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庆历新政文/王麟 我们很多人对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实施的变法非常熟悉，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花费大篇幅进行讲述，什么青苗、保甲、募役、均税、市易、均输、裁兵、农田水利，搞得学生们头痛不已，只好死记硬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安石性格执拗，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采取铁腕政策，强力推行变法，不管合适与否，一刀切地推行，结果闹得朝野上下一片怨言。王安石的很多挚友，都与他反目成仇，比如司马光和苏轼，本来他们开始是支持变法的，最终也成了坚定的反对者。熙宁变法中很多改革措施在惠及民众的同时，确实能增加国家收入。不过那些推行新法的执行者，却把经念歪了，还借助变法的时机，为自己谋取私利，结果，后世将王安石手下的得力干将全部被打入了奸臣传，只有王荆公一人得以保存清白名节至今。  王安石 王安石不但是著名的改革家，还是名重一时的宋学中的“新学”开创者、文学家和政治家。那么，王安石的这些改革思想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每一个人开创一番事业，都要在前人奠基的基础上进行，王荆公这次熙宁变法可谓声震九州，开天辟地，提出了很多当时朝廷百官闻所未闻的改革措施，以至于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为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对王安石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范仲淹，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承认，也许他表面承认而内心并不服气。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竟然在范仲淹去世24年后，也就是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与皇帝议政之时说了下面这番话：“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些话明明白白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上面，我会认为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如今在正史上看到王安石对范仲淹如此诋毁，让我对此人产生了很多看法，也理解了为何那么多朋友和他反目成仇了。 范仲淹因为忧国忧民，仗义执言，一生仕途坎坷，三次被贬，为国计民生殚精竭虑，身患重病还在边关抗击敌寇三年时间。因为患肺病和眩晕症，范仲淹经常夜不能寐，却以惊人的毅力支持了下来，稳固了边疆，却被王安石称之为“但多暇日”。 范仲淹去世之后，谥号文正，被同辈之人高山仰止，敬仰之情溢于笔端，却被王安石称之为“故过人不远”。 因为杵怒刘太后和吕夷简这种典型的腐败分子而被污为朋党，结交志同道合的游人作诗酬和，却被王安石诬蔑为“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范仲淹因为进谏论事奋不顾身，甚至连命都敢搭上，被苟且无良之徒污为“邀名”，他不得不写了一篇《近名论》文章进行反击，以堵屑小之口，王安石却说范仲淹“好广名誉”。公道自在人心，范仲淹的人格高大，不是某个人就能污蔑抹杀干净的。而在范公刚去世不久，王安石可是亲口说过下面这句话：“(范公)一世之师，由初讫终，名节无暇。”如果与上面那番话做个对照，让人别有一番味道在心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焘著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南宋人李焘在本条史料后面加了一段话：“此一段无所照据，假神宗论答之语，实寓安石之私，以范仲淹好名，败坏风俗，岂不惑后世？并删去。今复存之，后世亦安可惑也？” 李焘的意思很明显，这条史料属于孤证，没有其他相关史料可作参照，很可能是假借与神宗对答的方式，寄托了王安石的个人想法，说范仲淹好名，败坏风俗，这不是要迷惑后世之人吗？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了下来，难道后世之人那么容易被迷惑吗？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在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时年21岁，也是数一数二的青年才俊。在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29岁的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三年期满，回临川老家探亲，路过杭州的时候，听说62岁的范仲淹就在杭州任知州，便专门拜访了这位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偶像级人物。