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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第三届“伯鸿书香奖”是由中华书局、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联合人民网、中华读书报、图书馆报共同主办的一项公益文化活动。本届活动的一个单元是围绕《诗经》开展的主题读书活动，举行了阅读《诗经》征文活动，以及“阅读《诗经》经典图书十种”的评选。日前，第三届“伯鸿书香奖”已落下帷幕，我们在此采访了本届活动的评委止庵先生，并约请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先生对“阅读《诗经》经典图书十种”一一予以点评，以供《诗经》爱好者参考。 中华读书报：第三届伯鸿书香奖“同一本书”主题阅读活动选出《诗经》作为共读的一本书，并且举办了阅读《诗经》经典书单评选活动和征文活动，您是这次活动的评委，先请您谈谈阅读《诗经》十种经典书单的评选结果好吗？如果选择三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读本来读，您会选择哪三种？ 止庵：这十种书可以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最浅，除了《诗经词典》之外，凡是附带译文的，如《诗经译注》等，都是初步读本、粗浅读本；第二级是今人只注不译的，如程俊英的《诗经注析》；第三级是古人注本，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如《诗集传》《毛诗正义》《诗三家义集疏》，它们不是欣赏类而是集注类，注疏内容相对深奥，另一种如《诗经原始》，属于欣赏类，是古人注疏相对浅显的。这十种书确实照顾到由易到难的各个层次。就我个人而言，是不主张今译的，因为古文译成白话文就没法读了，尤其是《诗经》，翻译成白话文，一点诗的味道都没有了。如果让我挑三种书，由易到难，第一种是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这是最浅的读本；第二种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第三种我选三本，分别是《诗集传》《毛诗正义》《诗三家义集疏》，这三本书正好可以相互参照，不能相互替代。因为三家诗和毛诗不是同一派，看法不同，而朱熹的看法与它们又不完全相同。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这份书单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遗漏？ 止庵：问题倒不在于遗漏，而在于这里面有几本书属于“白话翻译”。正如刚才所说，我很反对古文今译。其实不只是《诗经》，所有的古书，严格说都不应该今译，而应该根据需要作或略或详的注释。今译使得读者过分依赖译文，从而无法真正读懂古文。阅读古书有一个阅读能力的问题，古籍整理应该是帮人读懂原典，而不是用别的东西替代原典。将《诗经》译成白话，与这次活动的宗旨——使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诗经》，而不是远离《诗经》——正相违背。我觉得这份书单里，以《诗经词典》作为辅助读物足矣，其他白话翻译的几种都应该舍弃。 中华读书报：这次阅读《诗经》征文活动征集到数百篇稿件，进入终评的有50余篇，浏览这些征文，或可对一般读者对《诗经》的接受程度、欣赏的方面有所了解，您这方面有什么印象？ 止庵：终评的51篇征文，我都完完整整地读过一遍，觉得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些人泛泛而谈，感慨、议论并非针对《诗经》；有一些人则读得比较深入。当然我也不太主张在一篇征文里写诸如考证之类的内容，毕竟这也比较偏，但还是应该读懂《诗经》，真有所感悟，发前人所未发。这里面像这样的论文大概有20篇左右，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作者不是依赖白话翻译，而是真的热爱《诗经》、懂得《诗经》。总体而言，这次征文的水平还不算低，甚至比以前阅读现代人作品的征文水平更高，这倒颇为奇怪。其实《诗经》有一个门槛，需要你用心去读，如果过了这个门槛，就会有所收获。 中华读书报：记得您在给扬之水老师《诗经别裁》所写的跋中谈到您读《诗经》偏爱文学的角度，相对的则是经学的角度，实际上，千百年来，经学一派还是主流，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一派，如刘毓庆先生认为《诗经》“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我们当然不必去比较两者的对错和高低，但还是可以谈论一下。您为什么不强调经学的角度？就文学而言，《诗经》的妙处何在？ 止庵：关于《诗经》本来就有很多种解释，不只是从文学和经学的角度，名物学的解释也是一种方式，这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扬之水老师的《诗经别裁》是文学的把握，而她的《诗经名物新证》则可归于名物学的解释，这应该说是她主要下功夫的领域，而《诗经别裁》在她也许只是《诗经名物新证》的余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就包含了多种解释《诗经》的方法，其中“可以怨”大概比较接近文学的把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名物学或者说博物学的解释，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都是社会学的解释，与《论语·为政》中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中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卫灵公》中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等，大概一并可以归为经学的解释。我不太主张哪一种比哪一种更重要，也没有必要分出高下。 我自己不强调经学解释，原因有四。第一，经学解释一直是传统的主流，比如之前说的《毛诗正义》就都是经学解释，《诗集传》大部分也是经学解释，朱熹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诗集传》里自有文学解释的成份，但当文学解释和经学解释冲突时，他就会倾向于经学解释。