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维明 不久前，台湾“中研院”公布了第32届新任院士名单。杜维明作为唯一一位哲学院士位列其中。这也是唯一一位在大陆任教的院士。自2008年辞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并接受北京大学邀请担任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之职后，这位往来于世界的空中飞人，弘道的主场渐渐转至中国大陆。他在河南嵩山开展21世纪宗教和文明对话，力促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落户北京，多次举办儒商论域和商业伦理工作坊，和企业家一同探讨良知理性何以能参与到社会价值的重塑进程…… 席不暇暖的杜维明，却维持了一种“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风范。他会在采访过程中真诚而仔细地询问记者：这个调查数据来源于哪里、参与样本有多大。他也会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保持对门下博士生的愤启悱发。自从2013年在大陆首招博士生以来，相继有五位博士从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毕业，五位弟子无不盛赞先生的拳拳爱护之心。 杜先生极清晰的条理和健捷的谈吐，也常常让听讲的人忘了时间。只有被他拿起杯子喝茶时微颤的手提醒，才晃过神来——先生已近耆年了。他似乎不以为意。年轻人办商业伦理工作坊，本以为他致辞结束后会回去休息，谁曾想，先生从早到晚都坐在会场里，专心致志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还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他额上每一道时间的刻痕，似乎都见证了儒学从一阳来复到遍地开花的历史。尽管还有种种困扰，但杜维明对儒家能够成为21世纪世界共通语言的前景，依然深表乐观。 采访结束已是晚餐时间，另一家等在门口的媒体正要进屋来。杜维明补充了一句：“我本应做更多思想建构来回应现实问题，很抱歉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我做的太少了。” 儒家认为，所有限制因素，也是促使你超越的跳板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年轻人里流行起一种“丧文化”。他们明明拥有远超父辈的消费能力、更加丰富的娱乐活动，却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颓废、虚无、绝望等情绪。您总说儒家是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年轻人如何从儒家那里汲取力量？ 杜维明：“丧”其实和消费主义的宏观大背景密切相关。当下消费主义侵入了每一个领域，不管是传媒、娱乐、公益慈善，社会已经变成了市场社会，人才的评价机制也全部采用量化标准，我们的教育也因而过分注重能够量化的成功。原本是培养人才的过程，却完全把人的因素抹煞掉了。年轻人当然面临比老一辈人更大的压力，新一代的人才竞争几乎成了一个零和博弈。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不过年轻人如果因此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觉得自己只能顺着这一条路走下去，去满足种种量化标准，这就是被世风所转了。但其实你们还可以选择转化世风，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与其他人分享。 你的出身、性别、所处族群，父母亲友对你的期待，社会和时代对你的要求等等，都是对你的限制。但是儒家认为，所有限制因素，也是促使你超越的跳板。 王阳明对当时身陷科举窠臼的弟子们说过一句话：“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年轻人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练英文、技能考试、实习等非精神性的事情上面，这没有问题。但你的志向不能被商业社会的浮躁浪潮所裹挟。大学四年要面临很多妥协，毕业后的受挫也难以避免，但只要我们的志向没有剥夺，理想没有完全泯灭，即使身处红尘滚滚的名利场中，仍会逆流而上。只要立志，就能“自作主宰”，将塑造和完成人格过程中碰到的所有阻力转化成动力。 中华读书报：听起来儒家似乎过于重视内在力量了，个体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转化世风吗？心能转境吗？ 杜维明：在物质化、科学化的现代社会，外在系统变得极为强大，我们已经习惯了让自我去适应客观世界，认为让外物来适应自己心灵的运动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道理的。这实际是对自我心灵的不自信，也是让渡了心灵的自由而从属于外物。实际上，事物都是内外两方面综合决定的。那么在内在系统与外在系统的关系上就有“物随心转”和“心随物转”两种方式，选择以哪一方面为主都是可以的。 如果深刻地反思自我，面对自我的困惑而建立起自信、自知、自力；同时考虑外在世界，弄清楚如何面对、选择、回应、转化外在世界，这样的内外和谐就可以有“物随心转”的形态。 