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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并未使用“humanity” 这一传统译法，因为humanity 是一个普适概念，与罗马的 humanitas 相关，意指唯一的、普遍的、本质性的对象。若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仁”的另一个传统译名 benevolence 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因此，译者们选择了 authoritative person 作为“仁”的译名。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安乐哲认为 authoritative 一词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19]（P114） 同样，“心”被安乐哲翻译成“heart-and-mind”，保持了中国哲学中认知意义的“心”（mind）和情感意义的“心”（heart）的整体性。“礼”习惯上翻译成“ritual， rites， customs， etiquette， propriety， morals， 些翻译都只翻译出了一种含义，“what is appropriate”，而没有译出“doing what is appropriate”。这个复合的表意文字，《说文》中，被定义为“履”，意思是“踏于道上”，因为也意味着“品行”“行为”，安乐哲翻译为“ritual propriety”，强调充分参与一个由“礼”组成的社群，把各种习俗和价值个人化。同样，在安乐哲这里，“义”不是“righteousness”而是“appropriateness”“a sense of what is fitting”；“正”而是“proper conduct”；“政”不是“government”而是“governing properly”。安乐哲在翻译文本中所提供的新的术语表，并不是要用一套中国哲学术语来取代原先不完善的模式。而是要把这些关键术语翻译成一些具有提示性的符号，以便读者可以回到词汇表中，重新检讨这些属于本身的意思，并且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恰当运用，可见，安乐哲并没有忽略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 四、结语 作者集中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和转化两个过程中的具体方法，诠释方法主要借助黄俊杰先生提出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以朱熹对经典的诠释为例，认为：翻译之始，一定要回到经典的文字当中去，首先要通其训诂，然后要回到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出它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内涵，从而理解圣人的“微言大义”，这仅仅是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第一步，如何将圣人的“微言大义”以恰当的方式转换成目的语，则借鉴了安乐哲的比较哲学的翻译方法，特别是他的“策略性框架”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从认识论上，有利于避免各种形式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对中国哲学的轻视，和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曲解，减少文化误读，在方法论上，从元典出发，构建相关的哲学语境，再在该语境中进行文本的翻译和转换，特别是对关键哲学术语的翻译，一定要体现中国哲学思想和语言的特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加上西方文化的预设。而作为哲学典籍的当代中国译者，我们期待着中国哲学典籍通过创造性地诠释和转换，参与到世界哲学的对话中去，使她在异国他乡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