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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汉学是国际汉学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从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学讲座算起，欧美汉学研究至今也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如果从传教士汉学时代算起，欧美汉学的历史就更长了。在数百年的漫长历程中，欧美汉学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的研究方法，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学术资源，在学术研究的热点、学术活动的组织、学术对话的体制甚至学术文献的征引使用上，都早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自足的体系。这里强调其“自成系统”、“相当自足”，只是强调其有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学术特色，并不是说这个体系是自我封闭、不可对话的，更不是不可质疑的。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学界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多，各种信息获取和交换的渠道渐次建立并愈益畅通，欧美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实际上，对国际汉学特别是欧美汉学研究成果的关注，已经成为近年国内学界的一个热点，在外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有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各学科，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有效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使其初具学科之形态。 诚然，关注国际汉学特别是欧美汉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但是，只有好奇式的关注是不够的，甚至只有简单的热情也是不够的。由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关注呈现出相当显著的时间、地域与专业领域的差别。就时间而言，近年来学界在观念更新和视野开阔方面可谓与时俱进，所取得的成绩与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是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就地域而言，以京、沪、宁、杭、蓉、穗等为代表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国际交流更加活跃，对国际汉学研究信息的获取也相对较多较易，其学术积累也较为丰厚；而其他一些较为偏远的城市高校和研究机构，条件则明显逊色。就专业领域而言，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与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国际汉学研究讯息的重视和掌握，就相形见绌了。 总体来看，目前的国际汉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全面、不及时、重当前而轻历史、重表面而轻深入等种种不足。所谓不全面，如果以欧美汉学为例，则表现为这种研究集中在美国以及英、法、德、荷等少数欧美国家，而没有全面涉及其他各国，即使是美、英、法、德、荷诸国的汉学家或汉学研究机构，也有冷热的不同。所谓不及时，是说在介绍讯息方面总有时间上的滞后，虽然随着网络和电子数据传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一局面现在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所谓重当前而轻历史，即在介绍过程中偏重当前或二战以后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汉学研究现状的关注比较多，而对于汉学史上的诸多学者及其成果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实际上，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很多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在历史上那些通常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中国典籍的外译著作中，也蕴涵着某些对于中国古典的正确理解和精细探讨，值得我们关注。所谓重表面而轻深入，就是很多研究偏重于研究情况的介绍，对于这些研究的文献、方法以及理论问题，则没有深入的探讨。要言之，这些不足又与目前国内学界的现状有密切关系。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更新观念。中国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国际汉学研究是这门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汉学研究的历史积累，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学术史文献，而且是不应忽略的思想资源。因此，关注国际汉学研究论著，不能简单地满足于猎奇式的信息搜集，也不能停留于当前最新信息的获取，而应该将这些信息置于学术史的系统脉络中作认真检视评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基础。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资源，既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文献，也有助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显然，对待欧美汉学研究，也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由于其语言、文化及学术传统与中国有较大差异，欧美学者在学术表达与思考方式方面，与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地学者有较大不同。在欧美接受教育并任教的华裔学者，其语言表达与思考方式也难免受欧美语言、文化及学术传统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重视欧美汉学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文献资源加以整理，以便参考利用，其特具之急迫性不言而喻。个人以为，目前有如下几项工作亟待展开 ： 第一，从学术文献整理的角度，分学科、系统编纂中外文对照的专业论著索引。就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工作显得相当迫切。这些论著至少应该包括汉学专著、汉籍外译本及其附论（尤其是其前言、后记）、各种教材（包括文学史与作品选）、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几大项。其中，汉籍外译本与学位论文这两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这些论著中提出或涉及的学术问题林林总总，如果并没有广为中国学术界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批判或吸收。 第二，从学术史角度清理学术积累，编纂重要论著的书目提要。从汉学史上已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中，选取有价值的、有影响的、特别是有学术史意义的著作，每种写一篇两三千字的书目提要，述其内容大要、方法特点，并对其作学术史之源流梳理。对这些海外汉学文献的整理，就是学术史的建设，其道理与第一点是一样的。 第三，从学术术语与话语沟通的角度，编纂一册中英文术语对照词典。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最重要的工作语言。但是，对于同一个中国文学专有名词，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英语表达法，国内学界英译中国文学术语时，词不达意、生拉硬扯的现象时或可见，极不利于中外学者的沟通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如有一册较好的中英文中国文学术语词典，不仅对于中国研究者，而且对于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人，都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第四，在系统清理研判的基础上，编写一部国际汉学史略。坊间已有的几种国际汉学史，存在的问题或多或少，比较明显的有如下三点 ： 首先，是将各国汉学史彼此分割开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而没有将其作为一种互相联系、相互沟通的整体来看。欧美各国学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多，他们同在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同参加或组织学术会议进行学术对话，人员之间常有交往与流动。例如，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德国汉学家大量外迁，有的去了英国，有的去了美国，就是一次相当集中的人员流动。而二战以后，美国汉学研究日益兴盛，在美国接受汉学教育的不仅有美国学生，而且有很多外国学生，包括来自中国以及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学成毕业之后，或留在美国各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或选择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从事类似的工作。这种人员流动亦是学术交流的形式之一，它显著地促进了国际汉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其次，是较少注意国外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和互动。应该说，这种联系和互动早就存在，可以远溯至耶稣会传教士来华那个时代，20 世纪以来，中外汉学学术界的交往更加密切，必须作为国际汉学史的考察对象。这一方面，桑兵的《国学与汉学》（中华书局 2000 年版）以及叶隽的《主体的迁变——从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等书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这一研究思路仍有待推广，这种注意中外学界互动关系的意识亦有待加强。 最后，是较少注意域外汉籍与国际汉学研究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目，但是，现有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诸国，而对欧美各国所藏汉籍的研究则比较少。另一方面，大多数域外汉籍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是这些文献的珍稀性，而对非珍稀文献在域外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关注较少。例如，曾经长期担任驻华外交官、后来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的威妥玛（Wade Thomas），收藏了很多汉籍，翟理斯曾经为其编撰了书目。这些书多非稀罕品，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时代英国汉学界的文献视野。在翟理斯的汉学研究中，这些书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照威妥玛书目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古诗选珍》、《古文选珍》等汉学著作，便会发现，翟理斯诸书与威妥玛书目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学术研究是不分时间的，不分国界的，不分语言的，所以，调查整理运用学术文献资源，也不能以当今为限，不能以中国为限，不能以中文为限。将欧美汉学研究成果作为一种文献资源，才能开阔视野，知己知彼，胸怀全局。在此基础上，中国学界的国际汉学研究才能跨越简单的讯息介绍，而进入真正的学术交流和融汇贯通的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