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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域外保存了丰富的唐代文献资料，其中日本所存最为丰富，韩国汉籍亦颇为可观。汉籍对外传播的渊源毋庸赘述，而最早的域外汉籍回流的事例，也应追溯到宋太宗时奝然献书，距今已有千年之久。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唐代文学处于时间的最上段，同时也是考察日韩汉文学形成的最初与最重要的时段。综合梳理域外汉籍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对于域外汉籍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皆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近十年来域外汉籍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择其要者作一简要介绍。海外学者成果早于2005年，但此前并无译介，而近十年中有翻译面世的，本文也一并列入予以介绍。由于篇幅所限，不能面面俱到，只列出有代表性的主要成果。凡本文所列举成果，皆以其首次发表时间、发表书刊为准，其后再有收录则不再提及。 唐代文学研究史上，有着一些传统的域外汉籍研究课题，如空海与《文镜秘府论》研究、崔致远与《桂苑笔耕集》研究、白居易与《白氏文集》研究、寒山诗研究、杜诗研究等。近十年中，这些传统研究课题得到了延续，出现了一批集中的成果。 空海与《文镜秘府论》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卢盛江的《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和《〈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是近年来最好的《文镜秘府论》整理本。《〈文镜秘府论〉研究》则涵盖《文镜秘府论》的研究历史、版本流传、原典考察、声病理论、属对创作等多个方面，汇集了作者以往关于《文镜秘府论》研究的大量成果，是一部较为全面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其他主要成果还有蔡毅《空海在唐作诗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05年第1辑，以下简称《集刊》），指出空海在唐所作的五言诗《在唐日示剑南惟上离合诗》不作于福州，而作于长安，空海的离合诗创作是受到当时长安文坛风尚的影响。张伯伟《〈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汉诗学》（《中国诗学》2005年第10辑），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文镜秘府论》对中日汉诗学的影响。[日]兴膳宏撰、左江译、傅江校《日本汉诗史上的空海》一文（《集刊》2006年第2辑），通过诗歌文本分析得出空海诗歌创作实践与《文镜秘府论》的理论主张相一致的结论（此文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兴膳宏撰、戴燕译《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中所收《空海与汉文学》一文内容相近）。王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文献》2009年第4期），利用唐人送别诗考证空海在唐行迹。值得注意的成果还有陈翀的系列文献考据论文，包括关于《文笔眼心抄》的论文《辨伪存真：〈文笔眼心抄〉古抄卷献疑》（《集刊》2012年第8辑）和《空海〈文笔肝心抄〉之编纂意图及佚文考》（《集刊》2014年第10辑），以及关于《文镜秘府论》的论文《〈文镜秘府论〉古钞六卷本补证——以日本中世佛教文献为线索》（《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3年第8期）和《空海撰三卷本〈文镜秘府论〉之选编经纬及原本形态考》（《集刊》2015年第11辑（待出））。陈氏针对部分传统观点提出了新见，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日]山崎诚撰、曾昭骏译《日藏古抄本〈文笔眼心抄〉真是伪作吗？》（《集刊》2015年第11辑（待出））即是一篇与陈氏商榷的文章。但陈氏关于《文镜秘府论》的论文对认识《文镜秘府论》的流传相当有益，可以补充卢盛江的研究。 空海的其他著述亦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空海依据《玉篇》编成的字书《篆隶万象名义》，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学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吕浩校释《篆隶万象名义校释》，为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针对整理本中的错误，邓福禄、郭萍等都撰文指出并予以修正（《汉语史研究辑刊》2010年、2013年）。此书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吕浩《空海和他的〈篆隶万象名义〉》（《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郭萍《论〈篆隶万象名义〉的“又切”及整理方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杨军《从〈释文〉引“顾野王”或“顾”论〈篆隶万象名义〉与原本〈玉篇〉之关系》（《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2012年）等。