二人见面之后，落座畅谈，欢欣之至。而两年之后，64岁的范文正公便病逝徐州，因此，这次杭州会面，是两位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惟一一次见面。 王安石虽然在之前没见过范仲淹，但是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范仲淹的高尚的人格、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应该深深感染了他，并激励着他刻苦攻读、积极进取。最重要的是，在范仲淹主导新政改革的庆历三年，王安石刚进士及第，亲身经历了新政实施，耳闻目睹了范仲淹等一派革新人物被反对派以“朋党”之污名逐出了京师。范仲淹的改革思想，肯定对年轻的王安石影响很大，让他在年富力强的青年时期，便开始思考变法救国之路。不管他二十多年后，出于什么目的和心理说出了那番鬼话，在他年轻之时，说他没受范仲淹的影响是很难服人的。  第一次宋夏战争 宋夏战争，虽然在范仲淹等一帮文官武将的努力下最终打了个平手，然而，也让仁宗皇帝第一次明白了自己治下的庞大帝国竟然如此不堪。我们不难理解仁宗皇帝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因此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仁宗就在庆历三年(1043年)将范仲淹和韩琦提拔为枢密副使，开始委以重任，而夏竦担任枢密使。范仲淹被提拔为枢密副使之后，他的学生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富弼特别高兴，向仁宗说道：“伏闻近降勅命，韩琦、范仲淹并授枢密副使。仰认圣意，只从公论，不听谗毁，擢用孤远，天下之人，皆谓朝廷进用大臣常如此日，则太平不难致矣。” 当时，担任宰相的是晏殊，参知政事是贾昌朝，谏官是欧阳修和余靖。由于夏竦本人性格奸猾，与吕夷简类似，曲意逢迎，而不以国事为重，被欧阳修和余靖连续不断的弹劾，最终被罢免贬出京城，到亳州任职。欧阳修便极力举荐还在边关的范仲淹，希望仁宗让他参知政事，必定大有作为。他在奏疏中写道：“如仲淹者，素有大才，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孰不物治。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中书，使得参预大政。” 仁宗皇帝这才听从欧阳修的建议，将范仲淹从枢密副使调任中书，以副宰相的身份参预国事。如今，掌管核心权力的大臣完全换血，革新派几乎全部登上了舞台。杜衍担任枢密使，他是范仲淹的坚定支持者；晏殊、章得象共同担任平章事，也就是宰相之职；贾昌朝、富弼、韩琦和范仲淹共同参知政事；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这些人很多都是范仲淹的好友甚至老师，大都志趣相投，方向一致，只待仁宗皇帝一声令下，便可以施展拳脚，大展宏图了。  余靖 但是，别忙，事情没那么简单。首先，范仲淹在接到参知政事的任命之后，当然为自己能有机会实现抱负而高兴，因此，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和已经退休致仕的政敌吕夷简缓和关系。吕夷简人不在其位，态度比以前好了很多，说了一番无关痛痒的话，无非就是加以勉励而已。范仲淹如今已经55岁，性格应该变化了不少，对于如何搞好官场各方面的平衡，也有了新的体会。他深知，在官场，支持自己做事的人没有几个，但是看热闹和暗中坏事的人数不清。既然现在担任了副宰相，想干一番事业，就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而他主动与吕夷简和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是不久，范仲淹听到了几件事情，让他心头一沉，本来踌躇满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预感到将要大事不妙。第一件事情，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徂徕先生石介，当时担任太子中允和国子监直讲，典型的狂狷之士，在夏竦被贬出京师、范仲淹参知政事之后，大为高兴，就说道：“此盛事也，歌颂吾赋，其可已乎？”才思泉涌，笔走龙蛇，写下一篇《庆历盛德诗》，广为传唱，将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大大褒扬了一番，而将夏竦等人可劲贬损。他在诗中写道：“皇帝圣明，忠邪辨别。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石介将夏竦比作大奸，彻底惹怒了蜗居亳州的夏大人，夏竦读了此诗之后，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生吞活剥石介而后快。后来，他报复石介的手段之狠、之阴险，也是空前绝后的。所以此诗一出，天下哗然，石介的老师孙复连连叹道：“守道啊，守道，你这是在给自己惹祸上身啊！”而范仲淹看完这首诗后，连声说道：“石守道这是要坏我们的大事啊！”事实证明，范仲淹的预感是非常正确的。  石介，宋初三先生之徂徕先生 第二件让范仲淹忐忑不安的事情是，他得知自己担任参知政事不是皇帝主动提出来的，而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给皇帝提议的，感到非常吃惊，问仁宗道：“谏官竟然能够举荐宰相？”