因为个体的内在心灵也是多元因素构成的动态平衡，有良知、智慧、欲望，对事事物物有反应、有偏好、有选择，心灵内部会有不同因素的相互冲突，可以进行调整和改变，达成一个动态稳定。这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主体。儒家相信内在主体有终极性，相信自力。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高扬人的内在主体，我称之为一种精神性人文主义。 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力量一定会照进现实，“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但儒家绝不百分之百地认同现实，不会被现实的力量束缚住、向社会规约妥协，而是怀抱强烈的责任感，改变和转化社会向善。 改变和转化的动力必须要有主体性的参与，但是这个主体性不仅仅来源于单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有创见性的小群体，并且还可以扩大成无数个小群体，像孟子说的“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中华读书报：儒家重视在关系中定位自我，那这种关系本位会不会让人在办事和为政时顾虑人情而罔顾法律？ 杜维明：关系确实是自我定位的坐标轴，但是“只局限在关系里”是对儒家修身哲学的画地自限。儒家是一定会推己及人、从私到公的。只要开始修身，就有公共性。即使你要满足自己的私利，也得先去成就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配合在一起的。爱人和爱己是配合在一起的。 有一个儒者曾经说：“我很幸运。我生而为人，不是动物；我很幸运，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我很幸运，我生为中国人而不是蛮夷之邦的民众；我很幸运，我生在士阶层，而不是农工商阶层。” 这段话听上去有点政治不正确，似乎注重人不注重动物，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注重中国人，不注重蛮夷，这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有男性中心、精英主义。 但这些偏狭恰恰可以转化为自我发展的条件，故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一种非常深沉的责任感：作为人就要活出人类的尊严，活出自己不同于动物的高贵；作为文明就要体现出文明的价值——王道，当然在现代也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性；作为男性就要承担起男性应有的责任，但也承认两性在发挥自己潜能、充分自我实现这一点上完全没有分别；作为精英就需要发挥精英应有的作用——无恒产而有恒心。 讲关系并不只是局限于自己的亲友关系，还要往亲友之外的人推扩出去。儒家之仁爱必须有公信度和公共性，儒家强调的主体性一定要突破自私自利，家庭的温暖一定也要突破家族主义，扎根乡土也要突破狭隘的地方主义，爱祖国爱民族更要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对人类的尊重也必须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儒家如果在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个问题上还想不清楚，等于是自小门户 中华读书报：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似乎与儒家经典对女性的规训大相径庭。儒家对女性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是不是需要做些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 杜维明：首先要把儒家摆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来看，历史上的所有文明，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都是男性中心的。儒家对女性的限制并不如其他宗教那么强。有批评说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代表儒家精神传统的女性，基督教或佛教里面却有。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儒家伦理在中国之所以能代代相传，多亏了每一个不识字的母亲。她们通过身教培养出了很多伟大儒者。另外有观点认为中国受儒家影响，各个领域的女性代表太少了，我想这也是随着时间推移就能解决的问题。未来从事文史哲研究的女性学者会越来越多，文化的传承会肩负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女性身上，儒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还想不清楚，等于是自小门户。 其次，现在一说到儒家对于女性的规训，就会提到阴阳的宇宙论。总是把女性和阴联系在一起，把男性和阳联系在一起。女性要学习阴含柔巽顺的品德。但我认为要把性别问题从阴阳宇宙论中剥离出来，不要把阴阳赋予不同的性别，男性可以既是阴又是阳，女性也可以是阳又是阴。