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春文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郝春文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1983年考上研究生算起，到今年，我做敦煌学有35年了”，郝春文告诉记者。在这35年当中，他带领团队，开启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释录工作，时至今日，已经完成1-15卷的出版发行。然而他绷紧的神经并没有就此放松下来，“发布会以后，各方对我们的鼓励很多，我自己却有着深深的忧虑，仅完成一半的工作，就已经消耗这么多年的光阴，接下来还有15卷要出，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我真的不敢估计。”或许正是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使得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放松，因此能够在长期的繁难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 “被动”踏入敦煌学的天地 在采访之前，记者曾猜想郝春文与敦煌学初次邂逅的美丽情景：正如当年杨守敬参观静嘉文库，看到满目琳琅的皕宋楼旧藏时所受的震撼一样，当初郝春文大概也是因为被敦煌文书深深吸引，才决心投入一辈子的热情来从事这项研究吧！然而，事实与记者的猜想截然不同。郝春文坦言，自己是在导师的安排下，“被动”进入敦煌学领域的。 “我本科时喜欢秦汉史，看《史记》，看《汉书》，打算考上研究生之后继续研究秦汉史。”1983年，刚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郝春文，又顺利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学习中国古代史专业，师从宁可先生。“宁先生当时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于是一开学就安排我和另外一位同学通读敦煌文书，那一年他总共招了三个研究生，其中两个都做起了这项工作。”就这样，郝春文与敦煌文书有了最初的交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可谓如火如荼。郝春文回忆，“由于十年‘文革’，当时国内的敦煌学与日本法国等国家都有差距，出于爱国心理，国内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劲，中国的敦煌学，就像当时中国的经济一样，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态势。”1980年，《敦煌研究》创刊；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羡林先生任第一任会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基础上扩建的敦煌研究院成立。正是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敦煌学在80年代以后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那时候我们看敦煌文书，只能看缩微胶片，英藏的和法藏的，缩微胶片除了国图以外，只有少数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才有。当时的胶片质量不行，尤其是法藏的，模糊不清，有时候一整天对着黑乎乎看不清的东西，心情非常压抑。”于是在日复一日的文书研究中，郝春文逐渐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为敦煌文书做释录！“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我能感觉到这批文书的史料价值，它们当中有很多是原始档案，因而比传世的文献更接近历史真实。可是由于胶片不易看到，看到也未必能够看清，并且敦煌文书大多是写本，有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学界对之利用甚少。如果能够把它们像‘二十四史’那样释录出来，学界利用起来就会方便很多。但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做一些准备工作，我就通过做卡片的方式，来梳理每一件文书的学术史。” “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动 80年代后期，敦煌学界普遍感到靠缩微胶片做研究不可靠。于是1987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弓和宋家钰两位先生远赴英国，和英方商定了用最新的摄影技术和刊印技术，重拍、重印英藏敦煌文献中佛经以外的汉文文献，当时，郝春文以青年学者的身份，参与到这项《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工作中。 郝春文感慨道：“如果说之前看缩微胶片是在黑夜里走路，深一脚浅一脚；那么看这次重拍的照片，就像在十五的月亮下，亮堂堂的；当然，后来看到原件，就像在大白天。可是，在月亮下基本上就能看清了。”这时他感觉到做全面释录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1989年到1995年，还是在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直到96年，北京市开始规划‘百人工程’项目，第一批就资助了我和北师大的赵世瑜先生两个人。项目给了我5万元的启动经费，当时的5万元还是蛮多的，我工资才一百多，因此我把它比喻成‘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动，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项目也就正式开始了。” 