空海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王晓平《空海愿文研究序说》（《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等。 崔致远与《桂苑笔耕集》研究方面，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是《桂苑笔耕集》较为完备的一个整理本，成为此后《桂苑笔耕集》研究的基础。针对是书部分错误遗漏之处，孔祥军《〈桂苑笔耕集校注〉地理注释商榷》（《集刊》2010年第6辑）和夏婧《〈桂苑笔耕集校注〉匡补》（《集刊》2012年第8辑），都作了详尽的正讹与补充。具体研究中，较早期的成果有党银平《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文献价值》（《集刊》2005年第1辑）和《新罗文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05年第7辑）。前者从多个角度介绍了《桂苑笔耕集》对晚唐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后者则介绍了《桂苑笔耕集》的版本情况。而党银平的这两篇论文，也代表了崔致远和《桂苑笔耕集》研究的两大主要方向：晚唐文史研究和《桂苑笔耕集》版本流传研究。前一方向的成果主要有[日]静永健《崔致远〈记德诗三十首〉中的唐末节度使高骈像》（收入《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和余国江《〈三国史记〉所载崔致远奉使入唐之事再考》（《集刊》2013年第9辑）。后一方向的成果较多，大致有金程宇《读崔致远佚诗札记》（《古籍研究》2005年）、《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桂苑笔耕集〉的文献价值》（《集刊》2006年第2辑）和《关于崔致远〈法藏和尚传〉流传的几个问题》（《集刊》2010年第6辑）；李时人、詹绪左《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的版本及校勘札记》（《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3、4期）；曹旅宁《黄永年先生旧藏高丽刊本〈桂苑笔耕集〉》（《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4期）等。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林嵩《〈桂苑笔耕集〉所见“委曲”探赜》（《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等。综合性研究的成果有方晓伟《崔致远思想和作品研究》（广陵书社2007年），对崔致远生平事迹作了较全面的考证，并对崔诗作了系年。李定广《关于崔致远研究的三个误区及其突破》（《学术界》2012年第9期），指出当前崔致远研究的误区，认为对崔致远的研究和评价决不能孤立进行，较有见地。值得注意的是，空海与《文镜秘府论》研究和崔致远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位论文选题的热点，尤以崔致远研究更受欢迎。仅笔者所见，崔致远研究目前已有近二十篇相关的博士和硕士论文，其热度可见一斑。 白居易与《白氏文集》研究是日本汉学界的传统课题，近年来中国学者亦对该领域较为关注。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较全面地利用日本金泽文库本、东大寺本、真福寺本、伏见天皇临摹本等日藏写本，在国内首次集中地反映了写本时代白诗的文字面貌。文艳蓉《日本白集版本源流综论》（《文献》2010年第3期），是国内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研究成果。日本方面致力于《白氏文集》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神鹰德治、下定雅弘、静永健等。勉诚社2012年出版的下定雅弘、神鹰德治编《宫内庁所藏那波本白氏文集》，影印了宫内厅书陵部所藏那波道圆刊古活字本《白氏文集》并附有索引。日本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静永健《漢籍伝来——白楽天の詩歌と日本》（勉诚社2010年）；神鹰德治、静永健编《旧鈔本の世界——漢籍受容のタイムカプセル―》（勉诚社2011年，有关于《白氏文集》及白居易研究的章节）；陈翀《白居易の文学と白氏文集の成立——盧山から東アジアへ》（勉诚社2011年）。勉诚社每年还出版有《白居易研究年报》。已有译介的著作有静永健、陈翀合著《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中华书局2011年），其中包括大量《白氏文集》的研究成果。针对谢思炜整理本，此书中收有书评和补正各一篇。《古典文献研究》2012年第15辑刊登金程宇书评《日藏古抄本与古文献的学术价值——读〈汉籍东渐及日藏古文献论考稿〉》，对该书作了全面的评价。 关于《长恨歌序》，胡可先、文艳蓉《论〈长恨歌〉的序与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指出《长恨歌》原有序，而《长恨歌传》与《长恨歌》并非一体，研究《长恨歌》必须利用日本的抄本资料，否则就不能恢复其真实面目。陈翀亦有多篇相关论文，如《日藏旧抄本〈长恨歌序〉真伪考——兼论〈长恨歌〉主题及其文本传变》（《集刊》2011年第7辑）；《慧萼钞南禅院本〈白氏文集〉卷十三复原稿》（《集刊》2012年第8辑）等。《集刊》2015年第11辑将刊载陈翀《〈长恨歌并序〉之歌辞结构及传本考》一文，是该系列研究的最新成果。 此外，日本还有很多国文学研究者讨论白居易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代表学者有新间一美、本间洋一等。