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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即将过去，二〇〇六年就要到来，在辞旧迎新之际，能来到大连，来到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参加活动，旧友重逢，新友云集，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今天讲座题目是《日本中国学漫谈》。内容并不深奥，也不系统，因为我所了解的中国学是有限的。主要内容有十几个小题目，在这些题目中，我会经常提到时代，从飞鸟时代开始，经过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 日本和中国交流的历史很早，有明确记载的是从两千年以前东汉时开始的。据《后汉书》记载，东汉皇帝把一颗金印授予了日本九州地区一个小王国的国王。这颗金印在一七八四年（即江户时期），在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上面有五个字，叫做“汉倭奴国王”。这就表明东汉时，日中两国已经有外交关系了。后来在公元三世纪中叶，日本的女国王卑弥呼派使节到当时的魏朝，魏国皇帝把“亲魏倭王”的称号授予了女王。这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有明确的记载。之后中国的历代史书中，都有两国交流的记载，见诸《晋书》、《南齐书》、《梁书》、《宋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元史》、《明史》中。 从飞鸟时期开始，日本政府派使节到中国进行交流，主要向当时的中国学习文化、政治制度等等。我们把这个使节叫遣隋使，后来又叫遣唐使。最早的遣隋使叫小野妹子，他在六〇七年第一次到隋朝进行外交交流。后来在唐代时期，从六三〇到八九四年，又派了十几次的遣唐使，这些都有记载。在晚唐时期，由于昏暗时期比较长，日本政府就中断了使节的派遣活动。从此，日本国比较流行学习中国文化的国风，使得日本“国风文化”很发达。当年在中国收集的或者中国政府送给日本政府的文物、书籍等等，现在保存比较好，均收集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里，共有文物九千件，都是七八世纪很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每年在十月初公开展览，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日本人很早就开始收集中国的书籍，书籍的内容我们现在也可以了解，因为有当年收集的目录，叫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它是日本平安时代前期的儒者藤原佐世(八四七～八九七)按照《隋书•经籍志》编写的汉籍书目。收录晚唐以前的舶来书籍共有一千五百七十八部，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七卷。里面有不少当时在中国已经找不到的佚书的记载。通过这些内容，可以了解当年日本汉学的水平和唐代以前中国的珍贵书的存亡情况。书目收录的书籍最晚的是晚唐时期的，一定是晚唐以后开始编的。 经过几百年交流，日本开始了汉文研究，主要地点还是宫廷的所在地奈良。七九四年，日本朝廷从奈良迁都平安宫，即京都。从此，京都成为汉学研究中心，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期。主要研究人员以贵族为主，因为能看到这些珍贵资料的都是有身份的人。 日本佛教比较发达，想去中国朝拜的和尚很多，唐代时期去的叫做入唐僧，宋时去的叫入宋僧。现在有好几个人很有名，他们都留下了很珍贵的资料。如传教大师最澄，生于七六七年，八二二年云世。他在浙江天台山学习了几年，回来在京都附近的比睿山建造了一个大寺庙。这个寺庙现在还有。同时还有个语言大师空海法师，也叫弘法大师，生于七七四年，死于八三五年。他是到了长安城学习，师事惠可法师。前几年日本还拍了纪念他的电影。另外，日本还有圆仁法师，也叫慈觉大师（七九四～八六四），这位和尚于八三八年入唐，并撰写了《入唐求法巡礼记》。宋朝时，日本有两个和尚来到中国，一位是奝然(九八三～一〇一六)，他是京都的和尚，于九八三年来宋朝，得到了宋代第二个皇帝太宗的接见，还带回来了刚刚印刷出来的北宋初年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开宝藏》。非常遗憾的是，《开宝藏》的大部分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了。神宗时期，就是王安石生活的那个年代，一个叫成寻(一〇一一～一〇八一)的和尚也来到了开封，他是一〇七二年入宋的，当时已经很老了，有六十几岁。他去了天台山、五台山两座佛山，朝拜了佛教的遗址，并撰写了《参天台五台山记》。后来他死在开封的相国寺。这一时期，促进日中文化交流的主干阶层都是佛教界的人士。 通过他们的努力，现在日本收集了不少中国刻的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仅留下了部分。目前中国刻的所有的大藏经，除了辽藏、金藏以外，其他的都收藏在日本大学、佛教寺院里面，现在都可以看得到。