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过程”，以及“关系之关系”，侯旭东为西汉政治提供了新的理解。在《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中，他以实证性的情感史研究，揭示了围绕“君宠”所展开的历史循环。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因此遭遇重挫。入汉之后，儒家急于为皇权所用，不惜自降身份，抬高皇帝，贬抑臣民。叔孙通起朝仪，立刘氏家族神圣地位。其尊君卑臣，借身体之规训，发挥“纪律”之功能。陆贾提出“逆取顺守”之观念，放弃先秦以仁义取天下旧说，将仁义、经义、伦理教化等功能重释，使之成为稳定帝国统治的深层机制。经学大师韩婴通过《韩诗外传》，以诗教“造士”，建构儒士的共同体，强调“士节”，鼓励士人积极进入统治体制，儒士阶层逐步形成，并逐步获得权力。贾谊用世之心急迫，以“礼”为帝国秩序。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使得儒家成为主导帝国的意识形态，但帝王从未实施“纯粹的”儒术，儒家用灾异论约束皇权，最终完全无效。但西汉尊儒，到董仲舒达到高峰。  资料图 侯旭东对皇帝和大臣关系的描述，离实情似乎更近。在有关皇帝角色的要求中，儒家强调公义，抑制私情，这导致儒家难以与皇帝建立亲密关系，外戚与宦官与皇帝建立了信-任型君臣关系，其极致变现为“宠”。“信”者，主要指得到皇帝信赖，不含承担具体职责之意，如金日磾任侍中，随侍武帝，有“信爱”无“委任”。武帝生前，霍光在内廷只得“亲信”，直到武帝临终让其辅佐昭帝，霍光执政才获得“委任”。尽管信任有别，但信乃任职前提与基础。在儒家主张的礼仪性君臣关系中，君臣之间不一定存在双方熟识与感情；信-任型君臣关系，其基础即位双方熟识与信赖。而君臣在礼仪性君臣关系之上发展出的亲密关系，也可称之为信-任型君臣关系。 但是，皇帝乃活生生的人，有理智，也有感情；即便注重公义，但也难泯私情。从刚出生到登基，皇帝深嵌于多重关系之中。诸如家中亲人和亲戚，以及陪伴在侧的官僚和随从等等。这些都属于其“自己人”，既有感情上的互相依赖，也有一荣俱荣、一损共损的利害关系。一旦皇帝即位获得权力，于情于理，“自己人”势必要环顾左右，有些人因之成为宠臣，获得重用。 与皇帝建立信-任关系，于亲属和亲信而言，多属日久生情。成帝10岁时，其舅王凤任卫尉侍中，照顾护卫其至少9年。汉武帝刘彻从小就认识了母亲的同母弟田蚡，田蚡在刘彻的父亲汉景帝刘启宫中任职十多年，两人有足够时间建立亲密关系。汉武帝即位后，这种关系延续，直到田蚡离世。刘恒为代王时，张武为郎中令，宋昌是中尉，陈平、周勃等派人迎立刘恒到长安继承帝位。刘恒先是与这两人为代表的群臣商议，即帝位后的当晚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可见对两人倚重。 皇帝与大臣建立信-任关系，也不乏倾盖如故的例子。例如，文帝做梦，有黄头郎从后面推其上天。梦醒后，看到邓通与梦中人衣着相符，且姓名暗合，于是“尊幸之日异”。宣帝时，梁丘贺因为一次卜卦应验，因此得到宣帝信任。 女子以媚道博得君宠，往往受到儒家贬斥。儒家主张礼仪性君臣关系，但一般儒生士人通过上书言事，以言辞打动君主，以博得宠幸。主父偃、严助、东方朔、朱买臣乃至董仲舒，都以此道获得了成功。皇帝高高在上，成为各方争夺对象，谋求进入信-任关系格局的男女臣下络绎不绝。一旦宠臣去世，信-任关系即告终止，很快就有其他臣下试图进入。一旦皇帝去世，新的君主诞生，新一轮的争夺就重新展开。侯旭东总结出的循环模式为：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的求宠……儒家虽然鄙夷其他求宠者，然而自己同样投身于这一循环。不仅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如此，府主与属隶的关系亦然。 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情感史的研究路径取向总体不多。以王朝政治而言，制度史、政治史、政治文化的较为习见。大致而言，这一块的确容易受到忽视。但是，执掌最高权力者使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无论在怎样的政体中都普遍存在。可以说，这是人性使然，有着天然的合理性。差别在于，民主国家中，因为权力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政治分肥受到监督和制约，这使得当权者徇私范围很小；而君主专制或极权统治，则很可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最常见的就是任人唯亲，私情治国。例如，《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提到，汉成帝朝的王凤，利用成帝生性柔弱的性格在两人关系互动中占据主动，形成擅权之势。 在我看来，从政治史、制度史的角度来看，侯旭东总结的信-任型君臣关系，似乎还可稍作补充。首先，由于西汉皇权及权臣控制了社会，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垄断了所有社会及经济资源。在专制制度之下，求宠也就具备了适宜的土壤。阿克顿有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此处可以如是总结：权力导致求宠，绝对权力绝对导致求宠。通过求宠，既能获得权力、地位和物质利益，也能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 其次 正如侯旭东在书中提到，汉武帝登基初年，其宠臣韩嫣被处死。汉成帝的男宠张放，成帝迫于压力将其流放。究其实质，实为权力基础不稳固所致。汉武帝受制于母亲王太后，汉成帝受制于亲舅王凤及其家族。综合书中所述事实可以得出结论：皇帝对宠臣的保护能力，与其实际掌握的权力成正比。皇帝权力基础不稳固且实际掌握的权力越小，对宠臣提供的保护就越小；皇帝的权力基础越牢固且控制的权力越大，对宠臣提供的保护就越大。 而《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现实，得以善终的宠臣，大都精通关系学，尽量避免得罪他人且尽量保持低调，超脱于权力纷争。而那些喜爱弄权或积极进取的宠臣，除非在皇帝之前死亡，否则难得善终。即便是宠臣，也可能遭遇失宠，或嫉妒或报复而性命难保。在君主制的绞肉机下，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无情。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作者：侯旭东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