在日中国留学生也多从事这类“和汉比较文学”研究，代表者有清华大学日语系教授隽雪艳等。 寒山研究领域，近十年中成果集中呈现为版本研究、寒山诗研究、寒山接受研究和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代表成果有刘玉才《〈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源流钩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张天健《论寒山》（《唐代文学研究》2006年）；罗时进《日本寒山题材绘画创作及其渊源》（《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和《唐代寒山诗的诗体特征及其传布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区鉷《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等。相关论著有张石《寒山与日本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杜诗研究领域，左江用力较多，成果也最为丰富。其专著《李植杜詩批解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是“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中唯一一本专书研究著作。左江的杜诗研究论文有《〈纂注分类杜诗〉研究》（《集刊》2005年第1辑）；《〈纂注杜詩泽风堂批解〉与诸家注杜比较研究》（《中国诗学》2008年第12辑）；《朝鲜文人李世龟次杜诗研究》（《集刊》2015年第11辑（待出））等。其中《朝鲜时代的知识女性与杜诗》（《集刊》2012年第8辑）一文，从三位女诗人的身份、家庭创作环境、君主喜好、文坛风尚等角度，考察了朝鲜时代知识女性对杜诗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杜诗在朝鲜文坛传播与影响的盛况。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日]太田亨《日本禅林における杜詩解釈——「賛上人に別る」詩について》（《中国中世文学研究总目》2005年第48号）；尚永亮《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以义堂周信对杜甫的受容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崔皙元《论朝鲜文人金堉的集杜诗》（《古典文献研究》2012年第15辑）；张伯伟《作为经典的东亚文学史上的杜诗》（台北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跨文化实践：现代华文文学文化》，2013年）；张伯伟《朝鲜时代私家杜注考》（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2012年总第83册，中文版收入《实证与演变——中国文学史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 过去十年中，中外学人除了在传统域外汉籍研究领域中继续开掘之外，还广泛地致力于新材料、新课题的开拓。较有代表性的是《十抄诗》研究。 《十抄诗》及其注本《夹注名贤十抄诗》为高丽初期的唐诗选本、注本，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自韩国学者扈承喜重新发现其价值以来，学界对其颇为关注，相继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丽释子山夹注、查屏球整理的《夹注名贤十抄诗》，首次对这部重要的域外唐诗选注进行整理，为此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便利。[日]冈田千穗《〈十抄诗〉及其注本的文献价值》（《集刊》2005年第1辑），是其硕士论文《〈十抄詩〉の研究——〈全唐诗〉の佚诗と校勘を中心》（二松学舍大学，2002年）的主要部分。此文全面地揭示了《十抄诗》的辑佚及校勘价值，以及《夹注名贤十抄诗》在辑佚、校勘、注释等各方面的价值。同一期中，金程宇《〈十抄诗〉丛札》探讨了《十抄诗》多方面的文献问题。张鹏《〈夹注名贤十抄诗〉补正》（《集刊》2008年第4期）指出查屏球整理本《夹注名贤十抄诗》采用的底本非善本，导致了校勘上的一些疏漏，虽然严杰、金程宇已对选诗做过辨正，但注文部分仍存在遗憾。张文依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刻本、首尔大学藏抄本和白文无注刻本，对注文部分加以校订。其他成果主要有王新丽《〈十抄詩〉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杨为刚《朝鲜〈十抄诗〉对《全唐诗》的校勘意义》（《长江学术》2012年第4期）；房锐《〈十抄诗〉与高丽朝科举文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等。同时，在短时间内中、日、韩三国分别出版三部不同形式的《十抄诗》，引起学界关注。除2005年查屏球整理本外，2009年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出版了孙氏家族旧藏松簷本《夹注名贤十抄诗》，以彩色影印的方式，将该旧藏本的面貌展现给世人。2011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芳村弘道编《十抄诗·夹注名贤十抄诗》。关于三个版本的特点，《集刊》2013年第9辑刊载金程宇书评《读芳村弘道编〈十抄诗·夹注名贤十抄诗〉》，作了详尽的比较与说明。 以上所述的专题研究成果相对集中，而其他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质量和数量上也相当可观。2005年至今，是域外汉籍这一学科领域的高速发展时期。