目前比较流行的大藏经是按照《开宝藏》做的高丽国的大藏经《高丽藏》，按照《高丽藏》翻印的大藏经比较流行。这是日本活字印刷的东西。近几年，好多单位进行了数字化，所有的经典可以进行检索，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京都的中国文化研究，在平安时期，是以文化为主，宋朝以后，学到了南宋时期的寺庙的管理制度。南宋浙江地区的和尚把先进的寺庙管理制度带到日本来，经过小小加工，日本也成立了“京都五山十刹”制度，包括五个大寺庙，还有十个中型的寺庙。现在在京都地区还可以找到京都五山的寺庙。比如说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在这六个寺庙中，除万寿寺比较衰落外，其他的五个寺庙现在都很活跃，信徒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南禅寺、东福寺收藏了不少宋代、元代的刻本，宝贵的文物比较多。京都地区以外，还有镰仓五山（镰仓就是镰仓时代的镰仓）。平安时期以后，镰仓地区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这地区也就建立起了“镰仓五山”管理制度。现在这几个寺庙还在进行教育。 除了寺庙管理制度外，宋代茶道、书法等的艺术、文化都带到了日本京都来。茶道在公元十六、十七世纪时，有个和尚叫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他总结了饮茶的一些做法、制度，成为了一个新的日本茶道制度。现在千利休的后裔还在做茶道，他们的本部就在京都。 通过文化交流，日本人很喜爱中国的文物，特别喜爱中国的书，通过很多办法，购买了很多中国书籍以及汉文的材料。现在这些东西都收藏在日本的学校、寺庙里。个人收藏的也不少，比如我们龙谷大学，它是私立的大学，原本是寺庙，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培养僧侣的学校。净土真宗是亲鸾法师(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创办的日本最大的佛教派系，公元十六世纪时比较大。后来历代宗主，就是寺庙里的最高领导，一直喜爱中国的文化、书籍，购买了不少中国的古籍。现在收藏的都比较好。历代宗主的藏书，名字叫做《写字台文库》，主要内容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出头，经过五百年的购书活动，收集了几万册的汉文书。净土真宗第二十一代明如上人(一八五〇～一九〇三)在一八九一年，把《写字台文库》的大部分藏书赠给了龙谷大学图书馆，大约有三万册左右现在收藏在龙谷大学。不过，因为历史原因，有些善本收藏在大连图书馆的善本库房里，有些书很明显地盖有“写字台文库”图章。现在我们学校开始编《写字台文库》的古籍目录，已经做了初步的目录，共有三万四千册，可能还更多点儿，会超过四万册以上吧。 中国学的研究，到了江户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江户时期年代比较长，从公元十七世纪开始，到明治维新的一八六七年。这时期，是日本中国学的一个高峰，特别是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父子在京都开办了“古义堂塾”，这是个私人开的学校，父子俩人把中国儒教的经典作为教材，教授武士、贵族的子弟。学校的遗址现在还有，就在京都的堀川，而且保存得比较好，有人说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父子的中国学是目前京都中国学的起发点。这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可靠，可以肯定地说，伊藤仁斋是京都地区近代汉学研究的鼻祖。有人还说京都现在有好几个研究中国学的学校，学校的来源可能追溯到伊藤仁斋和东涯父子。他们活动的年代距今有三百年了，伊藤仁斋是一六二七年生，一七〇五年去世，他的长子东涯是一七三六年去世的，所以现在京都的中国学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 京都地区中国学高峰的第二期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是一八六八年发生的，后来日本的国都就迁到了东京，京都只留下了皇宫而已，皇宫里面是空空的，没有天皇，没有行政机构，不过，文化一直留在京都地区，基本没有大的变动。明治以后，在一八九七年，在京都建立了一所大学，名字叫京都大学，现在已经建校一百多年了。当年在京都大学教中国学的著名教授有内藤虎次郎湖南先生、狩野直喜君山先生，还有桑原隲藏先生等汉学家，这些老先生现在都不在了，不过他们在京都大学教授中国学几十年，培养了许多年轻的汉学家。 当年的汉学，我们叫做“支那学”，这个词现在不用了，一般都叫汉学，不过当年的刊物有《支那学学刊》等等。 明治末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清朝的遗老到日本去的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振玉先生，还有王国维先生。罗振玉先生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来到京都，到一九一九年六月回国，先后九年在京都地区活动，和当年京都大学、龙谷大学以及各寺庙的汉学家交流得很密切。