坚决不接受任命。一直僵持到庆历三年的8月份，这才正式担任此职。 范仲淹如此吃惊是有原因的，谏官的身份是什么？一来监督和约束中书宰相的行为，让他们别徇私枉法，二是给皇帝提一些诸如保重龙体安康、体谅百姓辛苦、节省宫中费用等不痛不痒的建议。谏官给皇帝举荐宰相，这是破天荒头一次，竟然被大文豪欧阳修做到了。这件事情如此诡异，让范仲淹不得不多打几个问号。 最让他莫名其妙的是第三件事情，在他担任参知政事没多久，仁宗皇帝竟然破了祖宗几十年的规矩，在朝廷议事完毕之后，单独留下范仲淹一人，询问起治国改革良策来了，二人畅谈了很久。仁宗皇帝的这个反常的行为，让范仲淹心里又敲起了小鼓。原因为何？这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自己的后继子孙专门宠信某位大臣，而造成权臣大权独揽，最后架空皇帝，造成灾难，因此制定了皇帝不允许单独召见朝臣的祖训。而仁宗皇帝偏偏就违反了祖训，单独召见了范仲淹，还询问治国改革良策，很反常不是？ 第四件事情，仁宗皇帝打了范仲淹一个措手不及。仁宗皇帝召见完范仲淹等人之后，立刻下了一份手诏，让他在极短的时间里拿出一份改革方案。我们都知道，实施改革哪有那么容易？今天心血来潮：“我要改革！”明天就伸手要账：“快把改革方案给朕！”改革需要精心谋划，需要有先有后，需要稳扎稳打，需要潜移默化，需要大刀阔斧，需要长远规划，需要有足够耐心，需要做好数年或者十数年才能看到效果的心理准备。唯一忌讳的事情就是不能急躁！而仁宗皇帝偏偏这么急燥。很反常，对吧？以至于范仲淹忧心忡忡，对朋友私下说道：“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说得很有道理啊，改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是仁宗皇帝为何这么急促呢？答案也许在后面就会知道。 接到皇帝亲自写的手诏，范仲淹也只能拼了，一个晚上弄完奏章根本不可能，只能连续加班加点。结果后面连续几天，仁宗皇帝跟催命鬼似的，天天催促：“快把改革方案给朕！”终于，在花了数个不眠之夜后，范仲淹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将新政方案提交给了仁宗皇帝，这就是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全文7620字，是一篇很长的锦绣文章。  宋仁宗 文章一开头，范仲淹就写道：伏奉手诏：“兮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得象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并须条例闻奏，副朕拔耀之意”者。臣智不逮人，术不通古，岂足以奉大对。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预闻国事，又诏意丁宁，臣战汗惶怖，曾不获让…… 这份《十事疏》将新政方案总结为十条，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这十条改革内容可以分一下类，第一类就是针对官员采取的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占比例最大；第二类是针对国计民生采取的措施：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三类是针对朝廷和皇帝本人提出的建议：覃恩信、重命令，并无实质性内容。 这十条措施，很多是范仲淹几十年来思想的精华，但是并非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他的原创，因为当时的朝中大臣，很多人都持有和范仲淹同样的观点，都逐渐认清了北宋王朝面临的深层次的社会危机，这才振臂高呼，想通过从里到外的改革，来让国家获得复兴。而范仲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在很多人还对危机看得不是特别清晰、也没有具体的思路之时，就开始以极深的忧患意识开始思考救国之策了。 因此，《十事疏》中列举的改革措施，是集中了朝中股肱之臣众多思想的结晶，是集体的智慧，范仲淹将其总结归纳，作为新政的指导性纲领。如果按照现在的眼光看，其中的很多措施还不完备，需要加以细化。最重要的是，还要充分考虑改革期间的各种负面因素以及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做好应对措施。改革，千万不能只顾头，而不顾尾，改了前面，结果留下一堆无法解决的烂摊子，那就适得其反了。 不幸的是，庆历新政恰恰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对铺天盖地袭来的反面意见和负面影响应对不够，被奸人钻了空子，抓住了把柄，本来很好的改革，最终惨淡收场。十分可惜！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料记载，除了覃恩信和重命令没有以诏书下达的方式实施，修武备和厚农桑都属于朝廷日常必须要做的政务，也就不需要下诏颁布于天下之外，其余六项改革措施，全部以诏书的方式广告天下，开启了新政改革历程。