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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译者主体性与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回顾 （一）译者主体性 在翻译的漫长发展中，译者一直生活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努力使自己做“隐形人”，处于“一仆二主”的尴尬地位。随着翻译理论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译者的身份也经历了从幕后到台前的变化。翻译理论研究者终于意识到， 作为翻译活动的最终执行者， 译者是翻译研究最不应忽视的一维， “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相比， 译者主体属于译学本体论范畴， 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校琴，2006：14）。 查明建， 田雨（2003）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 人文意识和文化， 审美创造性。” （二）我国译者主体性研究 杨武能是较早注意翻译主体问题的学者代表。他认为译者首先是阐释者，同时是接受者，更是创作者；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即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原作和译本都是他们创作的客体；在此过程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地位，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许钧则从整体上确立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位置，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其他的学者也开始多角度、多层次地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总结和反思。译者主体性的探讨不再仅限于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对从事法律翻译的译者的主体性也有所研究。另外，也突出了实证性个案研究。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视角被引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主要有阐释学视角、译语文化视角、多元互补理论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女性主义视角、适应选择论视角以及解构主义视角。 二、文学翻译问题 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Jiri Levy （1966） 在其著作中，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Levy 认为，文学翻译重在再创作。他继承了自古罗马戏剧翻译家Terence 开始的传统，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焦点在于再创作。（谭载喜，2004：201）因此，文学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智慧、知识和美感，使译作具有和原作相应的艺术感染力。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译者的文学素养、译者是否熟悉原作的内容以及能否判断并再现原作的特征。 张今，张宁（2005：160-165）主张保存文学翻译作品的历史性，并且译品应该具有时代性。1.历史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将作者的历史心理真实地加以反映，而不应该予以现代化或者古代化。文学作品的历史形式主要是指体裁。一定的体裁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紧密联系，荷马史诗不会出现在现代。在语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尊重文学作品的体裁。 2.时代性。我们的文学译品首先要包括的，就是我们时代对于作品的理解。翻译史证明，伟大的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译本。文学译品的时代性还在于译文要具有现代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在这当中，译者必须努力化艰涩为鲜明，把原作中现代读者所不易理解的含义、典故和比喻，融入鲜明完美的语言形式中，使其既能为现代读者所理解，又不失本意。 由此可见，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处理好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二者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作者的风格应当通过译者的风格得到表现，而译者的风格又应当以作家的风格为依归（张今，张宁，2005：85）。在上乘译品的境界中，译者的风格是若隐若现的。 三、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短短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因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和“哲化诗”的形式，引发了无数的争辩。《道德经》也是公认的除了《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由于原文的版本问题、译者主体的情况、以及主流翻译策略的不同，对于《道德经》的翻译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以下主要从三方面说明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翻译中的体现。 （一）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 “阐释之所以具有多样性，必先具备本文提供的某种可能性。如果本文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结构，那么对它的阐释就必然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无所谓多样性可言”（金元浦，1997：359）。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而通行本则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1973年以前，大部分英译本都以王弼的注本及其它几个流行版本为底本，文本之间的出入并不大，对原文的理解及翻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1973年，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本的《道德经》后，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因为帛书本与先前已有的底本出入很大。1977年出版的林语堂的译本就是以帛书本为底本的。 辛红娟，高圣兵（2008）对不同时期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了历史分期描述，绘出《道德经》英译脉络图，将其分为三次高潮。他们指出，在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年中，译者的版本意识很强， 世传本、帛书本和竹简本等不同的版本选择成为一大特色。译者选取哪个作为自己的底本，成为影响其译文的首要因素。 （二）译者对原文的前理解 阐释学认为，人对世界、自身以及一切事物的理解必然有时间的限制，因而理解总是具有历史局限性。在中国古代，有韩非、王弼、河上公等对《道德经》的注释；在近代，有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辩论；在当代，更有任继愈，陈鼓应等著名哲学家对《道德经》的经典论述。译者最先接触到的文本和自身文化、社会因素对他将产生重大影响。 哲学著作本来就深奥难解，《道德经》本身又是一部作于距今2500年前用古汉语写就的古典哲学著作。东西方传统哲学在表达上截然不同，西方哲学重逻辑，用词准确明晰，是“科学之科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哲学家们对自己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而古汉语中的通假字，一词多义以及汉语句法上的某些不确定性，又使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产生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作者：武婷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