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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西方的东方学？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最时髦的说法莫过于后现代理论系统中的后殖民主义。在西方，汉学是东方学的一支，在讨论德国的汉学时，我们也回避不了如何看待作为东方学一部分的汉学这个问题。在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来，西方的东方学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是他们将东方作为他者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因而，东方学是无所谓真假和对错的，西方的东方学和东方是没有关系的，那只是西方人在解决自己精神和文化问题的一种手段、一个说法而已。同时，由于西方的东方学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而产生的学问，因而，这种学问是沾着血的，它是人类知识和学术的耻辱。 这种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真让第三世界国家的读书人解气。我敢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着百年民族耻辱的读书人，凡是第一次读到萨义德《东方学》的时候，都会看得热血沸腾，拍案叫绝。萨义德真是好男儿，一身胆气，敢向几百年的西方东方学挑战。据说，他作为一名巴勒斯坦后裔的美国学者，为表达对以色列的抗议和不满，周末时曾坐着飞机从美国飞到巴勒斯坦，蒙上面布，在街头向以色列的装甲车投石头。周日晚再坐飞机返回美国，周一在课堂上批评西方文学中的东方形象，批评西方东方学对东方的歪曲和肢解。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在萨义德那里轮番使用，非如此不能解他心头对当年殖民主义者奴役东方之恨。但过后细细一想，总觉得萨义德说的那些道理激情有余，分析不足。李雪涛的这本《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使我对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 萨义德运用解释学的理论揭示、说明了文化间的理解总是有着“理解的前见”，人们原有的知识与思想影响着人们对外来知识的认识。这点说的不错。从这点来看，西方汉学在本质上是西方学术体制中的学问，它的发生和变化必然受制于所在国家的文化与观念。 正像德国的汉学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一样，西方各国的汉学都是各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视角对于在国内做国学研究的学者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学者常常看到一些汉学家读唐诗宋词，研宋汉轮回，就觉得汉学和国学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国学和汉学虽然研读的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但立足点是不同的。站在巴黎看香山怎能和北京的文人们在曹雪芹故居前饮酒，在樱桃沟论诗一样呢？ 但这样是否就可以说德国汉学是一门德国人自己对中国想象的学问，它和中国无关呢？是否就可以说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都是异国的想象？ 仔细想想，我认为西方的东方学除了有想象的成分以外，也还是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别的。西方的东方学并不像萨义德说的那样简单，它有着多重的维度，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把握。萨义德只是看到了一个维度而已。 当年我和雪涛与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汉雅娜合编了《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他为此书着力甚多。也正是在翻译编辑这本书中，他对德国汉学的整体和个案都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特点在雪涛这本书中仍十分明显，大处着笔，使人登高望远，有全局之感；小处着眼，娓娓到来，使人身临其境。 通过他对德国汉学的历史的清晰描述，我体会到德国汉学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并不都是梦中的想象，恋人的情思。严肃的德国汉学家们还确实写出了不少研究中国的好书。如在《马氏文通》前写出德国第一部古汉语语法的贾柏莲，他一八八一年所完成的《汉语经纬》一书是在德国第一次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古代汉语进行研究，也是在欧洲语言学史上第一次用崭新的视角来认识一种对欧洲人来说非常独特的印度支那语言的尝试。“贾氏在书中强调了汉语作为一种东亚语言的独特性。” 看过贾氏《汉语经纬》的人都会为他那种认真的态度所感动，几百页的书，上万个汉字，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当代中国语言学家周法高对此书评价极高。又如，雪涛在书中所指出的，当年做过胡适之先生博士答辩老师的德国汉学家夏德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历来被中国学者所重视，他的《大秦国全录》、《中国与罗马东地》（China and the RomanOrient）至今仍是学者案头必备之书。这些事实都是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正如今天没有人能否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无法否认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对古汉语的研究一样，我们无法否认德国汉学在近二百年历史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近年来跟着萨义德的理论跑，用此来解释西方汉学和西方的中国观的著作也不少。不能说他们洋洋大观的十几卷著作没有真知灼见，思想的火花、语言的机智在这些书中也有，但总体上缺乏理论的创造和文化的自觉，他们解释西方东方学与汉学的整体框架和理论是萨义德的，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雪涛的书没有跟风，书中没有满篇的新名词，没有开口“意识形态“，闭口“乌托邦”，沉静而自信，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接受新知而不随风，兼容百家而不失己，保持自己解释的独特性，这是本书的重要特点。 桑兵曾说过：“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史料大量涌现，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雪涛书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德国汉学界和中国近代学术的关系。书中介绍说，陈寅恪曾于一九二一年冬季入柏林洪堡大学，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末离开。当时他主修的专业是哲学学院的印度学和汉学。“陈氏曾师从吕德斯、米勒（F.W.K.Müller）等印度学和佛教学者治东方各种古代语言文字和佛学，从海尼士、福兰阁等汉学家治蒙元史和满族学。陈回国之后，其学术真正达到了融会中西于一体的境界与他所接受的德国学术训练有直接的关联，正是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界的一致推崇。”而民国期间在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德国汉学家有几十人之多，书中在总结这一点时说：“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在其中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内忧外患的时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急剧变化，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接受了西方三四百年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和纷繁复杂的思潮。正是在与西方学术的接触过程中，中国学术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 反之，中国学术界也一直支持和帮助着德国的汉学界，德国汉学的泰斗福兰阁很认真地说，如果没有向达、傅斯年、胡适、洪业、顾颉刚、张星、陈垣、王国维等人的帮助，德国汉学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成就，所以，福兰阁认为，在民国期间中国学术界和德国汉学界的合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德国汉学和中国学术界的这些实际交往不仅仅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们看到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旅行”来解释西方东方学和中国近代学术的关系是多么的单薄。通过德国汉学和中国近代学术的这种关系，说明西方汉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相思”，它和中国学术的实际进展实在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西方汉学，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汉学主义”，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是自我殖民化。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学术史，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就是在清理近代以来我们自己学术思路与概念的变迁。对域外汉学的研究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都大大扩展了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