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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良意志是绝对的善 “在这个世界之内，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绝对的善了”[4]354。善良意志虽不是唯一的善或全部的善，但却是最高的善，是追求幸福的条件。这种绝对性就表现在它是一个人要过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以至于从本体论角度来说，它是全部道德行为的基础。康德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从动机方面考察人的道德行为。“善良意志之所以善良，并不是因为它引起或产生好的后果，或者因为它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确切的说，它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它自身就是善良的，或者因为它的活动是努力于善的”[4]354。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本人注重动机论，从善良意志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竭尽全力实现其内在价值，反对脱离动机单凭效果来判定行为善恶的效果论。 康德洞察到了道德行为的超功利特质，但并没有完全陷入唯动机论。道德判断不同于科学事实判断，它只是一种用善恶方式来把握世界的手段，这种性质就决定评价道德行为要侧重于从主体动机方面来考察，但不忽略行为结果的重要性。一个好的动机总是要达到好效果，相反，从不好的动机出发的行为一定不会有道德价值的。康德主张从好的动机出发，并要求为实现这个动机而努力，这对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二）义务的三个命题 康德之所以把善良意志作为整个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就在于试图从形而上学这个角度说明道德行为的普遍必然性。善良意志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具有绝对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通过义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义务先天的包含善良意志这个概念，这主要体现在关于义务的三个命题上。 第一，行为要有道德价值，一定要为义务而行。义务是包含善良意志的，一个行为只有在动机上是出于义务的，才可以称为道德的行为。对于这个命题，可能会产生误解，即一切为义务而行的行为都有道德价值。譬如，商人所标榜“童叟无欺”是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完全符合义务。按照康德的思维，这完全是商人谋取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出于一种目的。也就是说，“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缺乏道德的意向性，尽管符合义务，是应当的，但不能认为是道德行为。康德认为，把个人幸福原理作为意志的动机，那是直接违反道德原理的。道德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行为是出于义务心，而不是爱好。义务即为道德感，行为者如果不从道德感出发，而是以自己的爱好、利益为基点，则这种行为是不带有道德价值的。 第二，来自义务的行为，其所以具有价值，不是它所欲求的目的，而是由于决定这个行为的准则。只有出自义务心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那么怎样判定这种动机是善还是恶，康德很巧妙地用形而上学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心中先天的存在着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因而具有普遍性，所以，一切行为只有符合道德法则时，才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 第三，义务是一种尊重法则，而且必须照此而行的行为。 一切从善良意志出发，完全符合道德法则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义务强调理性存在者对道德法则的绝对服从，要成为道德善良的人，即使牺牲一切自然爱好，也要服从道德法则。康德并不否认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理性，其出发点在于为道德行为和功利行为进行区分，指出二者的不同，阐明道德行为的判定方法。 （三）绝对命令的三个维度 命令彰显了理性存在者与支配其意志的客观原则的关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意志就其本性而言，未必受理性客观法则的制约，但由善良意志而引起的行为是不受主观影响的，完全遵循理性法则。基于这个问题，命令可以分为绝对命令和相对命令两种形式。“一个有条件的命令的含义是：如果立意得到某种东西，或至少以此为目的，那就必须做某一件事情。绝对命令的含义是：某一行为，本身或客观上就必须做的，不涉及任何目的”[4]363。两种命令都是那种在某些方面是善良意志所必须实行的行动公式，唯一的区分就是，绝对命令无条件的听从道德法则，不为任何目的所支配。这种无条件性体现为绝对命令的三个维度： 第一，普遍的自然法则。绝对命令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具有必然性，义务从普遍必然性这个角度可以等同于绝对命令。然而，人在客观上愿意遵循一种作为必要性的道德法则，却在主观上忽视了它。所以义务命令只能作为一种绝对命令，而不是表现在有条件的命令中。 第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理性存在者以自己为目的而存在是绝对命令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是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把人看作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这种行为至多具有一种相对价值，甚至毫无价值。绝对命令来源于目的自身的概念，离开这一观念，绝对命令也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第三，作为意志与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原则，每个理性存在者的理念是普遍立法意志的理念。这样，理性存在者通过“契约”的形式把“众多人目的”的差异抽出，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目的整体，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形成了“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律令的立法者，但是，当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普遍准则不相一致时，就要使自己的行为准则符合普遍准则。 绝对命令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定，虽然用“应当”来表示，但仍存在于人心中。道德法则以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为前提，自由就是排除感性欲望，摆脱因果必然性的束缚而进行的独立自觉，独自判断的能力。“只有自由者，才会有道德”[5]，绝对命令的存在必须以自由为根基，否则道德法则就不会实现。“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法则决定自己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由”[1]135。意志自由显示了理性存在者的尊严与人格，绝对命令要实现，就必须假设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只有当人的意志达到自由时，才会摆脱感性欲望的束缚，自觉的遵循绝对命令，从而使行为符合道德法则。 （四）三个理性公设 “至善”的理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前者提出“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试图从理性高度提高主体的道德意识，后者从灵魂不死这一心理学假设，分析排斥感性欲望从而达到至善的可能性。康德有条件的接受了这种理念，并将“至善”作为道德哲学的核心，使之具有本体的意义。在康德看来，“至善”就是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出自义务或职责，自愿的执行道德法则。这种“至善”是以形而上学形式存在的，从属于理性范围。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怎样才能达到“至善”呢？康德就把从《纯粹理性批判》剔除出去的上帝、自由、灵魂重新运用到道德哲学中来，也只有在实践理性领域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因此，康德通过上帝、自由、灵魂这三个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自由的意志在前面已论述，这里着重探讨上帝和灵魂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