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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精神小探：“麻木不仁”及其背后的方法论 作者：潘英杰（法住文化书院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二十日戊戌 耶稣2018年5月5日 摘要：经历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直至现在，我们几乎全盘向西方看齐，学习其思辨的方法论，而对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体会的方法论，却陌生而疏离了。从孔门对“仁”的把握方法的探讨中可以再触摸到中国一贯的精神气象，这种精神气象的当代继承，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东西文化的融合正也有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思辨；体会；方法论；仁 一、东方话语体系的崩溃 本来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不以为怪，以《易经》之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时代不同，而自然就会变生出新的学术，以推进时代的发展。不过，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剧烈挑战，在现实变革不断失败和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也开始不断丧失，正如晚清名臣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开始一步一步地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而全盘向西方看齐。直到现在，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与“平等”（“博爱”却似乎落空了）也终于成了普世公认的价值，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西方文化已经风靡全球，成了一种现实中有力量的可以影响社会人心的“势”。依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对东西文化的高度把握来看，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西方文化则是“分解的尽气之精神”。这用大家所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文史哲不分家”，而西方文化文史哲各个科目朗朗分明；比这一层更深入的是，中国文化是人与对象相即相入，西方文化这一种“分解的尽气之精神”，却把人从对象中也抽离了出来。所以放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部分都是自己生命达到了，或者努力在践行，而呈现出一种学问规模，这种学问规模最终也是要帮助他自己完善生命；西方的哲学家则呈现出人自己的生命状态可以和他所描述的哲学理境相分离，甚至对立，典型的则有提倡悲观哲学的叔本华，其学说跟其本人的行为可以完全不相干。本文无意贬低西方哲学，只是在呈现一种事实：我们这一代的学术之变，是一种割裂了传统精神的变化，而更多移植了西方文化的精神，且常要以源生自西方的精神视野来俯视中国文化现象，便总是会出现一些笑谈，如有言“中国无哲学”之类，便是典型的从西方文化的角度而对中国文化做审判。 二、中国哲学的精神：人与对象的统一 中国是否有哲学？这自然已毋庸置疑。但更深入地讲，中国现在更多地是有对中国哲学的西方式的研究，而可能没有真正把中国古代的“哲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地现代化，或者用比较冷酷的话说：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西方式的哲学研究里面，像一个人被医生解剖一般，只看到一个个具体的器官，而再难感受到那完整的人的精神生命。用通常的话说，这就是自然科学方法（即“归纳法”）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即一贯以理性思辨的角度，来把握对象，而产生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就只有一种方法论，即思辨的方法论，也只认可这种方法论，其余的都统统贬斥为“不科学”。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最辉煌的哲学时代——先秦，可能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主流不是“科学”的。像孔子讲“仁”，在整本《论语》中，我们看不出孔子有对“仁”下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定义，而是随着弟子的根器与困惑，应机地进行解答。为什么要如此？这说明了在孔子那里已经自觉到一种方法论（虽然没有客观标举出来，直到现代而有师事唐君毅先生的霍韬晦教授率先提出）——体会的方法论。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要把人和对象统一起来，便要对对象有体会而生出感受，才能进入到对象里面去；不然，以理性把握，就会像康德所说的，“物之自身不可知”，永远处于二元对立之中。这就是中国先哲的慧识！梁漱溟先生称许之是“早熟的文化”，从这一个角度来说，确实如此！ 三、孔子为什么这样描述“仁”？ 与孔子时代相近，在西方的希腊，苏格拉底便开了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源头，然而因为时代的土壤和挑战不同，同样是为了走向人自身生命的更完善，苏格拉底采取的是理性辩证法的角度，来与当时搬弄是非的智者对垒，而提出“美德即知识”，这到后面，就不断衍生和完善成思辨的方法论，促成了各个科学学科的繁荣。