据统计，最先下诏实施的措施是“择官长”，时间是庆历三年(1043年)10月12日；第二个实施的措施是“明黜陟”，时间是庆历三年10月28日；第三个颁布的措施是“抑侥幸”，时间是庆历三年11月19日；第四个发布的改革命令是“限职田”，时间是庆历三年11月28日；第五个颁布的措施是“精贡举”，时间是庆历四年(1044年)3月13日；第六个颁布的措施是“减徭役”，时间是庆历四年5月28日。 对于十条改革措施，其中的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择官长等相关内容，在本书第二章有过充分的论述，就不在本章赘述了。重点阐述一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明黜陟和抑侥幸，这才是《十事疏》中的重中之重，是真正有份量的改革措施，也是直接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两把刀子。  明黜陟，就是改革官员的升迁罢黜制度。这是针对北宋王朝庸官、冗官、贪官数量太多的弊端采取的措施。要想弄明白这项措施为何排在第一位，就要回顾一下北宋王朝文官制度中两项特别受人诟病的不合理制度，一是磨堪制度，二是荫官制度。磨勘制度，是北宋官员的一种升迁制度，文官满三年升迁一级，武官满五年升迁一次，这种制度初看之下并无问题，与如今我们国家实施的官员升迁制度并无太大差别。其实，关键一点是，北宋官员升迁仅凭为官资历，而不是凭借政绩。即使你干的再好，也不会越级提拔，你干的很差，到年头就会自动升职。想想看，这种制度下，谁还会拼死拼活干实事？大都是尸位素餐，吃喝玩乐，混吃等死。这些官员不但自己不干实事，对于像范仲淹这类以天下百姓幸福为己任的官员，一旦干点实事，造福一方，则大加嘲讽挖苦，嫉妒得要死。如果仅仅是嫉妒也就罢了，这些庸官还想尽办法不断排挤、阻扰、打击和陷害干实事的官员。然而，这些官员虽然“愚暗鄙猥”，碌碌无为，却能坐等三年一迁，只要活得时间够长，就能身居公卿之高位。而这些不干事只拿钱的肥差，都被京城官宦子弟长期霸占，虚费国家俸禄，依仗权势，欺压百姓，也不恪守本职。长此以往，“人人因循，不复奋励”。可以想见，北宋王朝的官场风气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范仲淹提出，今后两府的大臣，如果没有大功大善的政绩，不能特加爵命。对于没有这些特殊政绩的官员，取消超规格官职级别，只按照目前担任的本官提供相应待遇。对于地方各级官员，不再按照资历升迁，而是看政绩的大小。如果有特殊才能和做出了特殊的政绩，可以不按照磨勘制度，而进行破格提拔。对于在朝廷中任职的京官，则采取非常严格的磨勘制度加以淘汰。如果这些官宦子弟，愿意承担较为繁重的行政工作，则实施三年磨勘制度；如果愿意在京城听受差遣，则实施五年磨勘制度。这样就激励京城权贵子弟外出担任地方官，知道当官的艰难，体验百姓的疾苦，幡然悔悟者，或许会变成好官。对于其他的“内有事状猥滥，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另行处理。 实际上，这项制度推行的难度超出了想象，虽然仁宗以诏书的形式将该项措施公告天下，但是在新政实施的8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这是因为，第一，范仲淹这条新政的核心直指北宋王朝的制度建设。而制度，是一个王朝的执政的基础。动摇制度，就相当于动摇执政之基，所以不可能推行下去。其二，这条新政得罪了绝大多数官员和权贵子弟，这些人已经结成同盟，掌握着极强的反对力量，有令不行，能奈我何？事实上，这些反对力量不但不执行新政，还联合起来耍阴谋搞掉了实施新政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造成了京官子弟不愿意到地方任职的情况，那就是宋太祖将地方的各种权力全部收到中央，包括财权。地方官员都是派遣制，三年一换，除了州郡最低限度的开销，其余赋税全部收缴到中央。京官子弟在京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惯了，谁还会乐意到毫无油水、也无权力的地方去任职？ 新政颁布期间，朝廷中有官员竟然继续进谏，还是老生常谈，要求皇帝改变官员的磨勘制度，要以才取人，以政绩取人等等。这就足以说明，“明黜陟”这条改革措施，在社会上没有形成任何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到朝廷的官员，颁布的诏书就跟废纸一样，不得不说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北宋荫官制度 所谓“抑侥幸”，主要将矛头直指造成大宋王朝冗官泛滥的“荫官”制度。而“荫官”指的是凭上代功勋不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的官职，这是为了表明皇帝没有忘记老臣的功绩，而做出的收买人心的补偿行为。荫官制度并非北宋朝廷的独创，而是自古就有，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只不过北宋王朝将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已经泛滥成灾。在太祖太宗时代，荫官的数量和次数还很有限。为荫官泛滥负直接责任的是真宗皇帝，到了仁宗时期，更加变本加厉，冗官成了公害，徒耗国库，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赋税负担。荫官泛滥到什么程度？凡是中上级官员，他可以为本家子孙、兄弟、亲戚、朋友、门客、甚至医生无条件补官。一个在朝中担任学士以上的官员，二十年中，就可以让一家子孙二十多人担任京官。