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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学术界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也就是国学。1925年2月，清华学校正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就把师资标准定得很高，意在聘请“国内硕学重望”者设帐清华。王国维正是这样的学术大师，如郭沫若所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3月，王国维受聘入国学院为导师，至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在清华园度过了他50年短暂生命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  王国维 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1924年秋，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校长曹云祥曾聘请胡适入国学院，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梁任公即梁启超，王静安即王国维。查《胡适书信集》，那段时间，他们有过多次书信联系和往来，切磋学术，而更多的是胡适向王国维讨教。 清华学校听从胡适的意见，向王国维发出聘请。王国维很心动，却因是溥仪“敕封”的“南书房行走”，倘若应聘就怕不能与所谓清室往来了。他把这种顾虑告诉胡适，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后给予明确的答复。1925年2月13日，胡适针对王国维的顾虑复信说： 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尊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溥仪被逐出故宫，王国维这个五品“南书房行走”，自然少了一份俸禄。为报溥仪的知遇之恩，他还辞去了北大通讯导师的职务，并拒绝在民国的学刊上发表文章。这也就意味着少了一份导师的薪金和稿费。说是“不食周黍”，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啦！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尽人伦之责，真可谓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了。 是去还是不去，王国维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之中。他把自己的顾虑写信告诉了老友蒋汝藻，蒋汝藻知道他的心事，在复信中帮他转思想上的弯子，通达而又实际地告诉他：清华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又说，“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强留。”“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中他的心思，至于“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更是他的心声和志愿。可他还是以遗老自居，以为受恩五品，并“着在紫禁城骑马”，可谓浩荡皇恩，如果背主而去民国的学校任职，岂不是失节吗？ 据王德毅《王国维年谱》记载：“胡适在王国维婉辞清华国学院职时，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并请他写封信给静安先生，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另据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说，王国维“正当踌躇未决的时候，梁先生（梁启超）转托庄士敦（溥仪的英文教师）代为在溥仪面前疏通，结果经溥仪赞同，当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请‘圣安’的时候，面谕讲学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辞踌躇。于是，先生乃‘奉旨讲学’，应聘迁居清华园。” 心中的结终于解开，王国维欣然答应去清华国学院了。3月25日，他去信告诉蒋汝藻：“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一个把学问看的等同于生命的读书人，在“忧惶忙迫”中挣扎踌躇，以至“数月不亲书卷”，其苦闷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如今他终于突围出来，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告诉老友，以分享解放的快乐。 清华国学院聘任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国学院为有别于清华的其他教授，称王梁赵陈为四大导师。王国维是4月17日来清华的。次日，全家又迁至清华。他是到任最早的一位。清华最初想聘他任国学院院长，主持院内一切。王国维不是行政人才，一再坚辞。校方只得让吴宓主持，不叫院长，而改设办公厅，吴宓任主任。同年7月17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国学院章程，这个章程由吴宓起草，主要征求了王国维的意见（当时四大教授还未到齐）。章程规定国学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目标为：“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老清华人刘寿民晚年回忆： 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之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 不知何故，这位“老清华人”的回忆没有提及陈寅恪—一位应该排名在赵、李之上的导师，而且李济当时属于“四大导师”之外的讲师。 王静安先生突然笑出声来 在清华园有两个人，只需看他的背影，就能知道他是谁，两人构成了清华园的别样风景。一是王国维的辫子，再就是梁启超的斜肩膀。“五四”后，西风东渐，清华园内的新派人物多是西装革履，唯有王国维永远是不变的装束，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丝绒线帽。平时只穿平底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夏天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 他的辫子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迷茫，夫人对此也多有不解，因为每天早起上班之前，夫人都要给他梳理辫子盘在脑后。一次，夫人边给他梳理边嘀咕：“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干什么？”他的回答却耐人寻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在北大，许多男人的辫子都给学生剪了，可常出入于北大的王国维头上的辫子为什么毫发无损呢？这是因为“天下无人不识君”，学生仰慕他、敬仰他，知道这条辫子象征着他的尊严，没有人忍心去冒犯。 女儿王东明对父亲的辫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她说：“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 王国维最初是研究哲学，后又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随着地下发掘材料的增多，他研究的兴趣越益增浓，整天沉浸在安阳甲骨、敦煌典籍之中，所做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垦荒事业。他倡行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直为史学界奉为圭臬。在他所接触的学者之中多是晚清遗老，而且大多都拖有一条辫子。似是为了交流的方便，况且本有遗老思想的他，蓄留一条辫子，自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位拖着小辫子的先生，衣着陈旧整洁，但举止古板，乍一看还以为是商店里的伙计。他不谙教育学，讲课时从不会高谈阔论，也不搞什么噱头，学生最初对他的兴趣不大。 他是个不善应酬的人，所交好友仅二三人，如陈寅恪、吴宓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他仅春节进城给朋友拜年，年拜毕回清华园后，就再也不进城了。