就这样，郝春文的团队，开始了英藏敦煌文献第1-3卷的释录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的展开，郝春文发现特别模糊的地方以及朱笔校改，在当时的黑白照片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为了精准的整理和研究，只能去英国核对原件。“1999年到2000年，北京市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资助我到英国访学一年，在这一年之内，我完成了1-6卷图版的核对。出国那会儿还登报了，那是北京市第一次派出10个人去各国学习。登报之后，有人提出质疑，说应该世界史的和理工科的出国留学，怎么还有一个中国古代史的？”郝春文笑道，“可以说，正是北京市先后给我的这两次支持，推动着我不得不做这件事了。” 出版社也希望青史留名 登报不仅带给郝春文质疑的声音，更为他带来出版的喜讯。不久，科学出版社的策划编辑闫向东主动找到郝春文，说希望出版这套书。“闫向东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他很知道这套书的价值，第1卷一下子就与我们签了20年的版权，并开玩笑地说谁挂上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谁将来就能青史留名。”郝春文忍俊不禁，“第1卷的版式是黄文昆先生设计的，黄文昆是研究敦煌壁画的，那时他刚从文物出版社退休，科学出版社聘他负责此书的编辑。你看我们第1卷书的封面是青色，就是为了象征青史留名。” 然而，2001年第1卷出版后，由于郝春文无法提供出版补助，第2-3卷的出版便停滞了下来。就在这时，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编辑雁声找到郝春文，说可以不要出版补助，希望继续出版这套书，这让郝春文非常感动。“雁声的理念我很赞同，她说出版社出书分两种：一种是短期内收益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另外一种是具有社会效益和传承文化功能的长线产品，是为出版社挣名的。就这样，第2-3卷拿到了社科文献出版社。” 可是没过多久，雁声又从社科文献出版社回到她原来的社科出版社，她本想把这套书也带走，但是其他的书都让带，唯独这套书被当时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老总留了下来。“其实我很不愿意换责任编辑，因为这套书的专业性太强。其实之前北京出版基金也找过我，说给100万，但要指定出版社，这些指定的出版社连繁体字的书都没出过，我就没有同意。雁声走了以后，社科文献出版社为了出这套书，先后专门进了三个古籍编辑，他们很下功夫，所以后来就一直在社科文献出。之前的第1卷，修订后，也拿到社科文献出了，这样整套书的销量就一下子上来了。并且这套书的每一卷出来后都几乎得奖，因此也为出版社带来了效益。”郝春文不无欣慰地说。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封面是厚重的黄土色，仿佛在呼应敦煌的戈壁和历史。当记者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青色的第1卷放在摊开的黄土色的15卷当中，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观感，就仿佛是茫茫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从“小作坊”到“手工工场” “早年的时候电脑还没有超大字符集，遇到生僻的字，只能自己造，一卷下来得造好几百个字”，郝春文指着他那变形的右手手腕，“那时候天天用这只手按着鼠标造字，久而久之就感觉手不对劲了，现在只能用左手拿鼠标。项目刚开始那几年，我带着几个学生整理文书，他们在前面弄，我在后面改，非常辛苦，几乎每一卷出来，我都得病一次。”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向基础性研究开放，郝春文申请到了当年的国家重大项目。“那是我们敦煌学的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也是首师大的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的队伍壮大了，工作模式也有了改变，如果说之前是‘小作坊’式的生产，现在就是‘手工工场’了。从2011年开始，我们办起了‘读书班’，‘读书班’最早在日本兴起，对我们启发很大。国内比较早的，在我们前后，有北大、社科院等几个，但我们是坚持最久的一个。” 读书班由课题组成员和硏究生组成，每周举行一次集体会读，在会上讨论整理文书的程序、体例和方法，同时解决整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敦煌文书包罗万象，需要各学科知识。每一件文书的学术史，光靠查阅目录索引根本不行，必须阅读全部研究敦煌文献的专著和论文。我想我们的整理，应该要把敦煌学百年的研究成果反映出来，将读者领到学术的前沿，这就需要群策群力。况且众手修书，难免体例不一，因此需要在读书班上强调体例和细则。 “读书班的举办，对于提高文书整理的质量确实很有帮助，因为每一件文书至少经过六双眼睛，多至十双眼睛。后来我们又设立了读书班中心组，成员包括各子课题负责人和读书班的骨干。其实读书班还是为了培养人才，想通过读文书的方式训练研究生的文献功底。表现好的就可以进入中心组，这就算正式参与项目了，这样一种方式，也保证了课题组的人才来源。” 说到培养人才，郝春文颇为自信，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培养的60人次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去了很好的平台，包括人、北、清、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最好的教学和科研单位。然而，工作方式转变后的郝春文，却比以前更累了：确定每一卷收录的文书，逐条处理各负责人和中心组的意见，审读二校样……“每次打开文档，是一百页，又一百页。