凡是遇见皇帝祭祖、祭天、过节等重大庆祝活动，皇帝还会特意赏官，以至于发展到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有官衔。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仁宗年间官员的增加数量，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名臣包拯在一份奏疏中曾经提到，从真宗景德年间到仁宗皇祐初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央官吏增加了一倍多，地方官吏增加了三倍有余。 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等人建议，减少荫官子弟，限制荫官范围，提出各类中上层官员，必须在职年满两年以上，才可以恩荫子弟。这样可以让官员“不为苟且之政，兼抑躁动之心”，不与孤寒争路，避免轻忽郡县，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除了荫官制度之外，“抑侥幸”还将矛头指向了新科进士。在北宋时代，朝廷为了广纳天下贤材，使他们能够进入秘阁，博览群书，继续充实知识，做皇帝的智囊，以备大用。到了仁宗时期，对于一些新科进士，进入馆阁太过容易，往往任职刚满一年，不管水平高低直接就被提拔进馆阁，这样的人，如果学识很差，水平不够，即使身居秘阁，当皇帝的智囊，出的也是馊主意，百害而无一利。而朝廷中两府和中书省、门下省的子弟亲戚获得恩荫者，不管贤肖与否，也进入馆阁担任职务，纯属滥竽充数。因此范仲淹等人建议，进士前三名及第者，还要继续参加考试，分为五等，第一、第二等再由皇帝召试，成绩优异者提拔进馆阁。两府、两省的官员荫官的子弟，一律不准进入馆阁，并委托御史台查验后进行弹劾。如果馆阁缺员，则要求大臣们联名举荐，经过皇帝考察后再授予官职。 这条“抑侥幸”措施一出，直接影响了京官子弟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弹。那些人将范仲淹、富弼等改革官员看作这辈子最大的仇敌，恨得咬牙切齿，跃跃欲试，广泛罗织罪名，必欲除之而后快。 改革之难，在范仲淹这次倡导的新政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必须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必须得罪他们，才能让国家革除积弊，凤凰涅槃。历数几千年来改革成功的实例，都是帝王带头全力以赴进行推行的。春秋时代的管仲改革、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改革，都取得了成功。当然，像商鞅后来被既得利益集团杀掉，也是在改革成功之后，至少死得其所。 然而，中华民族发展到后期，改革却变得越来越艰难。进入近古中世纪北宋时代的第一场改革，就以范仲淹被逐出朝廷、改革派全部被贬斥剿杀得一干二净而偃旗息鼓。这次改革如此短命，仅仅维持了8个月，突然上马，又突然消失，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谜团，让后人困惑不已。那么，就让我们掀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分析一下庆历新政背后隐藏的真相。  章得象 新政改革之策刚实施不久，反对派便开始了疯狂的绝地反攻。如今在朝中担任重要岗位的除了晏殊、章得象和贾昌朝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范仲淹新政的坚定支持者。晏殊属于官场老油条，左右逢源，谨慎存身，谁也不得罪，谈不上是能臣；章得象更是庸才一个，在新政实施期间，不闻不问，毫无作为。当张方平问他对此次新政的看法之时，他说道：“我就像看着一群无知的顽童跳跃玩游戏，没法禁止，等他们撞墙之后就会止步的。而如今他们刚刚迈步，势头正猛呢！”章得象属于典型的明哲保身骑墙派；而贾昌朝在新政后期，摇身一变成了攻击范仲淹最起劲的一位，变脸之快，连变色龙也自愧弗如。  蔡襄 现在，执政的改革派中只剩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等寥寥数人。这些人虽然人单势孤，但是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大权，并且在朝野中的声望极高，反对派们想要轻易撼动他们，也不容易。那么，他们采取何种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呢？只有一种方法最有效，以朋党名义将他们一网打尽！事实证明，仁宗皇帝虽然平庸无能，但是对于朋党，却始终怀有百倍的警惕，反对派这一招屡试不爽，再次击中了仁宗皇帝内心的最隐秘的地方。 其实，在庆历三年(1043年)10月份，新政实施期间，欧阳修担心仁宗被奸臣蛊惑，半途而废，就上疏专门给皇帝打预防针：“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然而，这一针打得并不管用，仁宗还是起了疑心，一旦皇帝起了疑心，范仲淹等人的政治生涯也就要暂时终结了。  夏竦 那么，首先用“朋党”做武器攻击新政的是哪位呢？就是被罢免枢密使之职、贬官到亳州的夏竦。夏竦被一竿子打到了亳州，心中愤怒已极，写了一篇万言书来为自己辩护，结果再次被御史台弹劾，弄得灰头土脸。