许多学者致力于海外访书，大量珍贵的域外汉籍资料以丛书、图录的形式整体影印整理出版，大大推动了域外汉籍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进程。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金程宇编著《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其中囊括了大量稀见和刻本唐代文学文献，如《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庐山记》、《游仙窟》、《精刊补注唐宋千家诗选》、《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等。金程宇为书中每部汉籍撰写的提要，都十分简洁精当，足资参考（解题全部收入金程宇《东亚汉文学论考》，凤凰出版社2013年）。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收录了大量日藏汉籍，皆有影印图片配以解题说明，能够方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其中的唐代相关文献。而目录学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成果是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失考书考》（《集刊》2006年第2辑、2007年第3辑）。孙猛对《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了详细的考察，考证精确、成果可信。参考这一成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大量的与唐代文学研究有关的资料，都可以获得更好地认识和利用。 汉籍专书整理成果也相当丰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张之象编、[日]中岛敏夫整理《唐诗类苑》，其中第7册为索引。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有整理本[日]大江维时编《千载佳句》，宋红点校。继《行历抄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后，白化文又点校了[日]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此二书对考察唐代文史十分有益，但目前还未引起文学研究界的足够重视。徐时仪校注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利用日本古抄本校勘，是该书目前最好的整理本。《游仙窟》有两个新整理本：李时人、詹绪左《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以双行夹注“江户初期无刊记刊本”为底本，以白文本“醍醐寺钞本”等为参校本，采用详校详注的形式；曹小云《日藏庆安本〈游仙窟〉校注》（黄山书社2014年），是庆安五年（1652年）刊本的整理本。此外，唐人别集整理中，域外汉籍文献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上文中提到的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就是一个典型。此外还有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参校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并参考其注释，成为一个水平较高的整理本。 书籍成果之外，文献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较多，故按照张伯伟提出的分类方法，分为域外所藏、域外所刊和域外所写三个方面，列举如下： 域外所藏汉籍文献方面，主要成果有：[日]藤善真澄撰，刘建英、韩昇译《〈续高僧传〉管见——以兴圣寺本为中心》（《集刊》2005年第1辑）；金程宇《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括地志〉残卷（影印）并跋》（《集刊》2006年第2辑）；李铭敬《日本知恩院藏〈冥报记〉古写本的传承与著录考略——兼谈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杨守敬旧持本》（《文献》2006年第2期）；[日]水口干记、陈小法《日本所藏唐代佚书〈天地瑞祥志〉略述》（《文献》2007年第1期）；[日]后藤昭雄《日本传存的唐尚齿会诗断简》（张伯伟编《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日]河野贵美子《关于兴福寺藏〈经典释文〉以及〈讲周易疏论家义记〉》（同前）；王晓平《〈镜中释灵实集注解〉商补》（《集刊》2009年第5辑）；金程宇《〈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新探——以两种稀见日藏本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金程宇《诗学与绘画——中日所存唐代诗学文献〈琉璃堂墨客图〉新探》（《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朱玉麒《日本宫内厅藏<张说之文集>研究》（《唐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4辑）；[美]艾朗诺撰、卞东波译《〈游仙窟〉注者考源》（《集刊》2013年第9辑，原文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1976年第36卷）。 