以前出第1-3卷的时候，我还把它们放在床头，每晚都翻翻。现在出版后我连看都不想看，因为每件文书都已经审了六七遍，真的要吐了。”即便如此，郝春文依然感慨“三十多年的历练并未让我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反而更加感到从事此项工作永远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临大敌、战战兢兢的谨慎态度，稍有不慎，就会留下遗憾甚至错误。” 让敦煌文书走出敦煌学的圈子 2001年，《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出版后，孟彦弘和胡同庆曾分别为之撰写简介和评介。胡同庆评价郝春文“立足于敦煌，视野却跳出敦煌，这是未来敦煌学的发展方向。”孟彦弘也说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使‘敦煌学’本身从基础性的工作中脱出身来，向更深、更广处推进；另一方面,作为非敦煌学家的一般历史研究者,可以直接将这套录文作为自己研究的资料加以利用，从而使敦煌文书真正突破‘敦煌学’的范围。” 在谈到敦煌学的发展前景时，郝春文也表示，敦煌文书只有放到中古时期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经过各个学科的研究，才能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 这6万多件敦煌文书，“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历史、社会、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及中西交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敦煌文献发现已过百年的时候，这批材料仍不能为各学科一般研究者充分利用，对它的整理和研究仍局限于少数专门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不正常的。”郝春文补充道。 近些年来，敦煌文献图版的出版情况着实令人振奋：《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陆续出版。这些精良的图版为敦煌文献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仍不适用于一般研究者。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大批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和一些从理论上总结整理敦煌文献的文章，但毕竟难窥全豹。因此，全面释录本应运而生。郝春文说，“我们的整理就是要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服务，我们一开始就是为了把敦煌文书推向整个学术界。” 在国外撒一些敦煌学的种子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文书流散各国，因此敦煌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各国对敦煌文书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编目”，郝春文介绍道，“像英国、法国、俄国这些国家，文书由图书馆等公益机构收藏，编目基本上没有什么难题。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一些文书是私人收藏，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才能看，当然也有一些日本学者在做这件事情，不过这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不是很大，因为私人收藏的大多是佛经。” 在谈到国内外敦煌学的研究现状时，郝春文显得颇有底气，“上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在很多领域一度领先，然而中国经过这三四十年的奋起直追，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敦煌学的大多数领域，包括历史、宗教、敦煌石窟等，我们都已经领先国外；只有胡语研究，像梵文、于阗文、回鹘文这些，国外还具有优势。我们不仅在很多领域领先，还掌握了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可以用中文来开国际研讨会，并且我们在研究范式、研究话题上也能与国外打通，这让其他学科很羡慕，如果其他学科也像这样，中国的学术就国际化了。” 季羡林先生曾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郝春文深表赞同。“《诗经》里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研究视角往往与我们不同，这对学术研究来说是好事。从2003年开始，我们成立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成员由各国的敦煌学知名学者组成，我们轮流在各国办国际会，目前已经陆续在日本、俄国、美国、英国办了很多次，希望以此来推动各国敦煌学的发展。此外，我在耶鲁任客座教授，也办了敦煌文书读书班，但读书班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个美国学生，这种现象使我很忧虑，现在国外的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的兴趣普遍降低，他们似乎对中国现当代的东西更感兴趣，国外的敦煌学乃至整个汉学都在萎缩。”即便如此，郝春文说今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会依然争取把读书班办下去，希望在国外撒一些敦煌学的种子。（苏悟森采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