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王安忆一九九五年的小说《长恨歌》的翻译版最近出版之后，我们请周月风来写写其小说的内容和重要性。接下来周月风用其最近出版的关于二十世纪末中国小说的作品，来给王安忆的上海故事把脉。 在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中，上海已经变成在近代的学术研究和创作上最流行的一座。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大经济改革下复兴的影响，还有部分原因是一百年来（一八四三-一九四三）上海唯一的由殖民和伴随现代化的经历留给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今天的上海的基础。许多关于上海的小说注意到那座城市丰富的历史，从清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由法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到后来的日本以条约形式对这座贸易港的占领。例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一九三○-一九四五》（一九九九）和希尔曼;可池然的《开拓南京路——上海的商业文化 一九○○-一九四五》（一九九九）都终结在一九四五年。 在这个启发中，可以有趣地看出来王安忆在开始写作她的上海小说《长恨歌》（一九九五）时，不是在蒸蒸日上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是在迟来的一九四五年，此时日本已经投降，“东方的巴黎”（上海）在共产党解放全国之前跳了它的最后一支殖民地探戈舞。王安忆文章中的上海是在离霓虹灯很远的居民巷子和夜市娱乐表演的尽头开始的。她的上海故事追溯从那座城市自解放前期的风云变幻到“文革”之后，跟随一位上海小姐漫步在弄堂巷径的足迹上。在王安忆看来，那是她的乡亲同伴们在隆隆作响的政府机器下面的平平常常的存在。服饰、事物、避难所和运输机船——所有日常生活的基础的特征——被如此细致地描画出来，表明一个社会的历史是依靠政治的历史的巨大的叙述天性而创造的。从旗袍和香水味的优柔的特征中，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表现出某种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历史记忆之外的资本主义时期，这其中带有她的怀旧心和对那个逝去的殖民时期所充满的幻想。 看起来在千禧年迎来之际，王安忆不是唯一感觉到怀旧的炎黄子孙。那本《长恨歌》在中国收到了满意的欢迎，在二○○○年获得有声望的茅盾文学奖，后来在二○○四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舞台上上演，在二○○五年被香港导演关锦鹏拍成了电影，在二○○六年被丁黑改编成了电视剧，还在最近被白睿文和陈毓贤翻译成了英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二○○八）。因这权威的著作，王安忆又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当代中国文学江湖中的重要地位。 小说分成三个部分，跨越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八六的四十多年。第一部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灯光闪烁的上海作背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孩王琦瑶喜欢冒险，梦想在她上学时就当上电影明星，在战后的上海小姐选美竞赛中得了季军。她后来被一名政客包养做了情妇，政客却在一九四八年的飞机事故中遇难。在第二部中女主角先缩在乡下，不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则以邻居护士的身份，返回了那座倾城。她和三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一个是富翁放荡的儿子，一个是有俄国血统的二流子，一个是摄影师。她在一九六一年的婚外恋中生了个女孩儿。第三部书大大跳过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写的是政治造反之后的几十年。她在那座复活的城市和她的女儿和她的年轻的性伴侣们过着简单的生活，直到她的女儿结婚后才离开去了美国。就像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的《长恨歌》中传奇化地描述到杨玉环（七一九-七五五）的不幸，朦胧地预示出那小说结局时，王琦瑶去保护政客留给她的一箱子金条，因此而横死。她最后看到的是病榻上的一群耗子和谋杀现场，一如她四十年前在电影厂里看到的。上海小姐王琦瑶从年轻到老年的下坡生活能作为比喻来理解上海从战后到革命后的变迁。 写上海的妇女和借妇女写上海在中国的现代的小说中有一个长期的传统。曹聚仁（一九○三-一九七二）的文学评论总结出不同的都市女性的特征：“北京学校里的（京派）是如大家闺秀，而上海学校里的（海派）就如摩登女孩。”带有浪漫的和怀旧的写作已经把上海的风格和北京教条古板的风格区分开来。没有了扑朔迷离的情节的出现，小说差不多有四百页长，因作者全面将能力致力于身体的和心理的细微差异而不是在情节上做文章。《长恨歌》那绵延漫长的描写可以令你想起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大作家雨果和自然主义者左拉。她的细心的写作讽刺地指向无用的生活，与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经典作品《红楼梦》产生共鸣，《红楼梦》中说到那曾是兴旺的和有前途的大观园沦落成失落的异度空间。