担任译员，随后便在中国逗留了17年之久。1808年小德经奉拿破仑旨意编写一部权威的汉法拉字典，1813年《汉法拉字典》（“罗氏藏书”编号763）问世，旋即受到社会热捧，小德经也因此进入法兰西学院。但是，正是这样一部让小德经功成名就的巨著，后来被发现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了叶宗贤的手稿作品《汉字西译》。 据了解，本次展览从12月20日到26日结束。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告诉记者：图书馆的第一使命是收藏人类文明的记录。这次“罗氏专藏”的入藏，不仅大大丰富了上图汉学资料的收藏，也提升了上海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吴建中表示，今后上海图书馆不仅要做好文献资料的收藏，还要把上图打造成汉学研究的交流平台。同时，上图加紧对这批藏书的整理工作，让它们尽早为学术研究服务。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