在东方，孔子则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他也是为了走向人自身生命的更完善，但孔子自觉地不以思辨进入，而是以体会进入，也更主要由这个方法来教化学生。这其实是跟孔子自身的成长有关系。《史记》就记载孔子年轻的时候向师襄子学琴，曲子已熟而犹不更换，只为了更深地去体会曲子背后的精神生命，且看：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非常地动人！孔子也便是一遍遍地把自己的生命投进去，用心体会那看不见的精神生命，而终于豁然贯通，与周文王的精神生命相即相入。也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孔子便自觉地以体会的方法论来教导学生，而呈现出他的学问气象。对于他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仁”，他也不是当作一种新的概念来把握，而是当作本然在人自己生命里面的一种光明力量的体会，来不断启发他的学生去感受到，并且自己也以身践之。孔子言：“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透显出来的气息就不是空说，而是自己做到了，而作为过来者生命的分享与指引。 四、麻木即不“仁” 为什么如此？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麻木不仁”。——中国先哲的智慧就是这样无形地化入到我们的日常用语当中，但“百姓日用而不知”（《易经》语）。——这个词反过来，“仁”就是不麻木。谁“不麻木”？便是研究“仁”探讨“仁”当下的这个人“不麻木”。“麻木”是什么意思？其本义就是身体某部分的感觉发麻甚至丧失了感觉，也就是“没有体会”。没有体会，那么即便可以描述得很清楚，成一套知识体系，也都进不去。这情况在孔子教学的时候，就遇到过。《论语》载：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我才气横溢，跅弛不羁，在理性思辨上很强，列为孔门语言科的高材生，然而理性却也障碍了他，让他对于“仁”没有亲切的体会，所以就只是从现实功利的分析角度，来看待“三年之丧”。孔子也知道宰我的问题所在，便不顺他的意思答，而是想先启发他的感受，故言：丧期未满，自己就开始好吃好穿，是否安心？但宰我还是没有体会，已经“麻木不仁”，直回“安”！那孔子也便对他没有了办法。但孔门的这种精神，却一直传承了下来，直到孟子这里，更是发扬光大。 五、孟子对孔门精神的继承 就像宋儒陆象山所言：“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因为时代不同了；但是不同之中却还有精神一贯的继承，亦即孟子的“十字打开”，不是转用思辨的方法论来解剖孔子的“仁”，而同样是用体会的方法论来呈现“仁”，让研究者能更切身地有感受。且看其书记载：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这里孟子也努力在运用体会的方法论，用亲切的例子来呈现“仁”（即文中的“不忍人之心”），而不是思辨性地解剖。所以，他便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个人无意中突然看到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子不小心快要掉到井里面去了，那一刻，其内在必然涌动着一种很疼痛很揪心很紧张的感受，这就是“仁”！是一种当下的指点，是一种人我的合一，把对象因主体对思辨的放下，而对之生出体会以进到其里面去，相即相入。这也就是《易经》所总结出来的精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便是感通，完全消除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我两忘。是一种常惺惺的、活泼泼的生命体会，绕过曲折的思辨分析，而一步直接到达对象的内在核心。这也就是孔门“仁”的精神及其方法论的精髓所在。 六、道统与学统 这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就是“道统的继承”，这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到现在，道统断了，也即是中国文化最精粹的部分，到现代出现了断裂，成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外在的东西更换了，甚至里面的精神也更换了，一致都向西方看齐。本来其他文化有好的方面应该学习没错，但不识自家无尽藏而完全抛弃地向其他文化学习，这里面就隐含着两种心态：对自家文化价值的根本否定和面对其他文化的自卑感受。事实上如上分析，中国文化不完全如此。而经历了时代的大痛之后，很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并不能如此，也便开始努力找回自己文化的价值，直至举国朝野都出现了“国学热”的现象，背后便是对前面两种心态的反思。这其实就像印度的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一样，总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漫长的数百年的交流、消化与融合。现在，对于西方文化，可能还处于初期。西方文化我们也在努力地学，这也就是“学统的开出”，即对思辨的方法论的自觉学习。不过中国先哲早有慧识，一切的文化都是从人的生命里面开出，而最终也是要回来润泽人的生命，才能真实落地；远在香江，霍韬晦教授书联“文化回归生命，读书长养性情”，也便是对这种中国的“道”的继承。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挫折，中国文化也终得要不断走上光辉大道，而在融通印度的佛教文化之后，要开始展现自己的文化自信，去以更大的气魄、胸怀、格局，成就东西文化的时代大融通。对于孔门精神的继承之重要，也由斯朗然！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3] 牟宗三.历史哲学[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4] 霍韬晦.世纪之思[M].香港:法住出版社,1999.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