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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汉学与哲学

http://www.newdu.com 2018-04-14 中国文学网 程艾兰 参加讨论

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讲席教授、欧洲汉学学会副主席程艾兰(AnneCheng)
    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来说,中国是一个能够不借助宗教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道德文明社会的极为古老的文明典范。在19世纪初,欧洲人把一切都完全颠倒了:中国被贬低为“宗教”(甚至是“原始宗教”)国家,与此相对立的是建立起了独特(并很快成为独一无二)的欧洲“哲学”范畴。这一过程表现得最明显的是19世纪初兴盛于德国并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新的学术类型“哲学史”。
    两百年前,在1814年,一门学科在法兰西学院正式诞生,如今,这门学科正受着密切的审视,成为近几十年来讨论和争辩的主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它的形成过程。这门学科名叫“汉学”(Sinology)。很有意思的是,“Sinology”一词是由希腊词源构造成的:关于Sinae(一个源自“秦”的希腊-拉丁词,“秦”既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也泛指中国或中国人)的Logia(论述)。
    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门学科的创立显然是取决于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划分出这样一门科学知识是和另一门学科的自我定义密切相关的,这另一门学问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整体发展中处于中心的地位,这门学科就是哲学。
    由“哲学中国”的神话到“东方专制国家”的神话的过渡
    第一次从中国到欧洲的重大“知识迁移”是从16世纪晚期开始由耶稣会教士们完成的,这是众所周知并经常谈到的历史,与此相关的细节我就不再论述了。但有几个重要的事实值得大家注意。耶稣会士在16世纪80年代开始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是利玛窦),此后便着手将大量的儒家经典文献翻译成拉丁文。欧洲人将中国思想传统看作是哲学,尤其是将孔子视为哲学家,大抵肇始于兹。事实上,1687年出版的第一部由耶稣会士译成拉丁文的儒家文献汇编就被命名为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国的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是中国人对孔子的尊称“孔夫子”的拉丁化形式。耶稣会士们自此便把孔子归之于他们所说的“异教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耶稣会士的话语中该名称指的是希腊和拉丁哲学家,即非基督徒哲学家。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耶稣会采取的策略(被称作“调和策略”)是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确信基于祖先崇拜的官方儒教和基督信仰之间不存在丝毫矛盾,因为在儒教中并无他们称之为“迷信”的痕迹,并且充满了理性的“自然光芒”。如今,中国人并无真正的宗教信仰这一概念仍深入人心,不但体现在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表述中,而且还体现在中国人的自我表述中。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念的首倡者居然是耶稣会教士们。
    很自然,这个富有理性的“哲学家孔子”,甚至如有些人所言的不可知论者孔子,大受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启蒙精英们欢迎,尤其是在法国。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哲人们热衷于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甚至比圣经还要古老的文明这样一个想法,中华文明无需借助蒙昧的且会使人变得愚昧的宗教就能够达到道德崇高、政通人和的境界。在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民众无不为中国的宗教宽容性和从未经历过宗教战争这一事实而惊叹不已。因此,正是在欧洲关于“理性”战胜宗教的大辩论的背景之下,孔子的教诲才得以传播和理解的。事实上,耶稣会士把中国道家的“道(通向智慧之路)”字翻译成拉丁文的“ratio”(理性)。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将孔子视为一位“道德哲学家”和理性伦理学的奠基人,这样一个孔子形象成为启蒙思想家们隐隐中的模范,并被德国路德宗(Lutheran)哲学家们,如莱布尼兹所接受,莱布尼兹认为中国“哲学”是理性的普遍性的完美阐释。从这一点来看,由耶稣会士构造的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大概是“哲学中国”这一神话的起源,这一神话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然而,这个神话很快就被另一个持续至今的神话所抵消,即“中国或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神话。这种由“哲学中国”的神话到“东方专制国家”的神话的过渡,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态度转变:由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亲华热演变成了自18世纪中叶以降开始盛行并在整个19世纪甚嚣尘上的排华热。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亲华热在1750年前后急剧降温,并开始朝着排华热的方向逆转,整个19世纪都是排华热甚嚣尘上的时代。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中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位置终于产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当“哲学家”们(首先便是法国的哲学家)追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首次出版)而开始关注政治理论时,对中国的祛魅便逐渐成形。大家知道,《论法的精神》将中华帝国描绘成一个“专制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中也得到了响应。耶稣会士的理想化观点在18世纪中叶便遭到了反驳。反驳他们的不光是他们的诋毁者和政治思想家,还包括英国人对中国现实社会各个方面的不那么美妙的描述。这么做至少可以从英国的利益角度得到解释,他们在18世纪中叶起便开始殖民印度,而从那时起就需要为印度和中国树立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中国和印度的这两种相对立的形象,自那以后便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东方的他者形象,两者形象的对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变得更为尖锐,因为从那时起,亲华热便逐步让位给了对印度的兴趣。欧洲启蒙运动曾赋予印度一个不同于中国的角色,因为印度的所谓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并不能被用作一种社会政治模式。和中国一样,印度的历史非常久远,并成为对(文明、民族、神话或语言)起源的探究的焦点,从而滋养了一种浪漫的印度情结,首先便影响了试图回归原初纯洁的德国思想家和作家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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