接连的打击，加上个人名声被毁，夏竦迁怒于范仲淹等革新派，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他不断上疏给皇帝，称范仲淹等人是“朋党”，认为这些人身负大名，一同在朝，如果结成小集团，哪里还有皇帝陛下的好果子吃？这群人抓住了仁宗的命根子，便无休无止地持续攻击改革派。夏竦等反对派由此开启了规模浩大、牵连甚广的“庆历朋党”之争，也同时开启了此后数十年间接连不断的“新旧党争”、“元祐党争”的先河，白白浪费了多少股肱大臣的才华和精力，也将北宋王朝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大伤元气，为亡国埋下了隐患。仁宗皇帝一辈子就害怕朋党颠覆皇权，结果反而是由皇帝和佞臣不断挑起的党争，葬送了北宋大好河山！教训可谓惨痛。  王拱辰 夏竦在朝廷外面用“朋党”做武器向新政猛烈开火，那些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罗织罪名，痛下杀手，出力最多的就是御史中丞王拱辰。这个王拱辰可不是简单人物，他是仁宗天圣八年的新科状元，也是北宋时期有名的诗人，另外，王拱辰和欧阳修是连襟，都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婿，但是两个人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截然不同。欧阳修是革新派，王拱辰是反对派，并且攻击新政不遗余力。在此之前，王拱辰还死命咬住滕子京不放，想陷他于重罪，以至于被仁宗斥之为沽名钓誉。看来，有才能的人要是没有操守，比街头流氓更可怕。 王拱辰在以“朋党”名义开始弹劾行动之前，专门去游说韩琦，希望他能置身事外。宋人笔记中活灵活现描述了王拱辰的丑态，他一边劝说韩琦，一边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告诉韩琦，要像这样才能跳出朋党之外，明哲保身，然而韩琦不为所动。 王拱辰作为马前卒首先从苏舜钦身上开刀，开启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行动。那么，他为何偏偏要找苏舜钦的麻烦呢？因为苏舜钦本人的来头也不小。苏舜钦，字子美，他的祖父苏易简在宋太宗时参知政事。父亲苏耆，官至工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而苏舜钦也是北宋顶尖的大诗人之一，与另一位诗人梅尧臣合称“苏梅”。苏舜钦身为官宦世家，却耻于被荫官，主动参加进士科考试，一举中第，年轻时候就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提倡古文写作，要比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早得多。除此之外，苏舜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枢密使杜衍的女婿。他还是范仲淹的挚友，是宣传和支持新政的得力干将。因此，王拱辰拿苏舜钦开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标直指另一个革新派人物杜衍。  苏舜钦 王拱辰弹劾苏舜钦的罪名是，苏在进奏院祭神时，用卖废纸之钱宴请宾客，还请了妓女来陪酒，和妓女杂坐在一起的还有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 庆历四年(1044年)5月，反对派攻击的炮火越来越厉害，朋党论更是甚嚣尘上，弹劾奏章犹如雪片飞到仁宗案头。即使欧阳修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解释了不是所有的朋党都是祸害国家，以此想说服仁宗，但是丝毫不管用。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感觉到了巨大压力，赶紧上疏辞职，后罢知邠州，而同为参知政事的枢密副使富弼则罢知郓州。庆历新政的两个核心人物先后被罢免，标志着新政已经彻底失败。而担任枢密使的杜衍，后来又担任宰相，结果被同在中书的陈执中诬陷，只在相位上呆了120天，便于庆历四年的6月份致仕回家。陈执中顺理成章当上了宰相。  欧阳修的《朋党论》 由于王拱辰不屈不饶的弹劾，庆历四年(1044年)11月份，时任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和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被除名，后贬官苏州，不久改为湖州刺史，在庆历八年(1048年)去世，享年40岁。王洙也当不成皇帝的老师了，被就地免职。除了苏舜钦和王洙之外，一同被处理、降职或者赶出京城的还有：太常博士兼集贤校理刁约、殿中丞兼集贤校理江休复、殿中丞兼集贤校理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隽、太常丞兼集贤校理章岷、著作郎兼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臻、殿中丞周延让、校书郎兼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缓等人。王拱辰对自己的辉煌战果颇为自豪，大言不惭地说道：“这些人都被我一网打尽了！” 革新派一下子被除名这么多人，韩琦挺身而出劝谏仁宗皇帝：“昨天听说宦官拿着文符，大肆搜捕馆阁的人，朝野上下一片惊骇。