王国维先生是和罗振玉先生一起来到京都的，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到上海。罗振玉先生住在日本的房子叫宸翰楼，非常遗憾，现在已经没有了。前几年日本拆了很多房子，包括宸翰楼在内，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王国维先生住在离宸翰楼很近的地方，现在由韩国先生来管理这个房屋。这两座房子离京都大学比较近，房子周围的环境现在还好。上周我陪北京的朋友去了罗振玉先生的故居遗址，很遗憾，现在已经寻觅不到当年的风貌了。 后来，整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内容越来越细了。本来只有一个中国学，后来中国学分成了几个部分，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音韵，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思想。此外，还要分研究的时代，研究的对象。现在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多。 京都中国学研究的第二代主要有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著名教授，他们继承第一代汉学家的经验，继续教授了不少新的汉学家。我本人是他们的孙弟子，不是直接向他们学习，他们的弟子教过我。 当年汉学主要材料是古籍，古籍怎么念呢？日本和中国的语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读中国古籍的时候，必需要加上一些特殊的符号才能读通，否则是没办法读的，这叫做“训读法”。日本刻的书籍都加了这种特殊的训读的符号，所以中国的先生看了日本刻的东西，就觉得有点怪。不过，这也没办法，日本、中国语法不一样，日本人读中国古籍，不得不加这些古怪的符号。 京都地区研究中国学的重点是在大学里面。京都地区人口不到一百五十万，面积并不大，不过小小的京都市现在有四十多所大学，其中有十几所大学里有专门教中国学的，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思想等等。举个例子说，有京都大学、龙谷大学、立命馆大学、同志社大学、大谷大学、佛教大学、花园大学、京都女子大学、京都产业大学等等。中国古籍收藏单位，除了刚才我说的大学以外，还有京都大学附属人文科学研究所、国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会图书馆关西分馆、阳明文库、京都府立、市立图书馆，还有京都各个区立图书馆等，好多单位都收藏中国古籍。 除了大学、图书馆以外，佛教寺庙也收藏不少中国古籍，像我上面说过的南禅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等。前几天，我和北京的同学一起到了东福寺，东福寺是京都五山之一，南宋时期，它和浙江的观宗寺有好多来往的，这些在日中两国史料中有明确记载。东福寺的小庙很多，有十几个，其中有个叫普门院，它过去收藏过《太平御览》，这是北宋初年编的四大类书之一，现在比较流行的刊本是《四部丛刊》本。一九三〇年代，中国的张元济先生专门到日本国，访问了不少寺庙和国家级的收藏单位，找到了三部珍贵的宋版《太平御览》，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东福寺普门院宋版《太平御览》。现在《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本的第一页都有普门院的印章，这就是说东福寺的《太平御览》很有价值。对于我们搞古籍的人来说，《太平御览》是很珍贵的东西。收藏单位现在保存得很好，不过《太平御览》现在已经不在普门院里了，而是保存在专门为它建造的一个很好的库房里。 世界大战期间，日中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进展不顺，彼此之间互不了解，思想感情有些隔阂，影响了研究、教习的环境。出现了学古汉语的人不学现代汉语，学现代汉语的人不学古汉语的歪风。现在在日本，学古汉语的学生逐渐减少，出现了研究古汉语基础弱化的危机。西夏人骨勒茂才在西夏汉语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里说：“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这对于我们思考促进日中友谊，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日本和中国的未来来说，一定要互相认识对方的历史、文化、语言，通过互相的学习、了解，开展各种友好活动，在日中两国人民之间驾起一座互通文化的美好桥梁。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的话。无论日中两国的历史，还是当今整个世界历史，都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共同携手，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认真学习近现代的历史，以造福于日中两国人民，努力创造日中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