域外所刊汉籍文献方面（这类文献还包括域外抄本和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主要成果有：[日]住吉朋彦撰、金程宇译《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述考》（《集刊》2005年第1辑）；[日]衣川贤次《日本金泽文库藏抄本〈香严颂〉七十六首覆校》（《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刘玉才《〈千载佳句〉校读刍议》（《文史》2007年第3期）；[韩]琴知雅《朝鲜申纬编〈全唐近体诗选〉考论》（《中国诗学》2008年第12辑）；杨欣《〈女孝经〉东传日本考略》（《文献》2009年第2期）；卞东波《天隐龙泽〈锦绣段〉文献问题之考订》（《集刊》2010年第6辑）；[日]道坂昭广《论传橘逸势笔“诗序切”与上野本〈王勃集〉的关系》（《集刊》2012年第8辑）和《略论作为文本的正仓院藏〈王勃诗序〉》（《唐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14辑）；咸晓婷《从正仓院写本看王勃〈滕王阁序〉》（《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童岳敏《日藏〈李长吉歌诗〉钞本及批点本考述》（《文献》2014年第1期）；[日]户崎哲彦《日本旧校钞〈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四十五卷本及南宋刻〈音注唐柳先生集〉略考》（《文史》2014年第1期）；陈文佳《和刻三卷本〈韩内翰香奁集〉之版本研究》（《集刊》2014年第10辑）；赵庶洋《和刻本〈又玄集〉跋》（《集刊》2014年第10辑）。 域外所写汉籍文献方面，日本国文学研究者和我国日本文学研究者较为关注，成果很多。而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这方面文献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主要成果有：王小盾《〈高丽史·乐志〉“唐乐”的文化性格及其唐代渊源》（《集刊》2005年第1辑）；[日]后藤昭雄《大江匡房的〈诗境记〉：十一世纪日本人所写的中国诗略史》（叶国良、陈明姿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卢秀满《唐代小说与〈今夕物语集〉之游历冥界故事》（林庆彰主编《国际汉学论丛》第2辑，乐学书局2005年）；王小林《山上忆良的著述与敦煌愿文》（《集刊》2009年第5辑）；[韩]琴知雅《朝鲜后期“唐诗诗意图”表现出来的朝鲜风南宗文人画的实践与变容》（《中国诗学》2011年第15辑）；严杰《李奎报《开元天宝咏史诗》的小说文献意义——以《玄宗遗录》佚文为重点》（《文献》2012年第1期）；陈翀《日本古文献〈江谈抄〉所见全唐佚诗句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等。在日本有“学问之神”尊称的菅原道真，国内也已有一些相关学位论文和研究论文。 文学研究方面虽然成果数量较少，但也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如：[日]兴膳宏著、蔡毅译《平安朝汉诗人与唐诗》（叶国良、陈明姿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韩]林浚哲《试论韩国古代诗歌中中国诗歌意象的接受和演变——车天辂与李白诗的“鳌”意象比较研究》（《中国诗学》2006年第11辑）；[韩]金卿东《“有怀与无语，聊和古人诗——”韩国古代文人与唐人文学交流之特殊方式》（《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韩]金昌庆《唐代咏史诗与高丽文人李奎报》（《唐代文学研究》2010年）等。[日]兴膳宏《八世纪日本的汉诗》（《集刊》2011年第7辑），探讨了八世纪日本的汉诗作者在何等程度上掌握了唐诗格律，以及对唐诗的接受。金程宇《卢仝与韩国汉文学》（《文学评论丛刊》2013年），介绍了卢仝对韩国古代汉诗的影响。[韩]卢京姬《十七、十八世纪朝鲜和江户文坛对唐诗选集接受与刊行之比较研究》（《集刊》2013年第9辑），考察了16至18世纪在明代、朝鲜、江户三国文坛上唐诗选集的选编和刊行情况，分析了朝鲜和江户文坛接受明代唐诗选集的迥异态度，指出接受中国文化的渠道、唐诗选本的读者群、出版文化的发展程度等文学以外的因素，是造成朝鲜和江户差异的主要原因。 同时，大量的论文集与专著也得以出版。中华书局“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系列已出版两辑，其中2007年第1辑的金程宇《域外汉籍丛考》、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左江《李植杜诗批解研究》、蔡毅《日本汉诗论稿》，2011年第2辑的张伯伟《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中，都有关于域外汉籍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其他重要著作还有王晓平《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日]后藤昭雄著、高兵兵译《日本古代汉文学与中国文学》（中华书局2006年）；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王晓平《东亚文学经典的对话与重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金程宇《东亚汉文学论考》（凤凰出版社2013年）；黄华珍《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中华书局2013年）；王小林《汉和之间——王小林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其中关于唐代文学的部分，都值得研究者参考（前文中已涉及的专著，此处则不再重复）。