苏舜钦等人只不过喝酒过量才犯了这点小错误，怎么能够让有司治罪呢？陛下圣德向来仁厚，为何要这么干？”仁宗皇帝自知理亏，面有愧色，但是依然故我。  韩琦 范仲淹和富弼退保地方之后，反对派仍旧不依不饶，继续罗织罪名，想致他们于死地，甚至还造谣富弼与契丹勾结，犯了叛国大罪。如果任由这些人继续胡说八道，富弼即使有十个脑袋，也会保不住的，因为叛国是死罪，不官你是不是文臣，非杀不可！在这种危急时刻，枢密副使韩琦再次挺身而出，为富弼和范仲淹辩诬，结果仁宗根本不听，韩琦心里忐忑不安，恳求补一个地方官，离开朝廷是非之地。仁宗皇帝没客气，随之罢去了韩琦的枢密副使的职位，加资政殿学士，让他知扬州。 韩琦被罢免之后，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也舍身上疏，言辞激烈，进谏不已，为被贬的革新派据理力争，他的行为引起了反对派的切齿痛恨，便纷纷将炮口转向了欧阳修，大肆罗织罪名，想置他于不义。反对派为了将革新派及其支持者全部清洗掉，各种损招、阴招无所不用其极，多下流的招数都敢用。这次他们罗织了一个“欧阳修与妹夫的女儿私通”的罪名。  欧阳修 要知道，欧阳修美名在外，并且廉洁奉公，他身为谏官，在庆历新政中属于置身事外的人，反对派们无法用朋党罪名扳倒他，思来想去，这帮人便从名誉上面做文章。欧阳修妹夫的女儿(不是其妹所生)张氏，嫁人之后与小奴私通，被告到了开封府，不幸的是，开封府的主管是杨日严，而欧阳修曾经因为谴责杨日严贪渎行为而得罪了此人。杨日严便授意手下编造欧阳修与张氏私通的罪名，想一举扳倒他。幸运的是，处理这件事情的两名官员良心未泯，没敢这么做，而是编造了一个欧阳修用张氏的钱购买宅第的罪名。最终，欧阳修被弹劾贬官到安徽滁州，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  滁州醉翁亭 而夏竦后来再次入主朝廷中枢，便开始了对石介猛烈的报复，即使石介早已经于庆历五年去世，夏竦却造谣说石介是诈死，早已经逃往了契丹，要求剖开石介的棺材以检验真假。夏竦这种报复手段可谓阴毒之极。剖棺验尸对一个正常去世的人是最大的不敬，夏竦坚持这么干，真是恨石介到了极点。面对石介遗体不保的危险，很多人站出来为石介讨还清白，最终还是由几百人签字画押，证明亲眼看到石介确确实实去世并下葬了，这件风波才最终平息了下来。 虎头蛇尾、异常短命的庆历新政就这样无疾而终，甚至在社会上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复杂，那么，就让我们做一下分析，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新政的流产。 第一个原因就与仁宗皇帝有关。从新政开始实施，到落魄收场，仁宗皇帝是左右这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庆历新政是由仁宗发端，但是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扑，这才归于失败。不但后世这么认为，连当时的人都持这种观点，修撰《宋史》的元代丞相脱脱也不例外，他在范仲淹传记里写道：“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实际上，不管既得利益集团多么猖狂，攻击多么狠，只要仁宗皇帝坚决支持改革，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像齐桓公支持管仲，秦孝公支持商鞅就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二十多年后神宗熙宁变法，也是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虽然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那些改革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实实在在让国库充盈了起来。虽然神宗死后，变法被废除，那是因为没有了皇帝支持。而仁宗皇帝自始至终采取虚以委蛇的态度，行事风格特别不正常。先是仓促提议改革，不给范仲淹等人充分的准备时间，在新政推行过程中，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政实行了没几个月，仁宗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朋党指控，就陆续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派，这难道是锐意改革进取的皇帝所该干的事情吗？当韩琦指责他为何因为那些芝麻大的事情罢免官员的时候，他面有愧色，这就充分说明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杜衍 因此，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仁宗的行为，他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愿，他提拔范仲淹等人进入中枢，完全是在做样子，是在堵欧阳修等谏官之口，也是堵悠悠天下人之口。因为范仲淹在边关取得了那么大的功绩，人气爆棚，众望所归，天下的百姓都翘首期盼范仲淹能够在朝中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大宋王朝带来新气象，而仁宗只给了范仲淹一个枢密副使之职，这怎么能行？