他的神态永远是沉静、永远是枯寂，而其中多少流露出和蔼。每当夕阳西下，他会出来散步，与人相遇必然点头微笑，笑容也是淡淡的。他很少看报纸，似是桃花源中人，可他有时又耐不住向同事打听时事。他很少开怀畅笑，少有的一次大笑曾被他的同事遇见，这位同事说： 我没看见他大笑过，只记得有一次在一家晚饭席上，无意中遇见他老先生也在座，还是那个劲儿，呆坐，没话，只吃菜，不吃酒。我向来好打哈哈，不管什么人在眼前，我都说笑一阵。当时座中南北的朋友都有，偶然说起北方的土话不通，不禁引起我的火来。我说土话就没有通的，无论南北，譬如北方的“骨里包堆”和南方的“一搭瓜子”，都是一样的不通。又一位接着说：“那么唯有说外国话了？”（那时清华的风气，谈话用英语的很多，所以这位朋友的话里也含有讽刺）我说，自然“All together”是凡能英语者都懂，通得多！向来一死儿沉默的王静安先生这时忽然笑出声来。我立刻感觉不安，自悔失态了。接着王先生在怀里拿出一盒红锡包的纸烟来，吸得好像颇得味。从那时，我知道他不吃酒，却是吸烟的。 王国维是不太管家事的，用民间俗话说，酱油瓶倒下他都不会扶一扶的，一门心思只管读书做学问。每月校方发工资，他都悉数交给夫人，只留极少的零花钱，而这些钱多用来逛琉璃厂和买书了。孩子们小时顽皮，常常打闹追逐，但逢此时，他似没事儿人一样，照样捧着一本书注目观看。哪怕打闹到他的膝下，他依然捧着书，一心二目就是不离书的字里行间。孩子们进一步，他退一步，不发一言，不分一点儿神，绕屋退避。直至孩子们把动静闹大了，母亲赶到，孩子们才安静下来。 在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个传统的读书人，除了书和学问，也就是吸烟和吃些零食。夫人知道他的喜爱，家中常备些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和酥糖等。王东明回忆：“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等于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他才爱吃。……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跟着他吃。” 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没有公开课，只负责指导研究生和作专题讲演，也就是所谓的上大课。他的讲课，细腻细致，广征博引，引人入胜。讲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时，他会用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由此对汉字的研究细密多了。学生学会了触类旁通，由此读懂了许多相关的书籍。他做学问从不妄下结论，在掌握了所有的材料后，再把这一结论和相关的问题比照一下，在确定无疑后才下结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合。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使很多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学生姜亮夫深有体会：“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 国学院以研究国学为主，自然要给学生讲国学经典《尚书》，这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典籍，几千年来注家蜂起，很多注解都还是莫衷一是，难下定论。王国维在给学生讲《尚书》时，有一个至今仍在清华流传的段子：“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这使学生们感受到他为学的老实，同时也知道了他的自信。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奠定了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同是导师的梁启超极为推崇，他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又说，“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暖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 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有笨办法“寻源”。胡适曾开过一个国学必读的书目，在学生中流传。他知道后不以为然，对学生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本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这个读书就是“寻源”的工作，同时结合古籍，用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参证稽实。这个“寻源”的工作，既真实又辛苦，马虎不得，草率不得。 他就是这样一位平实的学者，凡事不喜张扬，只做学问，不擅应酬，在公众场合寡言默语，如不是别人提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当年的清华员工毕树棠在一次聚餐会上第一次认识王国维，他的回忆十分传神地记录了王国维的神韵： 我正用筷子夹了一块海参，还没到嘴，邻座某君推了我一把，伸手一指道：“瞧！王国维。”……我顺着那人的指尖看去，果然在校长对面坐着一位清瘦而微须的四十多岁的老头儿，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儿和玄色扎腰，很谦恭而谨静地坐在那里。在大家喧声谈笑中，似乎他总是安静的、沉默的，除举箸停箸而外，什么都不理会。曹校长应酬态度很周到，话很多，看神情每一节话都必问到老先生，他只是微笑、点头，没有很多的回答。饭后，照例有各种余兴，如清唱、谐谈及诸般游戏，那时便不见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王先生本是终年在故纸堆里的人，对于这个，当然受不住，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打回去了，再也不露头。 王国维的学问广而深，从甲骨、考古到边疆地理，从蒙古史到词曲，都有超迈前人的造诣。在国学已成为热门、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时，梁启超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学”，鲁迅除对他的老师章太炎甚为信服外，赞佩的人唯有王国维，说“谈到国学，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则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在清华期间主要进行蒙古史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出版了《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全力在研究元朝秘史，意在完成一部专著，可是终究没有完成，成为他一生中的遗憾。 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嗣后，自命清室遗老的叶德辉被镇压，此人也是一位学者，且也留有一条辫子。春夏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后不久，韩复榘部进入河北。冯玉祥当年驱逐溥仪出故宫的画面历历在目，在王国维自认为这是遭受了一次人格上的侮辱，可如今又是在劫难逃啊！次年5月，梁启超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开茶话会，正式宣布，时局如此动荡，国学院也难以办下去了。他本人也将重过流亡生活，东渡日本，暂避国民革命的锋芒。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也让王国维措手不及。梁启超说：“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由此痛心入骨，“故效屈子沉渊，一冥不复视。”又说，“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有遗书，其中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这算是对他自沉的交代，在他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后人的解析却那么费劲，以至疑窦丛生，聚讼纷纭。然而，他对中国学术，即中国国学的贡献，却都是众口一词：国学大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