密切注意的生活点点滴滴和精致的感情变化全被女性的情感增强了。如曹雪芹和张爱玲一样，王安忆很擅长在女性的心理世界中进行深度的发掘。 《长恨歌》以前五页的描写旧上海弄堂街巷道尾的部分开始。鸟瞰上海，战后这座城市带有一个消极的印迹：当灯光形成点点线线时，那一条条小巷成为灯光背后的黑暗。叙述者进入各种各样的弄堂是在黎明而不是晚上，使读者从石库门到棚户区游览一程。屋顶的瓦片和毛毡，屋脊和老虎窗，窗框和窗台，木质台阶和木板墙，街灯和街门，后窗和后门，铁门和水泥地，厢房和亭子间，庭院和客厅，厨房和闺房，屋的平顶和阳台，山形墙和阴沟——那家居建筑是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的最精密的神奇代表。 介绍了那个城市的中心之后，读者们再看到上海已不是那个街名由拓殖和改革命名的城市了。解放三十年后，巷子被拆了，黄浦江和苏州河全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同时那些电车的如城市心跳的叮当铃声已经消失。在小说中那电车的机械铃的叮咚鸣响，时常被提到来渲染怀旧的情绪。在几十年的物质需求的抑制后，在第三部的第一章里，大家又一次在作者的描述性的指挥下，游访了弄堂和由弄堂连接的建筑群。在那片出租房间的复杂的罗马式的雕饰图案已经满是灰尘和蜘蛛网的时候，那些西式房屋的半圆形的阳台就被居住在里面的家庭分成了两间厨房。离大家远去的是那些建筑装饰的雄伟光彩和那大都市的高尚气势。回到她写的城市中——文章在开始用了明喻，作者悔恨的是那市容已经变得杂混无章和不易辨认，即使那些旧的街道名称现在已经重新启用。 大家明确的是，因王安忆的写作集中在一个如雄伟的胜境的狭窄的弄堂，而不是那忙忙碌碌的码头，以至于中国的评论家们读小说时都有一种上海中产阶级的后社会主义的怀旧感，因此可以看成是中国在毛泽东的时代以后的关于中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例。王安忆对都市小资产阶级分子每天点点滴滴的写作，冲破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无产阶级革命的旧思路。上海巷径的变化已经有年头了，但是，那弄堂的边缘的文化保留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足迹。那些每天在街巷里的平凡小事儿显示出上海人民的无政治参与心和无历史观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的哲学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议程中是一种反向的流行形式。大陆的评论家张清华这样做结论：“‘革命的上海’看起来永远不能取代那个‘都市的小资的上海’——革命和政治在上海与时俱进，但都市小资的生活都在每一个街道和角落中根深蒂固。”（《当代作家评论》二○○三年第二期，第八十六页）。 王琦瑶既不是一个全方位的征服时代的英雄，也不是一个抗争厄运的经典的悲剧式英雄，如果能用矛盾的修饰法来说，是一个平常生活中的英雄。平凡的“英雄”最知道怎样去在都市生活中面对各种机缘了。这样的英雄气概依赖于她自己在一个有价值的生活和物质适宜的挣扎中的专心。王安忆证明，那城市居民的座右铭一样的世俗的物质观，使他们远离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在生活基本的必需品中，衣服——读“时尚”是王安忆的向往和追求。小说中有大篇幅的去渲染上海小姐的奢华服饰的穿戴式样、图画式的讨论和描述的文字。在考虑到人们的服饰和身体的关系上，张爱玲在她一九四三年的散文《更衣记》已经指出了政治上的想法：“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当个人的风格和西式的服装被认作是中产阶级的时候，由身体上的流行所创造出的空间综合了“文化大革命”的裁缝的习惯。离皮肤最近的地方，穿戴的空间是大家该保护的最终的地方。 衣服的政治倾向使穿衣者的安全堡垒变成了织品的空间，那是可以说衣服能在兴旺的年代立刻坦白地表达自己的品位，还能在造反的时期表现有形的自己的最小的满足。一九四九年的政体变化以后，毁灭了的上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目睹了中山装取替了西式绅士西服，一度流行的满族上流的旗袍逐渐绝迹。旗袍的现代版，长衫已经做得更加合体，用束腰来显示出女性的身体的外形。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以来，“文化大革命”是以其蓝色纯棉制服的硬规定的反时尚趋势做标志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当王琦瑶的女儿和其他赶潮流的青年们接受了卓越的新世界的街头流行文化时，王看到了新潮的原点来自于旧风俗，就欢迎起新的潮流，借此回忆她过去的小资经历。 王安忆关于上海的怀旧小说中，那些关于每一天的小资经历及对郁闷的描写，是和现实世界中那个每天都不重要的圈子一样的。在这儿，都市中层每天的生活已经消散了那伟大的夸张的政治游戏。在王安忆看来，历史是不能用主要的政治事件来叙述的，而是小角色的事件，如作者比喻成的一块块剩下的布一样。她以私生活来看历史，以小事件来看历史。小事件是值得沉思的，因这些是过去个体能控制的存在（如，一个个体关于衣服的选择——至少在衣服的大小和情节程度上），是能够重新创造的（根据个体怀旧的要求），同时还能参与（在个体的每天的程序内）。而这种个体的自由只能通过一个消费城市，如上海的小资的行径来具体化。 （这篇文章选自周月风的《重新绘制那段过去：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历史小说 一九七九-一九九七》，文字稍有改动， 【来登：布尔，二○○八】第一六九-一八○页。发表于《中国脉搏》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