谏官不断上疏，天下拭目以待，仁宗皇帝在这双重的压力下，难道就不表示一下帝王之雅量吗？即使他从内心深处不喜欢范仲淹，因为这个人当谏官之时不止一次得罪他，他也要有所表示。好吧，那就让范仲淹参知政事，但绝不会让他干得那么舒服。所以，随后一系列反常现象上演，范仲淹等人被折腾得七荤八素，最后承受不住压力，纷纷辞职逃到地方避难。如今，仁宗一箭双雕，既堵住了众人之口，也再次贬斥了范仲淹，而任何人都说不出反驳的理由。当然，上述这些分析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只有这么分析，才能解释新政期间的反常现象。 宋人魏泰的笔记《碧云騢》和正史《宋史》中有两条史料可以作为佐证。前者记载仁宗皇帝让范仲淹以密札形式将新政的改革方案提交给他，仁宗看完后，冷冷一笑：“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罢了。”而在《宋史·仁宗本纪》中，则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只字未提。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上述分析的另一个佐证。那就是仁宗在位期间，担任宰相的人和担任谏官的人都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很多时候，双方意见相左，谏官可以随意弹劾宰相，而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谏官和宰相沆瀣一气，对皇帝本人不利。但是，在新政开始的时候，仁宗却一反常态，安排的宰相是晏殊和贾昌朝，副宰相是范仲淹、韩琦和富弼，谏官是欧阳修和余靖，除了晏殊和贾昌朝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支持新政改革的人，这么安排也有点不正常。很快，过了没几个月，仁宗在谏官里安排了与新政唱反调的打手王拱辰，经过他的手，支持改革派被收拾得七零八落，而仁宗皇帝却不发一言，只作壁上观。 第二个原因就是新政改革触及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派们还没学会游泳，就一个猛子扎进了深水区，不出事才怪呢！选官和荫官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这是北宋王朝得以正常运转的根基，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除非有壮士断腕的决绝，彻底更新既有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些痼疾，否则只是痴心妄想。而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改革派们也没那么大的觉悟，根本无法办到。与之对比，二十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则根本未触及政治制度，只是一场经济改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充实国库，所以推行起来容易得多。我们可以对照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就一目了然，“青苗、保甲、募役、均税、市易、均输、裁兵、农田水利”，都和官员的任免和选拔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推测，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失败，也让王安石吸取了教训。 第三个原因，新政上马极为仓促，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分步实施措施，很多还停留在概念层面，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对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对于后续承接没有可行的方案。比如，择官长这个措施很不错，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但是，这些人淘汰之后怎么安排？直接把人家赶回家？让人家从天堂掉进地狱，家族老小几十口上街要饭？这明显不可行，也不人性化。 第四个原因，才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疯狂反扑、撕咬改革派，这是表面原因。说实话，把别人逼得都活不下去了，他们能不狗急跳墙吗？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北宋忧国忧民的顶尖人才实行改革的一次尝试，即使存在诸多缺点，也不能抹杀其积极一面。这场新政改革意义重大，也是范仲淹几十年来思考总结的治国纲领的一次实践。让我们知道了，即使在最平庸无能的皇帝统治下，也有那么多的能人志士，在为国家的未来奔走呼号，在为民族的兴衰摇旗呐喊，在为百姓的幸福鞠躬尽瘁，在为国家的兴旺发达呕心沥血！ (本文选自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仲淹的教育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