与此相对的是，孙德彪《朝鲜诗家论唐诗》（民族出版社2006年）全书基本沿袭张伯伟观点却并未注明，又缺乏独立的新见，参考价值较低。 近十年中相关领域的研究综述，最重要的是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此文详尽梳理了21世纪前十年间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概况，是了解域外汉籍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韩日唐代文学研究笔谈”栏目发表蔡毅《日本汉籍与唐诗研究》、[韩]柳晟俊《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和[日]户仓英美《近年来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三篇综述性文章，也有参考价值。其他综述文章大致有金程宇、徐雁平《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文献》2007年第4期）；[韩]柳昌娇《最近十年来韩国的唐诗研究》（《中国诗学》2011年第15辑）；[韩]金昌庆《韩国唐代文学研究概况（2010—2011）》（《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2年）；[韩]金昌庆《1990年以后韩国杜甫诗研究动向》（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3年）；金程宇《中日〈不空表制集〉文献学研究述评》（《古典文献研究》2013年第16辑）；马云超《中日学者关于井真成墓志的研究》（《集刊》2014年第10辑）等。 综上，自2005年至今，域外汉籍领域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域外汉籍之于唐代文学研究，既巩固了传统的研究领域，也开发了许多新课题，对于促进唐代文学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取得成果的同时，我们仍应注意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目前的成果存在着关注点过于集中的问题。在某些领域已有深入研究的同时，其他领域仍留白较多。总体成果缺乏系统性，而未能形成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分论如下： 一，文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柳宗元研究。日韩方面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临川书店2010年影印出版两足院所藏柳文注本《柳文抄》，太田亨已有系列文献考察论文，但还未引起国内学界足够重视。朝鲜刻本柳集更是几乎无人问津，国内成果仅见刘汉忠《朝鲜刻本<唐柳先生集>的版本及价值》（《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6期）一文。文学研究中类似柳宗元研究这样的空白领域还有许多，开拓的余地很大。 二，域外所藏、所刊文献研究本是中国学者最乐于从事的工作，但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中《赵志集》由八木书店影印问世多年，却尚未见整理本。再如《和汉朗咏集》日本已多次再版，但国内还未能看到其中汉诗（唐诗）的面貌，亦急需整理本。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目前还大有可为。 三、文献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前两类域外所藏和域外所刊文献，对于数量庞大的域外所写汉籍文献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与唐朝同时的菅原道真、岛田忠臣、都良香等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名家有不少汉文学创作，但由于未曾到过中国，此前未能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同样，朝鲜半岛除崔致远以外的其他汉文学作者，国内也鲜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也有着积极意义。 其次，许多研究成果止步于文献。而对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域外汉籍文献促进唐代文学研究，却还未建立起学界的共识。域外汉籍这一新材料的自身特质，导致了域外汉籍研究的特殊性。研究者若不能以新方法、新视野进入课题，则新材料也只能成为旧材料，而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域外汉籍唐代文学的研究，应当在东亚汉文化圈的背景中进行，深化以往对唐代文学的认识，最终服务于唐代文学的研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大量采用新方法、新视野的新成果，填补学术空白、完善学科体系，进一步推动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本文的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给予了极大的便利。同时，笔者也获得了南京大学巩师本栋教授、张伯伟教授、赵益教授、张宇超君、李由君以及复旦大学张恒怡君等多位师友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原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