女性当然也可以具有阳所代表的乾健创发，同时又不失去阴所代表的包容柔顺。而且阴阳是消长的过程，从年龄来讲，一个四十岁的父亲绝对是阳，但到了七八十岁肯定就变成阴了。 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人们往往会认为，居于权力结构高位的人必须是果敢刚毅、有决断力的。如果基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印象认为男性才是果断刚毅的，那么就会得出女性不适合做政治家等结论。把阴阳对应从性别中剥离，对改变这种观点有很大好处。 我们往往用最极端的例子来否定儒家的基本原则，这是不对的。比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常被用来论证儒家对于女性的限制。事实上回归当时的语境，程颐是为了和他的弟子讨论士人的气节问题举的例子。程颐本身并不认为寡妇就一定要饿死。他称扬自己的父亲比较仁爱，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父亲会安排守寡的表姐再嫁以保障其生活。另外一个例子，韩国大儒李退溪，他的长子在结婚不久后就去世了，儿媳坚决不嫁。他还劝说儿媳不要守寡，不然自己内心不安。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儒家学者（包括从事儒家研究的女研究生）认为男尊女卑就是必须的，认为“女主内、男主外”在现代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认为《女诫》《烈女传》等也应该发扬。这些传统价值确实体现了符合当时时代的深刻伦理诉求，但是当前这个时代却不可能以此来重新塑造我们这个社会了。 有几个原因使得女性主义的说服力越来越强。第一是医学的发展，避孕和堕胎技术使得生育变成了可以选择的事情。第二是经济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即使不工作待在家里的女性也大多数掌管着财政大权。以前家庭经济靠丈夫，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比如日本是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但是日本女性的力量非常令人惊讶。我去东京大学访问，有一位教授请我吃饭，说他昨天已经得到了妻子的允许所以多了一顿饭钱可以请我吃饭。我这才了解到，所有东京大学教授的薪水都是打到他妻子的银行账号上。第三就是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单亲家庭太多了，还有本无血缘关系的收养家庭。儒家根深蒂固的随父姓观念和家谱都非变不可，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试验田，以原教旨的儒家理念建设一个小村落，但是大范围内你想维持男尊女卑不太现实，也不合理。不过儒家学以成人的道理，绝对是男女都普适的，女性完全可以学成君子。 中华读书报：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很大，外出打工造成的亲子分离、隔代教育使得很多留守儿童与父母亲关系很淡漠。这种情况下，讲孝道怎么可能呢？ 杜维明：孝道原本根植于人性之自然，不需要道德劝诫来教育孩子去孝。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不同于其他个体存活率高的物种，人类彼此的依赖性很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岁的孩子必须依赖家长才能存活；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要依赖儿女，反哺是自然的，这样才能在代际之间维持延续性。这是孝道的自然基础。 人口流动确实破坏了亲子之间的联系，留守儿童是无法避免的残酷现实，我们只能寻找一些补救的方法。《大学》讲修齐治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是说自己修身达到一定的水平，齐家就直接实现了。当一个人成立自己的家，修身的问题就变得特别复杂。核心小家庭有亲子三个人，存在性别、年龄、身份、权利各方面的差别，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更不用说从齐家到治国，复杂性又增加了好几倍。在亲子异地的情况下，孝就和每个人的自我选择有关，也和社会教化有关。即使父母不能陪伴孩子，但父母外出赚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这样的关爱需要其他人来解释给孩子听。 另外对孝的要求不能是单向的，“孝”不等于“顺”。《孝经》里面提到曾子问孔子：“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强烈反对说：“你这是什么话呢？儿子的职责是帮助父亲成为更好的人。正如天子需要有七个谏臣才能使他保住天下，诸侯要有五个争臣才能不失其国，大夫要有三个耿直的下属才能守护好家族一样，假如你不管父亲的命令有没有道理，都遵守执行，这叫‘陷父于不义’。”如果父母体罚孩子，程度轻微是可以承受的，但下手很重你还不逃走这就不对了。不过孩子对父母进行劝谏时要注意言辞婉转。（卜迩/采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