正因为经学解释在传统上一贯最强，我也就没必要再强调了。第二，我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兴趣，这里面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比如“赋”“比”“兴”三义是什么意思，三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第三，要看《诗经》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作品，对此经学家和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诗经》首先是文学作品，孔子说“郑声淫”“放郑声”，正说明连他也无法完全排除《诗经》里的非经学部分。而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淫”和“乐而不淫”之后，“乐”与“淫”变得对立冲突起来，反对“淫”的倾向经过朱熹的放大，使得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将这一领域放弃了，“淫”转而降到通俗文学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本来中国文学有道德和审美两个路数，正因为过分向道德倾斜，使得“淫”这一审美因素受到压制，于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偏颇，这一偏颇甚至影响至今。第四，《诗经》与包括《楚辞》在内的其他先秦作品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先民作为普通人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文学的《诗经》，其实并不只是文学欣赏的对象。文学终究是人学，《诗经》对先民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有真切的反映，这里有悲伤，有喜悦，有叹息，也有无奈。这正是《诗经》的特殊性所在，如果将这一部分文学内容抽离出去，代之以仅仅是道理的阐释，未免是舍本求末了。 说到《诗经》的妙处，一方面，《诗经》字句特别精炼，换个说法就是有所局限，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不能尽情描绘；可它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字句都特别管用，传神极了，如“鸡鸣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意境高绝，后人费尽笔墨不能道出。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从绝句、律诗到词的中调、长调再到曲的套曲，字句、篇幅越来越长，古风也没有篇幅限制，但写相同的意境却难以超越《诗经》。另一方面《诗经》又不惜笔墨，曲折细腻，如“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桃》）等，反复吟咏一种情绪，后人下笔恐怕难得如此落在实处，很容易就空泛了。说到底，《诗经》的妙处就在于对先民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予以反映时，情感非常质朴，非常结实，譬如我读“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兔爰》），感觉特别古老似的，是那种人类最久远的悲苦太息，这是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离骚》也难以比拟的。 中华读书报：经学文学之外，当然还有别的读法，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出发，《诗经》则是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另外博物学的读法自古以来也很流行，孔子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历史上的著述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今天这类谈论诗经中的植物、动物、名物的书更是多不胜数。能否就史学、博物学之类的读法谈谈您的印象和体会？ 止庵：《诗经》确实有史的读法，在《大雅》和《颂》里，有描写一个国家或一群人的经历、具有史诗雏形的诗篇，这是直接的史；另外也有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伐檀》）这种具体与某一历史事件相挂钩的作品。至于博物学的读法，古往今来有很多著作，包括那些“图解”。在孔子的时代，人们能够看到的书很少，大概只局限于“六经”的范围之内，后来子部和史部的书才逐渐多了起来。在那个时代，也没有独立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正好《诗经》里面涉及了一些鸟兽草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来的。通过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诗经》的注释，一种依附于经学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发展起来了，从这个层面而言，《诗经》的博物学解读意义重大。但是《诗经》里写到的植物、动物、昆虫毕竟有限，如今又早已有了独立的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依附于经学了。当然《诗经》的名物学研究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我们仍然可以用现在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来解释《诗经》。然而自然科学的性质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自然科学是后出的替代原有的，至少也是后来居上；而社会科学是后出的补充原有的，后来未必居上，其间这种不同，也值得我们留意。（采访：陈菁霞、苏悟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